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规培历险记》石韫玉而山辉

12、向阳而生 妇科有一群

　　妇科有一群定期来住院化疗的卵巢恶性肿瘤病人，最年轻的有二十多岁，最老的有八十多岁。她们每个人背后都有特殊的故事，如今想要一一记叙，却发现篇幅长到无从下笔。众所周知，卵巢癌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的恶性肿瘤，一般发现即是晚期，剩下的时间就是无尽的化疗和复查，甚至二次手术。规培的三年期间，我也见过许多卵巢癌的病人从发病到手术，再到化疗，从满头头发到戴着帽子或顶着光头来医院，我也曾在夜班经历过卵巢癌患者生命后期痛苦地离世。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在疾病面前，无论从前多么意气风发的人都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我不太想写这一篇，因为这些带给我的都是一些心力交瘁和揪心的回忆，所以这篇写起来或许有些语无伦次，也请各位看官谅解。
　　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叫向阳的姐姐，当然是化名。向阳是我给她在这篇回忆录里取的名字，比她原名“招娣”好听许多。向阳36岁，但听同组规培的师姐说，她可是咱们科的老人了，比科里所有规培生都来得早，我数了数，她至少已经来了5-6年了。
　　向阳第一次来妇科住院的时候，我还没到这规培。后来听师姐们说，那时候她瘦得像一把柴火，脸色蜡黄，病号服挂在她身上空荡荡的，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
　　她身边跟着婆婆和丈夫，那两个人看起来比她壮实得多，说话的声音也大得多。
　　“你们就是想骗钱！什么绒不绒癌的，不就是流产后没养好？喝点中药调理调理就行了，打什么化疗？化疗把人打坏了怎么办？”
　　这是她婆婆的原话。师姐学着那个河南口音说给我听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愤怒：“你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吗？她男人站在旁边，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就那么低着头看手机，好像病床上躺着的不是他老婆，是个牲口。”
　　后来向阳被婆婆拽走了，带回了家。再次见到向阳，是一年多以后了。
　　那天我值白班，正趴在电脑前补病程，护士站打来电话说门诊转上来一个绒癌的病人，让我去接一下。
　　我拿着病历夹子走到护士站，看到一个女人背着一个脏兮兮的登山包，风尘仆仆的，独自站在护士站前面。她穿着深色的碎花棉袄，头发有些干枯，用一个黑色的皮筋松松地扎在脑后，整个人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凸起，眼窝凹陷，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你好，我是穆医生。”我走过去，“你是X招娣？”
　　“对，是我。”她冲我笑了笑，露出一排发黑的牙齿，“穆医生，我来住院，我要打化疗。”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她是第一次一个人来的。没有婆婆，没有丈夫，连个帮她拎包的亲戚都没有。
　　再后来，我才从师姐们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拼凑出了她的故事。
　　向阳出生在河南的农村，名叫招娣。
　　X招娣。这个名字像是她一生命运的注脚——她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招”来一个弟弟。
　　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大姐叫盼娣，二姐叫念娣，她叫招娣。后来她又有了两个妹妹，分别叫引娣和来娣。直到第六胎，她妈终于生了个儿子。在那个靠种地为生的家庭里，吃饭是要排队的——耀祖先吃，然后是爹，然后是娘，然后才轮到几个闺女。到了招娣这里，常常只剩下半碗稀粥和一筷子咸菜。
　　但招娣很聪明。村里的小学老师不止一次跟她爹说，你家三丫头是个读书的料，好好供，将来能考上大学。她爹听了，嘴上嗯嗯啊啊地应着，转头就把老师的话当了耳旁风。在她爹眼里，闺女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将来还不是要嫁人？花那个冤枉钱，还不如省下来给耀祖攒着，将来娶媳妇用。
　　但招娣不甘心，她偷偷去镇上找初中的老师，问能不能减免学费，她可以帮学校打扫卫生。老师心软，答应了。于是招娣就这样一边扫地一边读完了初中，成绩始终是年级前十。
