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场不等人》Smilingfish

9、沉没 半年后

　　半年后

　　城中村的早晨开始的比城市早很多。

　　早上六点半，天还蒙蒙亮。隔断间那面墙的另一头准时响起电热水壶烧水的声音。水烧开之后是一段长达十五分钟的抖音外放，音量开到最大，每一个魔性的笑声都像是有人拿指甲在刮墙皮。

　　隔壁那对夫妻的例行争吵，吵什么听不清，但声调是一天比一天高的。然后是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有人穿着拖鞋去公共卫生间洗漱，有人在走廊里打电话，有人在大声训斥孩子把书包落家里了。

　　我在这片嘈杂里被迫睁开了眼睛。

　　天花板很低，低到站在床上伸手就能摸到。墙角有一块去年夏天漏雨留下的水渍，盯着那个形状久了，发觉它像一个被压扁的省份地图，没事的时候我查过，有点像贵州省。天花板上原本有一盏日光灯，我搬进来的第一个星期灯管就坏了，房东说会来换，半年了还没来。我也懒得催，现在用的是从拼多多上买的落地灯，十二块八包邮，灯罩是塑料的，开久了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焦味。

　　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我等着身体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这个过程最近变得越来越长，有时候要坐十几分钟才能让四肢听从大脑的指令。林之意如果在的话大概会说这是抑郁症状，让我去看医生。还好，她现在不在，没有人会说什么。

　　我站起来，从床头拿了一件棉衣披上。十二月的广州不算冷，但这间屋子朝北，常年晒不到太阳，冬天的时候比室外还阴。我租这里的时候是七月，觉得便宜，没想到冬天会这么难熬。房东倒是诚实，签合同的时候就说了——“这屋子冬凉夏暖，你一个女孩子家，撑不过一个冬天别来找我退押金。”

　　我撑过了一个冬天。然后又撑过了第二个。

　　房子在城中村的深处，从巷口走进来要拐四个弯，每个弯都有一家麻将馆。白天卷帘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来哗啦啦的洗牌声和浓烈的烟味；晚上卷帘门关上了，麻将声从门缝里漏出来，混着啤酒瓶倒地的声响，一直响到凌晨两三点。巷子的地面永远是湿的，不知道是从哪家店里流出来的水，混着烂菜叶子和塑料袋，踩上去发出黏腻的声音。

　　这个房间大概八平米，放了一张单人床、一张折叠桌、一把塑料椅子和一个布衣柜。布衣柜的拉链坏了，我用一根鞋带把开口绑起来，要拿衣服的时候就得解开鞋带再系上，每次都像在拆炸弹。折叠桌上摆着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右上角有一条竖着的坏线，显示什么都是花的。

　　电脑旁边是一个深棕色的骨灰盒。

　　我在骨灰盒前面放了一个苹果。前天买的，已经开始皱了，果皮上出现了几道干瘪的纹路。看了那个苹果几秒钟，我伸手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咬了一口。

　　“别浪费。”我对着骨灰盒说了一句。

　　然后打开电脑，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我现在的工作是翻译。不是那种高大上的同声传译或者文学翻译，只是在一个自由职业平台上接一些零散的活儿——德国进口设备的说明书、英文期刊论文的摘要、跨境电商的产品描述。“这款无线蓝牙耳机采用最新5.3芯片，续航长达36小时”——她把这种句子从英文翻成中文，再从中文翻成英文，每条八毛钱。平台抽成百分之二十，到手六毛四。

　　我已经做得很熟练了。读一遍原文，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一阵，检查一遍，提交。不到三十秒一条，一个小时能做一百多条，赚六七十块钱。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两三百，够我活一个星期。

　　过往那个坐在伦敦办公室里，敲着键盘，改采访提纲的陈朗穿着衬衫，画着淡妆，一条采访就火爆全网。现在，这个坐在城中村隔断间里、穿着起球的棉衣、对着屏幕敲“本产品采用环保材料无毒无味”的陈朗。纵然长着一模一样的脸，但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至少我内心希望不是。至少，现在这个陈朗会有空回哥哥的邮件。

