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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名   之后的 ...

  •   之后的七天里,我做了很多事,除了睡觉。有些事Mia可以帮我处理,但最重要的事还要我自己来做,我去警察局做了五次笔录,用我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对面那个年轻的英国警员,一字一句地描述那个男人的身高、体型、持刀的手是右手、卫衣的颜色是深灰色。我把那条巷子的每一块砖都画在了笔录纸上,精确到墙头藤蔓的位置。警察说会尽力追捕,我说好,然后第二天又去了一趟,坐在同一个位置上,把前一天的笔录又补充了一遍细节。

      很快,我去认领了陈燃的遗物。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封口处贴着编号标签,里面的东西被分类装在小号透明袋里——一只手表,表带内侧刻着我送他时特意刻的字,表盘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是那天晚上在地上蹭出来的。一个钱包,里面有一张我们的合照,拍的是四年前在浦东机场,我拖着箱子要过安检,哥哥在后面搂着我的肩膀,两个人都笑得很傻。一张毕业典礼入场券的存根,完好无损,浅金色的纸面干干净净,和我手里那张浸透了血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完整的。

      两只袋子放在我面前,我伸出手去拿,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我把把那只装着手表的袋子拿起来,翻到背面,隔着透明塑料摸了一下表带上那行字。

      我转过身对工作人员说了声谢谢,语气很平静。平静到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正常。

      第四天,我在Mia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大使馆。

      第五天,我联系了殡仪馆,签了一堆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文件,每一份文件右下角的签名栏里,写下“陈朗”两个字的时候手都没有抖一下。Mia站在旁边看我签字,嘴唇动了好几次,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她认识我四年,知道我的性格,更知道我在硬抗,但律师的本能提醒她,她真正的帮忙是避免我乱签字。我也知道她现在看着我坐在殡仪馆办公室里,跟那个英国老头谈论遗体火化的具体流程,语气就像是在和导师讨论论文方案,担心在加剧。

      她觉得这种平静比崩溃更可怕。

      第六天,陈燃的遗体火化。我一个人去的,没让她跟着。我抱着那个深棕色的骨灰盒从殡仪馆出来的时候,伦敦又在下雨。我没打伞,就那么抱着盒子走在雨里,走了四十分钟回到公寓。我把骨灰盒放在书桌上,擦干了盒子上的雨水,然后打开电脑,开始写邮件。

      给顶头上司的邮件,请三周假,处理一些私事。

      私事。我居然用这个词来概括哥哥的死。

      发完邮件我才意识到这个词有多荒谬,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词,都没有办法准确地描述“你唯一的亲人在一条暗巷里被捅了三刀然后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心跳”这件事。语言在真正的痛苦面前永远是不够用的,这一点我在十四岁那年就明白了。

      第七天,我收拾好了陈燃住的那间Airbnb。房间很小,行李箱还摊开在床边,里面有一件叠好的格子衬衫,是陈燃打算明天穿的。我把衬衫拿起来,闻到上面有洗衣液的香味——陈燃来伦敦之前特意洗了一遍,他以前从来不在洗衣服这件事上花心思。我把衬衫叠好,放进了自己的行李箱。床头柜上有一张超市的小票,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英文单词,是陈燃的笔迹。内容对我来说不重要,我把小票也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回国那天,伦敦的天气好得出奇。希斯罗机场的航站楼里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穹顶倾泻下来,照在来来往往的旅客身上,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我坐在登机口旁边的椅子上,身上穿着我唯一一件黑色的衣服——一件薄呢大衣,伦敦六月穿这个太厚了,但这是我能找到的颜色最深的衣服了。

      我把沈燃的骨灰盒放在随身的背包里,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让我打开,我打开给对方看了一眼。那个年轻的英国安检员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地说了一句“I‘m sorry”,示意我合上。我没说话,只是轻轻地摇摇头,拉上了背包的拉链。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着舷窗闭上了眼睛。这是七天来,我第一次闭上眼睛休息。

      十个小时之后,我时隔四年,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出闸口的时候我看见了接机的人群里有一张熟悉的脸。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不是周亦安。是我另一个中国籍同学林之意的男朋友陈柏远,一个在伦敦读MBA的广东男生,比她们早一周回国,林之意特意让他来接的。