　　中考那年，她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当她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回家时，她爹只是瞥了一眼，随手把通知书扔在了灶台上。
　　“家里没钱，供不起你。你大姐二姐都出去打工了，你也该懂事了。”
　　招娣站在灶台前，看着那张通知书被灶火的热气熏得微微卷起，上面的字迹慢慢变得模糊。她没有哭，只是小心翼翼地把通知书收起来，压在了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她躺在木板床上，隔着薄薄的墙壁，听到她爹在隔壁屋里跟她娘说话：“耀祖明年该上小学了，镇上的学校好，得攒点钱。三丫头不小了，让她去城里找个活干，一个月也能挣个千把块。”
　　她娘说：“她成绩好，不让她上高中，可惜了。”
　　她爹哼了一声：“可惜什么可惜，闺女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将来还不是便宜了别人家？”
　　十八岁那年，村里的媒婆上了门，说隔壁村有个小伙子，家里条件不错，爹是包工头，在城里有一套房。她爹一听，眼睛亮了，连声说好。招娣见过那个小伙子一面，比她大六岁，初中没毕业就跟着他爹干工地，说话粗声粗气，但看起来不算坏。
　　“就他吧，别挑了，人家条件好，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她爹说。
　　招娣没说话，她知道自己没有挑的资格。在这个家里，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做不了主，又怎么能做主自己的婚姻？
　　十九岁那年，她嫁了。彩礼十万，一分没给她留，全被她爹拿去给耀祖买了电脑和电动车。她娘偷偷塞给她两千块钱，说这是她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让她到了婆家别太寒酸，被人看不起。
　　招娣攥着那两千块钱，在花轿上哭了一路。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哭自己没上成的高中，哭那个永远回不去的课堂，还是哭这个她从没选择过的人生？
　　婚后第一年，她生了一个女儿。
　　婆家人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婆婆抱着孩子看了一眼，撇了撇嘴：“是个闺女，还得再生。”
　　月子里，婆婆没有伺候她一天。她男人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回来倒头就睡，她刀口还没长好就要爬起来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刀口感染了，发着烧，她跟婆婆说想去医院看看，婆婆说：“矫情什么？我生完孩子三天就下地干活了，也没见死。”
　　她咬着牙挺了过来。
　　女儿一岁、两岁、三岁，她的肚子再没有动静。婆婆开始急了，先是去庙里求签，然后去镇上找老中医开药，再后来，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偏方，黑乎乎的一碗药汤，闻着就想吐，逼着她一天三顿往下灌。
　　“这是花了大价钱找来的，喝了就能生儿子。”婆婆把碗往她面前一放，语气不容置疑。
　　她喝了大半年，喝到胃疼、拉肚子、脸上长满了疹子，肚子还是没动静。婆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男人的话也越来越少，有时候一连几天不跟她说一句话。
　　2018年，她终于又怀孕了。
　　婆婆高兴坏了，逢人就说这回肯定是孙子，她儿子的“种”她知道。向阳也高兴，她以为自己终于能在这个家里抬起头来了，以为生了儿子就能让婆婆满意、让丈夫正眼看她一眼。
　　但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流产了。流产后她没有去医院，婆婆说流产不吉利，去医院会被别人笑话，在家躺着就行。她躺在那个阴暗的房间里，听着外面婆婆和邻居大声说笑，眼泪无声地淌进枕头里。
　　2020年，她又怀孕了。
　　这一次，婆婆格外小心，不让她干重活，还破天荒地给她炖了次鸡汤。但怀孕五个月的时候，B超查出来胎儿有严重的畸形，就算生下来也活不了。医生建议引产，婆婆当场就翻脸了，在B超室里指着医生的鼻子骂：“你们就想骗钱！我儿子当年在我肚子里也是这样，生下来胳膊腿好好的，哪有什么畸形？”
　　但这次，向阳没有听她的。
　　她自己是偷偷跑到县医院做的引产。引产那天，她是一个人去的，一个人躺在产床上，一个人忍受着比生孩子还疼的宫缩，一个人看着那个小小的、畸形的胎儿被取出来，一个人哭到失声。
　　引产之后，她没怎么出血，但HCG一直降不下来。医生让她复查，查来查去，最终确诊了——绒癌。
