《妇产科规培历险记》石韫玉而山辉

13、无期徒刑 这篇也是关

　　这篇也是关于一个卵巢癌的年轻患者，虽然只见过她一次，但至今印象深刻。
　　这天早晨新入的病人特别多，她就是在一片嘈杂混乱的人群中走入了我的视线——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见到她的第一眼我脑海中闪过的就是这句红楼梦中曹公对黛玉的描写。她脸色苍白，未施粉黛却也美得动人心悬，说起话来泪光点点，娇喘微微，活脱脱林黛玉转世。但我实在没想到，这病美人的命运，却也随了那书中人物。
　　“你好，我是穆医生。”我走到她面前，低头看了一眼病历本上的名字，“苏珊？”
　　她小心翼翼的点点头，冲我微微弯了弯嘴角。
　　我引她到办公室坐下，照例开始问诊。姓名、年龄、住址、主诉，前面几项她都回答得还算流利，但问到既往病史的时候，她的话开始变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我以前……做过手术的。”她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像是在回忆什么遥远的事情，“三年前，胆上面长了个东西，切掉了。”
　　“胆囊癌？”我翻看她带来的那沓皱巴巴的病历，上面赫然写着“胆囊癌根治术”。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又陷入了沉默。
　　“术后化疗了吗？”我继续问。
　　她摇摇头，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为什么不化疗？”我放下笔，看着她。虽然我不是外科专业的研究生，但我清晰记得本科课本里说过，胆囊癌是个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她垂下眼睛，浓密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心里隐隐猜到了原因，但没有追问，继续往下问诊。问到婚育史的时候，她说她十五岁结的婚，十六岁生了一个女儿。十六岁，还是应该坐在教室里为一道数学题皱眉的年纪，她却已经成了母亲。
　　“家属呢？”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有人陪她来。
　　“我自己来的。”她说。
　　“你丈夫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他在家，不方便来。”
　　我没再多问，看了看她的B超结果，随后心里沉了一下——右侧附件区一个约10×10厘米的囊实性包块，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血流信号丰富，盆腔有少量积液。超声报告上写着：考虑卵巢恶性肿瘤。
　　“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看着她，“你能不能让你丈夫来一趟？”
　　“他来不了。”她摇摇头，声音依旧软软的。
　　“那父母呢？或者兄弟姐妹？”
　　“都在贵州，太远了，来不了。”
　　“那让女儿来签吧。”我说，“不过需要成年直系亲属。”
　　她忽然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我女儿十八岁了，可以签。”
　　住院手续办好之后，我给她开了术前检查。血常规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又是一惊——血红蛋白只有52g/L，属于重度贫血。凝血功能也有轻度异常，血小板偏低。这样的身体条件上手术台，术中出血风险极高，必须备血。
　　我拿着化验单走进病房，她正靠在床头，手里捧着一杯热水，眼神又飘向了窗外。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她苍白的脸上，她整个人看起来几乎是透明的。
　　“苏女士，你的血色素很低，术前需要输血纠正贫血。”我坐在床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另外，手术中出血的风险比较大，我们需要备血，需要家属去血站做互助献血。”
　　“互助献血？”她眨眨眼，显然没听懂这个词。
　　“就是让你的家属去血站献血，血站会根据献血量优先给你调配手术用血。”我解释道，“这是为了确保手术中万一需要输血，血源能有保障。”
　　她听完，原本还算平静的表情忽然垮了下来。她低下头，两只手紧紧攥着被子的边缘，指节发白，肩膀开始微微颤抖。
　　“我……我女儿要在家照顾她爸爸，她来不了。”她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奈，“我……我找不到别人。”
　　“你家还有别的亲戚在本地吗？朋友、邻居也行。”我尽量帮她想办法。
　　她摇摇头，眼泪无声地滑下来，一滴一滴落在被子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她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脸，但眼泪像是决了堤的水，怎么也止不住。
　　后来我也不知道她怎样找到了互助献血的人，但好歹是顺利达到了手术的标准。
　　术前谈话那天，只有她们年轻的母女俩个在场。手术那天，我没有见到她女儿。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高位截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人24小时照顾。这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承担起了一个家庭的全部重担——照顾瘫痪的父亲，打零工，还要挂念着躺在手术台上的母亲。
　　手术由组里的主任主刀，我当二助。腹腔镜进去之后，屏幕上显示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双侧卵巢已经完全被肿瘤侵蚀，呈菜花样外生，盆腹腔腹膜上星星点点地布满了粟粒状的种植结节，大网膜也已经被侵犯，增厚、僵硬，像一块被揉皱的抹布。
　　“卵巢癌IV期，盆腹腔广泛转移。”主任的声音从口罩后面传出来，沉沉的，“准备做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