      说来也是巧合,我和林之意在电视台认识,都是从跑腿打杂的华裔实习生开始一步步在那个吃人的环境里站稳。她跟我是同一个学院,她读国际传播,我读新闻。她在新闻部,我在体育部。

      “之意跟我说了,”陈柏远接过我的行李箱,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吵到谁似的,“节哀。”

      我点了点头。其实很想说一句“谢谢”,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字卡在嗓子里,怎么都吐不出来。我从下了飞机就开始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许是丢失的那部分还没没找回来吧。我只能点点头。

      陈柏远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他试图聊一些轻松的话题,说最近国内天气热得离谱,说他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说林之意下周也回来了到时候大家一起吃个饭。我坐在副驾驶上,抱着那个背包,每一次陈柏远抛过来一句话,我就点一下头。我的头点得很有规律,像是某种机械装置在按程序运行,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建筑和街景,瞳孔里什么都没有。

      车停在我住的那个小区门口,陈柏远帮我搬行李,站在路边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开口了:“陈朗,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现在跟你说。”

      陈朗回头看他。

      “就是……周亦安,他……”陈柏远艰难地斟酌着措辞,“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我没有问是什么事。只是把背包的带子往肩上紧了紧,冲陈柏远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拖着箱子走进了小区。

      我是在第二天早上看到的那个视频。

      时差还没倒过来,凌晨四点多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两个小时,六点钟爬起来煮了一壶咖啡。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膝盖上放着陈燃的骨灰盒,手里端着咖啡杯,盯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发呆。然后我的手机响了。

      是林之意。

      “喂?之意,我到了——”

      “陈朗。”林之意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对劲,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紧绷感,像是怕说错话,“你……你看微博了吗?”

      我愣了一下。“没有。”

      “你听我说,千万别激动——”

      “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是信号断了。然后林之意用很慢的语速说了一句话:“周亦安昨天接受了一个采访。你去看一下,但你别激动,好吗?”

      我挂掉电话,打开了微博。

      周亦安的账号她设置了特别关注,她往下滑了两下就看到了那条被粉丝疯狂转发的采访视频。视频封面上的周亦安穿着一件白色的运动T恤,头发刚刚理过,整个人干净清爽,笑得阳光灿烂,和视频标题里的“球场新势力”五个字完美匹配。

      我点了播放。

      采访是在某个体育类活动的后台进行的,背景是赞助商的广告板,前面站着一个举着话筒的女记者。视频的前半段都是一些常规问题,训练状态怎么样,下一场比赛有什么目标,周亦安对答如流,每一个回答都恰到好处地兼顾了谦虚和自信,采访记者的脸上笑意越来越浓。

      然后记者问了一个题外话。

      “亦安,最近网上都在传你和一位在英国读书工作的陈姓美女记者的恋情,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透露一下,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呢?”

      我看到屏幕里的周亦安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我很熟悉。微微弯起眼睛,嘴角上扬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看起来很真诚,但又不会让人觉得过分热情。他每次面对媒体的时候都是这么笑的,这是一个被专业团队调教过的表情,精准到每一块肌肉的发力程度。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啊,那个啊。”周予安摆了摆手,动作随意而轻巧,像是在掸掉肩膀上的一粒灰尘,“就是普通朋友啦,之前一起吃过几次饭,大家都误会了。”

      普通朋友。

      我把这三个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第一遍的时候没反应过来,以为自己听错了。第二遍的时候我理解了字面意思。第三遍的时候那四个字像是忽然活了过来,变成了针,一根一根地扎进我胸口。

      视频还在继续。记者笑着追问:“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女粉丝要开心了?”