　　绒癌，全称绒毛膜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滋养细胞肿瘤，多见于葡萄胎、流产或足月分娩之后。如果及时规范治疗，治愈率很高；但如果拖延，它会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沿着血管扩散到全身——肺、肝、脾、脑，无处不在。
　　医生告诉她，需要化疗。她还没说话，身边的婆婆先炸了：“化疗？你以为我没念过书？化疗就是毒药！化疗完了人就不中用了，还能生孩子吗？你别听他们的，回家，妈给你找好大夫，喝中药，调理调理就好了。”
　　向阳看向自己的丈夫。那个男人站在病房门口，双手插在裤兜里，眼神飘忽地看着窗外，始终没有转过头来看她一眼。
　　她忽然明白了。在这个家里，她只是一个生育工具。工具坏了，修一修还能用，但如果修起来太贵，那就换一个。没有人关心她疼不疼，没有人关心她能不能活，他们只关心她还能不能生。
　　回到家后，婆婆果然找来了“好大夫”——一个住在山里的神婆，据说能通灵，能治百病。神婆在她家堂屋里摆上香炉，烧了黄纸，嘴里念念有词，然后从一个脏兮兮的坛子里舀出一碗黑绿色的液体，说这是“神药”，喝了百病全消。
　　向阳喝了一年多。那“神药”不知道是用什么熬的，味道又苦又腥，每次喝完都恶心想吐。但婆婆在旁边盯着，她不敢不喝。
　　一年后，她停经了两个月。婆婆喜出望外，以为她终于又怀上了，兴冲冲地带着她来医院检查。
　　B超探头在她肚子上滑来滑去，超声医生的表情越来越凝重。最后，医生放下探头，看着她说：“你的子宫里没有胎儿，但是你的绒癌已经转移到肝脏、肺脏和脾脏了。”
　　那一刻，向阳说她心里很平静，连哭都没力气了。她平静地问医生：“还有救吗？”
　　医生说：“有，但需要尽快规范治疗，再拖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当天晚上回到家，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婆婆和丈夫。婆婆的反应是愤怒：“治？手术费治疗费十几万，你值这么多吗？我说了那神药管用，你才喝了一年多，再喝两年说不定就好了！”
　　她看向丈夫，丈夫还是那样，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头也不抬。她忽然觉得好笑，她嫁给他十几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流过两次产，如今得了癌症，他却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她。
　　“我要离婚。”她说。
　　丈夫终于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不是惊讶，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行，离就离，孩子你带走，我这边没法要。”
　　婆婆在旁边补了一句：“抚养费我们可不出，你要带走就自己养。”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终于明白，在这个家里，她连一件家具都不如——家具好歹还有个地方摆着，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好，我自己养。”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没有什么财产纠纷，因为本来就没什么财产。房子是公公的名字，家里的存款她一分没见着，她带着女儿，只拿了寥寥几件换洗衣裳，就离开了那个住了十几年的地方。
　　她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一个月三百块，没有独立卫生间，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但胜在离医院近，走去化疗只要十分钟。
　　女儿今年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很懂事。每天早晨，向阳把她送到学校门口，然后骑上那辆二手电动车，打开外卖软件，开始接单。
　　送外卖的活是她自己找的。化疗的间隙，她有力气的时候就多跑几单，没力气的时候就在家躺着。有时候化疗刚结束那几天，她连下床都困难，但还是硬撑着爬起来去接女儿放学。女儿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妈妈有点累了。
　　她每个月28号来住院，算好时间，化疗完正好是月底，方便她规划下个月的生活费。医护们时间长了也熟络了，每次都会心照不宣地给她留出走廊尽头那张加床——那张床最便宜。