　　突然，门被敲响了。准确来说是用拳头砸，震得门板上的灰扑簌簌地往下掉。这种砸法只有一个人。

　　“陈朗！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是林之意。

　　我把电脑合上，站起来开门。门一开，林知意裹着一身冷风冲进来，手里拎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袋子上印着超市的名字。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领口露出一截高领毛衣的边，头发剪短了，整个人看起来干练又利落。她站在这间八平米的屋子里，像是一颗不小心滚进煤堆里的珍珠，和周围所有的东西都格格不入。

　　“你又不接电话。”林之意把塑料袋往折叠桌上一放，桌子晃了两下，我伸手扶了一把才没倒。林之意看了那张桌子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她每个月都来。第一次来的时候说了很多话，劝我去看心理医生，劝我重新找工作，劝我搬出去，劝我联系以前的同学和导师。第二次来的时候还是说了很多话，内容和第一次差不多，但语气已经从劝说变成了恳求。第三次来的时候话变少了，只是坐在那里帮我收拾屋子，把堆了好几天的外卖盒子装进垃圾袋里拎出去。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她的话越来越少，带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超市买的菜、水果、牛奶、方便面、暖宝宝、电热毯。她只是把东西放下，坐一会儿，然后走。

　　我知道她在等我好起来。但我不确定“好起来”是什么意思。我每天都能正常地起床、吃饭、工作、睡觉。从公寓里搬出来，从北京跨越一千多公里来到广州，我没有想死，只是不想再活成任何其他人想要的样子。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分得很清楚。

　　“你的暖气呢？”林之意环顾了一下屋子，“上个月不是给你买了个小太阳吗？”在我到广州后不久，林之意也跟男朋友一起常驻广州了。

　　“坏了。”

　　“坏了你不跟我说？”

　　“没必要。不冷。”

　　林之意伸手摸了摸我的手背。那只手冰凉，指节处的皮肤干裂发红，有几道细小的血口子。“这叫不冷？”她把手抽回来，声音拔高了半度，然后很快又压了回去。她深吸一口气，走到布衣柜前面，弯下腰解那个鞋带。解开鞋带之后她拉开衣柜的拉链，往里看了看，然后转过身来。

　　“你冬天的衣服呢？”

　　“穿着呢。”

　　“除了身上这件。”

　　我想了想。“没了。那件呢大衣太厚，穿不上。”

　　林之意看着我。那件黑色薄呢大衣是我从伦敦穿回来的，确实太厚了，广州的冬天穿不上，挂在那间布衣柜最里面，用一件旧T恤罩着。但林之意看的不只是那件大衣。她看的是这个衣柜里所有的东西——几件叠得整整齐齐但已经洗到发白的T恤，两条牛仔裤，一件起球的毛衣，一套睡衣。这就是我全部的衣服了。半年前从伦敦回来的时候拖了两个大箱子，那些东西现在大半都不见了。不是扔了，就是卖了。修改完成的采访稿、评论文章也一张没留，直接打包当废品论斤卖了。

　　“你瘦了多少？”林之意忽然问。

　　“不知道。没称过。”

　　“你下巴都快尖成锥子了。你脸上——”林之意的话卡在嗓子里。她看到了我放在桌边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东西——一个空的泡面碗，一双一次性筷子，还有半袋榨菜。这是下午三点的光景，我的午饭是一碗泡面加半袋榨菜。也许也是早饭。

　　我把泡面碗拿起来放进水槽里。水槽就是房间角落里的一个塑料盆，旁边放着一桶洗衣液和一个漱口杯。洗菜、洗碗、洗脸、洗衣服，都在这个盆里。洗澡要去楼下的公共浴室，一次两块钱，我每两天去一次。

　　“之意，”我关掉水龙头，转过身来靠在墙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你不用每个月都来。我没事了。”

　　“你管这叫没事？”

　　“我还活着。”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甚至还动了一下——不是微笑，只是嘴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但林之意看到那个表情的时候，心里比看到我哭还难受。因为她知道我是真的觉得“没死”就等于“没事”。不是在逞强，只是把活着的标准降到了一个任何人都觉得离谱的程度，然后心安理得地在这个标准下面活着。