      周亦安对着镜头眨了一下眼睛,笑容里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羞涩:“目前还是以事业为重吧。感情的事,随缘就好。”

      视频结束。底下的评论数是十万加。

      我没有再看评论。只是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下,然后端起了咖啡杯。我的手很稳,咖啡没有洒出来一滴。我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桌上,放得很轻,瓷器碰到玻璃桌面发出了一声几乎听不到的脆响。

      然后我重新拿起手机,拨了周亦安的电话。

      第一遍,响了两声被挂断。

      第二遍,直接转入了语音信箱。

      第三遍,我发了一条微信,绿色的气泡框里只有四个字——“给我回电。”发送出去之后,消息旁边跳出来一个灰色的提示: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

      我居然被删了。

      我盯着那个灰色的提示看了大概十秒钟,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眼神甚至比刚才更平静了,像是暴风雨中心那片诡异的晴空。

      我把手机锁屏,屏幕暗下去的瞬间,我看到了倒映在黑色玻璃上的自己——一个面色惨白、眼眶乌黑、嘴唇干裂的女人。我几乎认不出来那是自己。

      当天下午,刚刚回国的林之意来家里看我。我给她开门的时候,林之意手里拎着两袋外卖,塑料袋上印着一家中餐馆的logo,油从袋子底部渗了出来,在楼道的白墙上蹭了一道印子。林之意走进来把外卖放在茶几上,看了一眼茶几上那个深棕色的骨灰盒,飞快地把目光移开。然后又移回来,对着骨灰盒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

      “燃哥,我是林之意。”她直起腰,声音有点哑,“你妹妹的朋友。”

      我在她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把骨灰盒抱起来,放到了卧室的书桌上。

      我们坐在客厅里吃外卖。林之意点了很多菜,糖醋排骨、酸菜鱼、干煸豆角,全是我以前爱吃的。我把一次性筷子掰开,夹了一块排骨放到碗里,嚼了两下咽下去,然后又夹了一块。我吃得很快,也很专注,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林知意看着我吃东西的样子,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这种机械的、不带任何愉悦感的进食方式,让她想起了实验室里那些被编好程序自动运行的移液机器人。

      “周亦安那条微博,你看了吗?”林之意小心翼翼地问。

      “那个采访,”我纠正她,“不是微博。”

      “对,采访。”林之意握着筷子的手指节发白,“陈朗,那男的是个人渣。”

      “嗯。”

      “你别光‘嗯’啊,你想不想骂他?我陪你一起骂。”

      我摇了摇头。不想骂周亦安,不想骂任何人。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是让自己不要停下来——吃饭就吃饭,喝水就喝水,走路就走路。一旦停下来,我怕自己会开始想陈燃在手术室门后面那张床单底下是什么样子,会开始想周亦安说“普通朋友”时那张干干净净的笑脸,会开始想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有多重。

      我承受不了那个重量。

      但林之意是带着任务来的。她犹豫了很久,在糖醋排骨和酸菜鱼之间反复权衡了对话的切入角度,最后还是咬了咬牙,把另一件事也说了出来。

      “陈朗,还有一件事。”

      我抬起眼睛看她,等待她接下来的话

      “据我所知,国内已经开始有传言了,开始传一些……不太好的话。”林之意的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关于你的。”

      我放下了筷子。“什么话?”

      “说你……”林之意深吸一口气,“说你之前在伦敦能拿到那个实习资源,是靠……关系。”

      我看着林之意,等她继续说。

      “还有人翻出了你本科时候的旧照,配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暗示你私生活混乱,同时交往好几个人。还有人说你——”

      “说。”

      林之意咬了咬牙:“说你哥的事是……报应。”

      客厅里安静了很长时间。冰箱的压缩机嗡嗡地响了一阵,然后停下来,四周就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细微的风声。我坐在沙发上,保持着放下筷子的那个姿势,一动不动。

      很长时间之后,我拿起了手机。

      微博上,#周亦安否认恋情# 的热搜还挂在榜单上,但我往下翻了翻,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心凉的话题——#陈姓美女记者是谁#。话题里有人在发我学生时代的照片,有人在扒我的履历,有人在讨论我“凭什么”能认识周亦安,还有人在一本正经地分析我的“上位史”。那些账号的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头像五花八门,但口吻出奇地一致——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貌似客观的八卦语气,每一句都踩在“看起来很合理”的边缘线上,既不会被平台判定为造谣,又足够让看客们产生丰富的联想。