　　有一次她来住院，卸下那个帆布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橘子，硬塞到我手里：“穆医生，上次你帮我给社区写了补助申请，我记着呢，这几个橘子你拿着吃。”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那橘子皮有些皱了，但很甜，但甜得我鼻子有点发酸。
　　那天下午不太忙，我趁写病历的间隙跟她聊了一会儿。她坐在病床上，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毛衣，手里捧着一杯热水，跟我说起她上次送外卖的事。
　　“那天晚上下大雨，我接了一个火锅店的单，骑到半路的时候，一个坑没看见，车子一颠，袋子歪了，汤洒出来一半。”她比划着，脸上的表情既懊恼又无奈，“我心想完了，这单肯定要挨差评了，说不定还得赔钱。结果到了地方，那个小姑娘开门一看，第一句话是：‘姐，你没事吧？烫到没有？’”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
　　“我赶紧说没事没事，就是汤洒了，我赔你钱吧。她说不用不用，汤洒了就洒了，人没事就行。还转身进去拿了瓶矿泉水给我，说姐你辛苦了，注意安全。”
　　她顿了顿，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杯子，声音轻了几分：“穆医生，你知道吗，那天我站在她家门口，差点哭出来。我活了三十多年，好像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烫到没有’。”
　　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但我的眼眶却红了。
　　还有一次，是暑假，她带着女儿一起来医院。小女孩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校服，乖乖地坐在妈妈床边看书。向阳一看到我，就招手让我过去，脸上笑得像一朵花。
　　“穆医生，我闺女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她说着，从女儿手里拿过一本笔记本，“你看，老师奖励的，厚厚一摞呢！”
　　小女孩有些不好意思，低着头看她妈妈，嘴角却藏不住笑。向阳摸了摸她的头，骄傲地说：“我闺女跟我一样，脑子好使，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她说“考上大学”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她没上成的学，她女儿一定会替她上；她没活出来的人生，她女儿一定会替她活出来。
　　后来，她攒够了手术费。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攒的，大概是一单一单外卖跑出来的，是一块一块钱省下来的。她来住院的时候，跟我说：“穆医生，我终于要做手术了，能把那些转移灶全切掉啦。”
　　后来手术很顺利，术后她恢复得比我们预想的都要快。大概是被生活反复碾压过的人，身体的韧性也异于常人吧。
　　术后复查一次比一次好。等我的规培生涯结束，离开这家医院的时候，她的病情已经得到了理想的控制，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些肉。
　　后来我也时长和朋友说起她，但我都叫她向阳，而不是她的本名招娣。那个名字，是她原生家庭给她套上的第一道枷锁。她的人生从出生那一刻就被定义为一个“招来弟弟”的工具。然后她嫁人了，以为能逃离一个牢笼，却只是走进了另一个。婆家给她套上了第二道枷锁——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生不出儿子，就是她的错；她生病了，却连治疗的权利都没有。她的子宫不属于她自己，她的身体不属于她自己，她的命也不属于她自己。
　　她的原生家庭不看好她，因为在那个重男轻女的逻辑里，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是生是死都与娘家无关。她的婆家抛弃了她，因为在她失去生育能力的那一刻，她作为“工具”的价值就已经消失了。
　　但好在，她没有放弃自己。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她出生在一个不那么重男轻女的家庭，如果她父亲愿意让她继续读书，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人生没有如果。那些人、那些事给她的伤害，就像那些转移灶一样长满了她的身体，但她没有放弃自己，她坚定地走进了手术室，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切除了。
　　来路或许满是荆棘，但向阳而生的那颗心，终究为她开出了花。愿每一个被漠视、被伤害、被抛弃的人，都能够把爱留给自己，勇敢向阳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