　　林之意走后，房间又安静下来。外面的麻将馆开始热闹了，卷帘门被拉上去，洗牌声和吆喝声从巷子口一直传到巷子尾。有人在楼下喊谁的名字，喊了几声没回应，就开始骂骂咧咧。隔壁那对夫妻又开始吵了，今天的内容似乎是关于钱，男人的声音又高又尖，女人的声音又低又狠，两个声音在薄薄的一层隔板后面你来我往，像是两把互相砍杀的生锈的刀。

　　我坐在床上，背靠着墙，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光标在一段产品描述后面一闪一闪的——“This smart watch features a 1.8-inch AMOLED display...”盯着那段英文看了大概三分钟，一个字都没翻。

　　我的注意力又飘走了。

　　飘到了半年前那个晚上。泰晤士河边的台阶，对岸的烟花，陈燃手里那瓶没怎么动的啤酒。“我妹以后是要改变这个行业的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那么笃定，笃定得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我当时觉得那种笃定很可笑，现在觉得更可笑。因为说这句话的人已经不在了，而听这句话的人，正在一间八平米的城中村隔断间里翻译智能手表的产品描述，每条八毛钱。

　　我把电脑合上，放在床头。然后躺下来，把被子拉到胸口的位置，闭上眼睛。

　　那张入场券还在她枕头底下。半年来，无论是从伦敦回北京还是从北京到广州，从公寓到这个小的隔断间，这张入场券都是她最先安顿好的东西。纸已经彻底碎了，碎成了四五片，她用透明胶带把它们粘在一起。血迹的颜色从深褐色变成了近乎黑色，和浅金色的纸面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始终放在枕头下，睡觉都能感觉的到。

　　我把那张拼凑起来的入场券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放在枕头上，侧过身，面对着它闭上眼睛。

　　那个梦又来了。

　　我站在那条巷子里。伦敦的巷子，墙上爬满了藤蔓，头顶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哥哥站在面前，背对着我，两只手臂张开，像一堵墙。那个男人的刀在路灯下闪了一下，然后他的身体震了一下，闷哼了一声。

　　在梦里喊不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梦里的我张大了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从嗓子里挤出来的只有一股无声的气流。“哥”——这个字在嘴里变成了一个无声的口型，像是在真空中喊话，没有任何介质可以传播。我想冲上去，但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只能站在原地，看着哥哥的背影一点一点地矮下去，看着那件白衬衫上红色的花一朵一朵地绽开。

　　哥哥回过头来看她。

　　他的脸很白，嘴唇发紫，但眼睛还是亮的。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我听不见的话。我拼命想读他的唇语，但巷子里的灯光太暗了，他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里，那个口型被阴影吞掉了一半。

　　他说的是什么？

　　“跑啊”？还是“别哭”？还是别的什么？

　　每次都差一点就能看清了。每次都是就差那么一点点，然后梦就碎了。我会在一身冷汗里醒过来，心口跳得像要从胸腔里撞出去，手指死死地攥着被角，指甲隔着布料掐进掌心里。

　　今天也是。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房间里已经彻底黑了。楼下的麻将馆还在营业，洗牌的声音一波接一波地传上来。隔壁不吵了，换成了一种有节奏的咯吱声，我不想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心脏还在剧烈地跳，太阳穴上的血管突突地鼓动，后背的T恤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又冷又黏。

　　我坐起来，打开落地灯，橘黄色的光照亮了她瘦削的轮廓。看着床头柜上那个骨灰盒。哥哥的证件照在灯下反着光，那张憋着笑的脸被光斑遮住了一半，看起来像在笑又像在哭。

　　活着的应该是他。

　　这个念头像一块石头一样砸进我的脑子里，没有声音，但有重量。很重很重，压得我整个人往床垫里沉了两寸。以前也想过类似的事情，但从来没有用这么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现在这句话忽然从我脑子里长出来了，完整的、准确的、不带任何修饰——

　　活着的应该是他。

　　哥哥是替我死的。如果没有我，那个晚上陈燃根本不会出现在那条巷子里。他应该在北京的出租屋里打游戏，或者在老家的麻将馆里跟朋友搓麻将，或者在任何一个她不在的地方好好活着。他不会去伦敦。不会穿着那件领口折痕还没褪的新衬衫坐在毕业典礼的礼堂里，举着手机，笑得像个傻子。不会在泰晤士河边说那句关于改变行业的屁话。更不会在一条暗无天日的巷子里挡在我面前，被人一刀一刀地捅进肚子里。