      有一条高赞评论是这样写的:“周亦安都说了普通朋友,这位姐是不是想借机炒作啊?可惜翻车了。”

      翻车了。

      我哥哥死了,在一条暗无天日的巷子里替我挡了三刀,他的骨灰现在就放在我卧室的书桌上,而这些人说我翻车了。

      我关掉了微博。

      不是因为不想看,是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手开始发抖了,从肩膀一路震到指尖的剧烈的痉挛,完全控制不住。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两只手交叠着按在大腿上,试图用身体的重量压住那股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的震颤,但没有任何效果。我的手指像是通了电一样,不受控制地弹跳着,指甲刮在牛仔裤的面料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林之意从对面站起来,绕过茶几坐到我旁边,伸手搂住了我的肩膀。我没有反抗,也没有靠过去,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死死地按着大腿,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之意。”

      这是我从进屋到现在第一次主动开口,声音很轻,轻到林知意要把耳朵凑近才能听清。

      “你知道这些消息,是谁放出来的吗?”

      林之意的胳膊僵了一下。

      “你说什么?”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转过头来看着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情绪,但那情绪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冷的、更尖锐的东西,“这些消息是谁放出来的?”

      林之意张了张嘴,最后叹了口气。

      “我认识的一个做媒体的学长,他跟我说……”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些东西是从周亦安那边的人手里流出来的。不是他本人,是他那个圈子里的——经纪人、助理、还有他那几个铁哥们。他们觉得你会影响周予亦安的形象,所以……”

      “所以要在我身上踩一脚。”我替她把话说完了,“借着我哥的事,把我也搞臭,这样周亦安‘普通朋友’的说法就没人追究了。踩一个死人还不够,还要把活着的也拖下水。”

      我说“死人”那两个字的时候,声音甚至没有颤一下。

      林之意被这两个字刺得心里一缩,但她不敢接话。因为她看到的陈朗,和她认识的那个陈朗,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了。那个陈朗虽然也克制,但高兴的时候会大笑、生气的时候会骂人、怼起人来从来不知道点到为止,难过了会红眼眶。眼前这个陈朗,脸上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表情和情绪都被抽走了,只剩下一种被熨斗反复烫平之后的、没有任何褶皱的、令人不安的平静。

      “陈朗,”林之意握住我的手,用了很大的力气,像是试图把体温传递过去,“你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你别这么憋着——”

      “我没什么好哭的。”

      我把手从她掌心里抽出来,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七月的北京,阳光毒辣,楼下的马路上车流如织,远处有几栋在建的写字楼,塔吊在高空缓缓转动。这座城市和我走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化,每个人都在忙着过自己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也不在乎一个叫陈燃的人在一个叫伦敦的城市里死掉了。

      我站了很久,久到林之意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然后她转过身来,背对着窗外刺目的白光,脸上落满了阴影。

      “之意,我想发一封声明。”

      “你想澄清那些谣言?”

      “嗯。”

      林之意犹豫了一下。“你认识国内媒体的人吗?”

      我没有回答。

      我当然不认识。她过去的二十三年人生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媒体的帮助。以前她是一个运动员,还年轻,没多少人关注,只要表现得好就行。现在,她在国外爆红,尽管也是媒体从业者,但不需要证明自己。她以为清者自清,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就没有人能从她身上拿走任何东西。

      我花了三天时间,打了四十多通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国内一家知名体育媒体的编辑。对方在电话里听我说完情况之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客气地说:“陈小姐,我们这边暂时不打算跟这个选题了,周亦安那边……嗯,不太好处理。”

      不太好处理。意思是他不想得罪一个当红的、商业价值巨大的运动员。

      第二个电话是一家自媒体机构。对方问我能出多少钱,我有些愣住了,问你们收钱发稿?对方笑了笑说陈小姐您这话说的,这叫合作推广。然后报了一个数字。我听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沉默了三秒钟——那差不多是我银行卡里全部的钱。我刚想说什么,对方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跟周亦安相关的,我们暂时也不太方便碰,不好意思啊。”

      我挂了电话。然后打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每一通对话都像是同一个模板复制粘贴出来的——开头是一段礼貌的寒暄,中间是我试图用最简洁有力的语言陈述事实,结尾是对方用各种委婉或直白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对不起,惹不起。

      打到第二十多个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一个不那么官方的回答。对方是一个小型的独立媒体平台,创始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很直接。她告诉我小姐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事不是没人愿意接,是不敢接。体育圈和娱乐圈不一样,周亦安那种级别的运动员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团队、赞助商、体育局,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一个人,没有证据、没有背景、没有媒体资源,你拿什么跟人家斗?