　　手术进行了将近六个小时。切除双侧附件、子宫、大网膜，清扫盆腔淋巴结，处理腹膜上的种植灶，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由于她之前做过剖宫产和胆囊癌手术，盆腹腔粘连得很严重，组织脆弱得像豆腐，稍一用力就会渗血，但好在术前备血充足，输血及时，生命体征还算平稳。
　　手术结束的时候，我看着她腹腔里那些被切除的脏器，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在十五岁嫁人、十六岁生子、丈夫瘫痪、独自撑起一个家之后，又先后被胆囊癌和卵巢癌击中。她的人生像是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小船，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地打过来，她拼尽全力才没有翻船，可那艘船，早已千疮百孔。
　　术后，她被送回了病房。我去查房的时候，看到她床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大姐，约莫五十多岁，皮肤黝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正在用毛巾给她擦脸。
　　“你是家属？”我问。
　　“我是她邻居。”大姐放下毛巾，冲我笑了笑，“她女儿在家照顾她男人，走不开，托我来照顾她。她晚上下了班会过来看一眼。”
　　我点点头，心里又是一酸。丈夫瘫痪、女儿年幼、自己身患重病，这个家唯一能依靠的，竟然是一个邻居。
　　术后第三天，苏珊的精神状态好了一些。我去查房的时候，她正靠在床头，那个邻居大姐一勺一勺地喂她喝粥。她看到我，又露出那种淡淡的、怯怯的笑容。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她入院那天我问她“为什么不化疗”时她的沉默。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那沉默背后的含义。胆囊癌术后，医生让她化疗，她没有去。不是因为不信任医生，不是因为怕化疗痛苦，而是因为——化疗需要钱，需要人陪护，需要耽误时间照顾家庭。而她的丈夫瘫痪在床，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有每月几百块的低保和丈夫的工伤补偿金。几百块钱，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哪里还有余钱去化疗？
　　她不是不遵医嘱，她是遵不起。三年后，癌细胞卷土重来，这次是卵巢。她依然没有选择——不是她不想治，而是她没有治的底气。生病对她来说，不仅是对身体的摧毁，更是对那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的最后一击。
　　术后第五天，她女儿终于来了。那天傍晚，我值夜班，正在办公室写病历，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正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苹果。
　　她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但那双眼睛却格外沉稳，沉稳得不像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她看到我，有些局促地笑了笑：“医生，我来看看我妈。”
　　“进去吧，刚给她换完药，现在醒着呢。”我说。
　　她推门进去，病房里传来苏珊惊喜的声音：“你怎么来了？你爸谁照顾？”
　　“我让隔壁王姨帮忙看着呢，一会儿就回去。”女孩的声音清脆而温柔，“妈，我给你削个苹果吃。”
　　我站在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那个女孩坐在床边，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小心翼翼地削着苹果皮。苏珊靠在床头，伸手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嘴角挂着笑，眼里却闪着泪光。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鼻子酸得厉害。这个十八岁的女孩，本该在教室里读书、在操场上奔跑、在宿舍里和同学聊着少年的心事，可她却要照顾瘫痪的父亲，挂念重病的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比同龄人早了十年长大。
　　而那苏珊，她的人生，从十五岁开始就被套上了层层枷锁——早婚、早育、丈夫瘫痪、贫困、癌症。她像一棵生长在石缝里的草，被风吹、被雨打、被石头压，却还在拼命地往上长，只为了给女儿争取一点阳光。
　　术后第八天，苏珊出院了。邻居大姐帮她拎着那个帆布包，她拄着走廊的扶手，一步一步慢慢往外走。
　　走到护士站的时候，她停下来，冲我笑了笑：“穆医生，我回家了。”
　　“嗯，路上小心。”我说，“记得按时复查，按时化疗。”
　　她点点头，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闪烁。我知道，她可能还是不会去化疗。不是不想，而是活不起。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我站在那里，脑袋里装着教材里所有的诊疗规范和指南，但面对她，却觉得无能为力。或许我能治她的卵巢癌，至少能在手术台上把看得见的病灶都切干净。但我治不好她的贫穷，治不好她十五岁就被迫嫁人的命运，治不好她丈夫瘫痪在床的绝望，治不好这个社会最底层那些千疮百孔的生活。
　　我忽然想起实习时一位老师说过的话：“医学是有限的，我们能治好的病，只是所有疾病中的一小部分。而贫穷，是比癌症更顽固的绝症。”从前我不太理解这句话，觉得医生治病救人，跟贫穷有什么关系？但今天，我忽然懂了。贫穷不是一种病，但它会让所有的病都变得更难治。
　　窗外，夜幕降临。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在这千千万万个故事里，不知道有多少个像苏珊一样的人，正在黑暗中无声地挣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