　　我才是那把刀的终极目标，哥哥只是挡在目标前面的一个意外。

　　这个认知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脑子里，但每一次出现都像是第一次那么锋利。以前试图用理智去反驳它——“凶手的目标是抢劫，不是针对我个人”“这是随机事件，谁都无法预料”——但理智在凌晨三点的城中村隔断间里是没有任何力量的。理智是白天穿的西装，到了夜里就会被脱掉，露出底下那个赤裸的、颤抖的、被负罪感啃噬得千疮百孔的自己。

　　我站起来，走到那扇小窗户前面。窗户对着的是另一栋楼的墙，距离大概一米，墙面上贴满了各种颜色的空调外机。最下面那台大概是哪家餐馆的，排风扇往外吹着油腻的热风，带着一股辣椒和花椒的气味。我站在窗前，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看着外面那片被建筑割裂成不规则形状的夜空。

　　没有星星。城中村的夜空是没有星星的，只有对面楼顶上那盏永远不关的白色LED灯，把一切都照得惨白。

　　我又想起了哥哥临死前的眼神。那个眼神在梦里重复了无数遍——涣散的、没有焦距的、但在最后一刻落在我脸上的目光。那个目光里没有责怪，没有后悔，甚至没有痛苦。就是很平静地看着我，像是在说“没事了”。

　　他凭什么说没事了。

　　他有什么资格说没事了。

　　我的手指在窗台上慢慢地收紧，指甲刮在铝合金边框上发出细微的声响。胸腔里有一股气压在往上顶，顶到喉咙口，然后堵在那里。我很想喊，想摔东西，想把那个骨灰盒砸开，把里面那捧灰倒出来，对着它吼——你为什么要挡在我面前？你凭什么替我死？谁给你的权利？你不是说要看我站上更大的舞台中心吗？你不是说要等我改变这个行业吗？那你起来啊。你起来看啊。我现在连一篇八百字的平均文都不敢看，我连以前同学的朋友圈都不敢点开，我走在街上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看我，连便利店的收银员多看我一眼我都会心慌。这就是你拿命换回来的人，你满意了吗？

　　我的手指从窗台上松开了。指甲在铝合金表面留下了几道浅浅的划痕，和半年前在伦敦那间手术室门框上留下的那几道一模一样。

　　气压从喉咙口泄掉了。像一个被扎破的轮胎，嘶嘶地往外漏着气，漏到最后只剩下一层薄薄的橡胶皮，软塌塌地贴在骨架上。

　　但一切都发生了，他不会再回答我任何问题了。

　　我转过身，走回床边，把自己重新塞进被子里。被子很薄了，盖在身上几乎没有重量。我蜷成一团，把骨灰盒从床头柜上拿下来，抱在怀里。陶瓷的表面在冬夜里冰凉刺骨，但我没有松手。

　　“哥，”我的声音闷在被子里，“我今天又没做正事。翻译了八十三条产品描述，赚了五十二块八。够活两天。”

　　我停了一下。

　　“之意今天又来了。她看起来挺好的，剪了头发，挺好看的。她问我什么时候去找工作，我没回答。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不是我不想找工作，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你。梦到你最后看我的那个眼神。你知道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最后到底在说什么？”

　　骨灰盒没有回答。

　　我把脸埋在盒子侧面，闭上了眼睛。眼泪从眼角淌出来，顺着鼻梁滑下去，滴在陶瓷表面上，发出极其轻微的啪嗒声。

　　这是半年来我第一次哭。

　　我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哭了。那天晚上在手术室门口被护士拉开之后，就没有再流过一滴眼泪。在伦敦处理后事的时候没哭，抱着骨灰盒坐飞机的时候没哭，看到周亦安的采访的时候没哭，注销所有社交媒体的时候没哭，搬到这间老鼠洞里的时候没哭。我以为自己的泪腺在那天晚上被一起捅穿了，和哥哥的血一起流干在了那条巷子的石板地上。

　　但今晚它们回来了。没有预告，没有酝酿，就那么突然地、无声地淌下来，像是身体里某个被堵了很久的管道忽然被捅开了。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泣不成声，只是安安静静地流着眼泪，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片又一片，我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如果不是那些水迹，看起来就像是在发呆。