      我挂掉电话之后,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我没有开灯,客厅里只有电视待机状态下的那一小点红色指示灯在黑暗中亮着。

      没有证据。

      所有的谣言都是通过私密群聊、私人朋友圈、匿名账号传出来的,没有人会蠢到公开署名。我能指认谁?我能告谁?我连周亦安身边那些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刀是从同一个方向捅过来的,而那个方向站着的人,不久之前还在耳边说过“我爱你”。

      我拿起手机,翻到周亦安的微信。对话停留在一周多前。我发了一条消息:“我哥今天穿的新衬衫,领口还没拆线,傻得要命。”他回了一个笑哭的表情,然后说“替我恭喜燃哥”。

      燃哥。

      他叫他燃哥。

      我盯着那行字,一直盯到屏幕自动熄灭。然后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双手捧起旁边那个深棕色的骨灰盒,贴在自己胸口的位置。

      很凉。陶瓷的表面在空调房里待了一整天,凉得像一块冰。我抱着它,试图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它,但寒意源源不断地从盒子表面渗进她的胸腔,怎么都暖不过来。

      我低下头,额头抵在骨灰盒的盖子上,闭着眼睛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像是在跟盒子里的某个人说悄悄话。

      “哥,他们连你都不放过。”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她坐在卧室的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样东西——那张沾血的毕业典礼入场券。血迹已经彻底干透了,变成了深褐色,和浅金色的纸面融为一体,像是纸张本身长出来的花纹。我盯着那张入场券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到了书桌上方的墙壁。

      那里贴着一行字。

      那是四年前我刚到伦敦时写给自己的。用黑色马克笔写在便利贴上,字迹潦草而用力——“陈朗,你会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的。”

      那张便利贴的边角已经翘起了,颜色从明黄褪成了灰黄,但每一个字都还在。

      我忽然想起泰晤士河边的那个晚上,哥哥说的那句话。“我妹以后是要改变这个行业的人。”

      那天晚上我以为他说的只是酒话,是哥哥对妹妹无条件的盲目信任。但现在忽然明白了,他说的不只是那句话。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把我推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因为他知道我会做到。他从不怀疑。他活着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会无条件地相信我说过的每一个梦想。

      现在那个人死了。

      那些不相信我的人还活着。那个在我最痛的伤口上撒盐的男人还在接受下一个采访,还在对着镜头眨眼微笑,还在被几百万人叫“老公”。

      我把入场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些极浅的水渍痕迹。她从笔筒里抽出一支记号笔,拔开笔帽,在入场券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我写得很用力,笔尖几乎要把纸张戳破,黑色的墨水渗透了纸背,在桌面上洇出了几个模糊的墨点。

      写完之后把入场券重新折好,放回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把哥哥的骨灰盒捧起来,放在了书桌正中央的位置,正对着那张褪色的便利贴。

      我按灭了台灯。

      黑暗里,我的眼睛是睁着的。

      窗外,北京的天空看不到任何星星,只有无边无际的、浓稠的黑色。这座城市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来,不会为任何人的悲伤点亮一盏灯。陈燃说的烟花、泰晤士河、金色的灯火——那些东西都留在了伦敦,留在了那个我永远也回不去的夜晚。

      而我接下来的路,不再有光。我曾经以为我已经能够站在那个中心,靠着我的努力和实力,没有人能打垮我。但现在,曾经对我的采访赞誉一片的网友却变成了质疑,我以为的行业准则在顶流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凌晨三点,我睁着眼,瞪着天花板,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继续走下去。素来目标明确的我迷茫了,仿佛有一部分生命跟着哥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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