　　我就这样抱着骨灰盒哭了很久。哭到眼睛发涩，哭到鼻塞得喘不上气，哭到最后不得不张开嘴呼吸，像一条被搁浅在岸上的鱼。然后我就在那种张嘴呼吸的状态里，睡着了。

　　那场大哭之后，我并没有好起来。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哭一场就好了”这种事。哭只是把体内的压力泄掉了一部分，像拧开高压锅的阀门放掉一些蒸汽，但锅底的火还在烧，水还在沸腾，压力迟早会重新积聚起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枕头还是湿的，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我对着那面挂在布衣柜上的小镜子看了一眼，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像个鬼。

　　我洗了把脸，用塑料盆里的冷水拍了拍眼睛，消肿效果有限。我没在意，坐下继续翻译。今天接的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说明书，内容比智能手表复杂一些，涉及到一些专业术语。我打开辞典，仔细地查找，放入原文中，反复斟酌用词，这些习惯没有经过思考，全凭本能，顺畅得像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我只愣了几秒钟，并不打算停下来思考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想知道自己还记得多少本能。每记得一样东西，就意味着那个在伦敦意气风发的陈朗还活着——活在这个瘦骨嶙峋的、窝在城中村隔断间里的身体里，像一颗被埋在废墟下面的种子，没死，但也没有力气顶开头上的碎砖。

　　中午，我下楼去买吃的。巷子口有一家桂林米粉，六块钱一碗，我吃了半年。老板认识我，每次都多加一勺酸豆角。我端着那碗米粉坐在最角落的座位上，低着头吃，尽量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店里有一台挂在墙上的电视，正在播体育新闻。

　　我听到了一个名字。

　　“周亦安在刚刚结束的英已联赛中再次独中两元，赛后接受采访时他表示——”

　　我抬起头，看到了电视屏幕上那张脸。他还喘着粗气，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水珠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笑得灿烂而自信。一个话筒伸到他面前，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对着镜头说了些什么。店里的声音太吵了，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我看清了他身后的背景板上那排赞助商的名字——最大的那个logo是某国产运动品牌，上次回国的时候这个品牌还没签他，现在已经是他的主赞助商了。

　　“这小伙子现在可火了，”米粉店老板端着自己的那碗粉在她旁边的桌子坐下，顺着我的目光看向电视，“我女儿天天念叨他，房间里贴的全是他的海报。”

　　我低下头，把碗里最后一口粉吸进嘴里，站起来付了钱。出门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低头一看，是浏览器推送的新闻——“周亦安恋情曝光？深夜与神秘女子同回公寓”。我盯着那个标题看了两秒钟，然后把推送划掉了。

　　走到巷子里的时候我忽然停下了脚步。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而是因为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砸进了脑子——周亦安活得好好的。他进他的球，签他的代言，谈他的恋爱，被几百万人叫老公。而我哥死了。就躺在一个深棕色的陶瓷盒子里，放在一间八平米隔断间的折叠桌上，面前摆着一个已经开始发皱的苹果。而那个在周亦安背后散布我的谣言、把我彻底搞臭的那群人，此刻大概正在某个庆功宴上举杯，说“那女的活该”。

　　我站在巷子中间，双手插在那件起球的棉衣口袋里，抬头看着头顶那一线天——两栋握手楼之间只留下不到一米的距离，天空被挤压成了一条灰白色的细线，像一道永远合不上的裂缝。

　　不公平。

　　这三个字从脑子里跳出来的时候，我几乎被自己吓了一跳。因为这不是一个悲伤的念头，也不是一个自怜的念头。这是一个带着温度的念头——不，不是温度，是热度。是那种久违了的、像是有人在她胸口划了一根火柴的灼热感。但这根火柴只燃了一瞬间就灭了，留下我在冬天的风里，比刚才更冷。

　　十二月的最后几天，广州下了一场冬雨。雨水从那些违章搭建的铁皮棚顶上哗哗地流下来，把巷子里本来就脏的地面泡成了一锅泥汤。我的房间开始漏水，从墙壁开始。墙角的那个贵州形的水渍在这场雨里迅速扩张，从贵州变成了云南，又从云南变成了四川，最后整个墙角都是湿的，墙皮开始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里面黑灰色的砖。

　　我拿了一个洗菜用的塑料盆接在墙角漏水的地方，水滴砸在盆底，发出清脆的、有规律的声响。我坐在床上，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耳朵里塞着耳机听不到外面的雨声，但能听到那个滴水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像是一个永远不准的时钟在固执地走着它自己的时间。

　　今天的工作是一篇学术论文的翻译。发单的客户大概是个在读研究生，英文水平不够看英文文献，就花钱找人翻译。论文的题目是《基于深度学习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方法综述》。我接到这个单子的时候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接单。这种学术论文的报价比产品描述高一些，千字八十块，这篇论文一万二千字，能赚九百六，够她活三周。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但能看懂，还能发现原文里的错误。有一处引用标注错了年份，有一处前后时态不对，有一处陈诉逻辑有误。我改掉了原文中的错误，在提交的时候附了一段简短的说明。客户收到之后发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说“你英语真好，清华的吧？”

　　我只回了一个“不是”，就关掉了聊天窗口。

　　站起来走到窗前，我看着外面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一片的巷子。雨滴顺着窗户的玻璃往下淌，把视野里的世界切割成了无数个扭曲的碎片——麻将馆的霓虹招牌、对面楼顶上晾着的被单、楼下正在用塑料布遮盖电动车的大叔——都被雨水搅成了印象派油画里的色块。我看了很久，然后走回床边，从枕头底下翻出一样东西。

　　不是入场券。

　　是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三张银行卡，一张身份证，还有一本护照。护照的封面上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金字，里面的签证页上贴着一张英国签证，有效期到明年六月。我已经半年没有看过这本护照了。打开护照的那一页，照片贴在左上角，照片里的我面无表情地盯着镜头，看起来有点凶，但我记得那天拍照的时候其实是笑着的。拍照的人说“别笑，露出耳朵”，她就把笑容收了起来，收得太快了，以至于快门按下的时候她的嘴角还挂着一丝没收干净的弧度。

　　我把护照合上，放回了信封里。然后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三声，对方接了。

　　“喂？姨妈。”我的声音很正常，正常到连自己都有点意外，“嗯，对，是我。过年？今年可能回不去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絮絮叨叨的抱怨，我安静地听着。这是父亲那边的远房亲戚，我管她叫姨妈，但从小到大也没见过几次面。爸妈去世之后，就是这位姨妈偶尔会打电话来问问情况，语气里有一种长辈特有的关心与责备的混合体，一边说你怎么瘦成这样了，一边说你怎么还不找对象。

　　我听着，偶尔应一声“嗯”。目光落在床头柜上那个骨灰盒上。我没告诉姨妈哥哥的事。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说。我尝试过，张了好几次嘴，每一次都在最后一秒把话吞了回去。我怕的不是姨妈的反应，是我自己。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办法用正常的声音把“我哥死了”这四个字说出来，我怕自己说到一半就会碎掉，碎成一千片，拼都拼不回去。

　　“行，我知道了，”我最后说，“新年快乐，姨妈。”

　　挂了电话，我重新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翻译那篇论文的剩余部分。窗外的雨还在下，墙上渗进来的水越来越多，接水的盆子已经快满了，我起身去倒了一次水，回来继续翻。

　　我发现自己翻译的速度比平时快了很多，我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抗拒了。我就那么坐在那张十二块八的落地灯下面，在那台屏幕上有坏线的笔记本电脑前面，在一间墙壁正在剥落的隔断间里，翻译着一篇学术论文。窗外的城中村在冬雨里安静了一些，麻将馆的洗牌声被雨声盖住了，只有那个漏水的盆子还在发出清脆的滴答声，像是一个永远不准的时钟在固执地走着它自己的时间。

　　我翻了整整一夜。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我把最后一段译文的最后一个句号敲上去，点了提交。然后站起来，走到骨灰盒前面，把那个已经彻底干瘪的苹果拿起来，扔进了垃圾桶里。我打开折叠桌上那个塑料袋，从里面拿出林之意上次带来的苹果，挑了一个最红的，放在骨灰盒前面。

　　“换一个。”我对着哥哥的照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