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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同 冼青青回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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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青青回国那天是三月中旬,北京还没入春,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
他没让人接。拖着行李箱从机场打车,报了东四的地址。司机是个老北京,一听他说话就乐了:“您这是从国外回来的吧?说话这味儿都不对了。”
“哪儿不对了?”冼青青在后座靠着车窗,懒洋洋地问。侧脸被外面的光打出一层毛茸茸的边儿,手指搭在行李箱拉杆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司机从后视镜里瞄了他好几眼,觉得这小子长得真俊,但不是那种板正的俊,是有点懒、有点倦,像只晒够了太阳的猫,你看着他觉得舒服,但他未必乐意搭理你。
“太正了。北京人说话没您这么正的,您这跟新闻联播似的。”
冼青青没接话。
他确实不太会说北京话了。五年在国外,说德语说英语,偶尔跟国内同行说普通话,都是标准的那种。胡同里长大的、带着儿化音和懒筋的北京话,他已经不太会了。但不是忘了,是生疏了,像一件旧衣服,穿还能穿上,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服帖。
车子拐进东四,街道窄了,两边的老房子矮趴趴地挤在一起,灰墙灰瓦,电线在头顶上织成一张网。冼青青看着窗外,觉得一切都变了一点,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变的是他。
司机在一扇铁门前停了车,说:“到了,就这儿。”
冼青青下了车,站在胡同里,看着面前的建筑——一座老厂房,红砖墙,铁皮屋顶,外墙爬着枯藤,大门是两扇铁皮门,上面刷着“出租”俩字,电话号码已经掉了一个数字。
周航从胡同那头跑过来,裹着一件军绿色派克大衣,手里举着两杯咖啡,远远地喊:“哥!”
二十五岁的周航,比他小七岁,但看起来比他老成。这人从大学就开始接活儿,拍人像、拍建筑、拍婚礼,什么都拍,攒了不少钱,也攒了不少人脉。他是冼青青父母老同事的儿子,从小就在一起玩,上了大学以后更是常来常往。冼家在冼青青父母那一辈算得上书香门第——父亲冼从文是首师大中文系教授,研究明清文学的;母亲张芷蘅是考古学家,北大的博导,常年在外跑田野。但周航不是外人,逢年过节都往冼家跑,过年包饺子都有他一个。
冼青青接过咖啡,低头喝了一口,烫得皱了皱眉。他睫毛长,垂下来的时候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周航看着,突然觉得这哥五年了好像一点没变,又好像全变了——以前那股子劲儿还在,但现在更沉了,像酒,封了五年,开盖儿更冲。
“你慢点,刚买的。”周航笑嘻嘻地看着他,“哥你瘦了。柏林吃不饱是怎么着?”
“吃得太饱了,全是面包土豆,胖了五斤。”
“那你这五斤胖哪儿了?我怎么看不出来?”
“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周航愣了一秒,然后哈哈大笑,笑完又觉得不对,赶紧收住,清了清嗓子:“咱看厂房吧。”
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姓刘,戴着顶毛线帽,袖着手站在门口,看见他们就过来了:“您就是周航介绍的那个跳舞的?冼什么来着?”
“冼青青。”
“对对对,冼老师。我这儿您随便看,地方大,挑高高,我以前搁这儿存货的。”刘大爷掏出钥匙开了铁门,铁门推开的声响像什么东西在惨叫。
厂房确实大。目测两百平往上,挑高至少六米,红砖墙上还留着几十年前的标语,看不清写的是什么了。地上是水泥地,裂缝处长了青苔。窗户是老式的铁框玻璃窗,不大,但胜在高,光线从高处洒下来,灰尘在空中浮动。
冼青青在厂房里走了三圈。
脚踩在水泥地上,有回声。空间空旷得像一个等待被填满的胸腔。他把咖啡放下,张开双臂,做了两个简单的动作——一个深蹲,一个后弯。黑色高领毛衣贴着脊背勾勒出线条,腰胯一沉,整个人像张拉满的弓。膝盖咯噔响了一下,他的眉头皱了一瞬,但没人看见。周航在旁边看着,心想这他妈就是跳舞的,站那儿不动都带钩儿。
“怎么样?”周航紧张地看着他。
冼青青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对房东说:“月租多少?”
“一万二。”
“太贵了。”
“那您说多少?”
“八千。”
“您这可是抢钱呢,我这……”
“八千五,签三年,年付。”冼青青的语气不高不低,像在念菜单,眼睛看着刘大爷,那眼神不凶,就是静,静得让你觉得不答应他好像是自己理亏,“您这房子空了多久了?”
刘大爷嘴巴动了动,没说话。
“至少一年半。”冼青青替他说了,“我租下来还要花钱装——做地胶、改灯光、安暖气。您这房子不租给我,还得空着。八千五,您不亏。”
刘大爷看了他几秒,叹了口气:“行吧,八千五。但说好了,三年,不能中途退。”
“签合同吧。”
周航在旁边看着他,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等房东走了,他才开口:“哥,你现在砍价这么狠?”
“在国外五年,别的没学会,学会了跟人要价。”冼青青靠在墙上,抬头看天窗,“我演出一场多少钱你知道吗?”
“不知道,多少?”
“不告诉你。”
“……你大爷的。”
冼青青笑了。嘴角先是一抿,然后慢慢扯开,露出一点白牙。这是他回国之后第一次笑,不是客气的那种,是真正觉得有点意思的那种。这间厂房,空,大,破,冷,像一张白纸,等着他用身体往上画东西。他喜欢这种感觉。在柏林的排练厅太干净了,干净得像医院,像手术室。这儿不一样,这儿有灰尘,有裂缝,有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沉淀在墙角。
他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水泥地面。粗糙,凉,会蹭破皮。
够了。
“周航。”他站起来。
“嗯?”
“隔壁是什么?”
周航愣了一下,然后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微妙。
“隔壁啊……”他清了清嗓子,“隔壁是个酒吧。”
“酒吧?”
“嗯,精酿酒吧,叫‘深坑’。开了好几年了,生意还成。”
冼青青看着他的脸,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问:“那个酒吧的老板,姓什么?”
周航不说话了。
他看着冼青青的眼睛,嘴巴张开又合上,最后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了翻,递过去。
屏幕上是一张照片——一个男人光着膀子站在酒吧门口,一只手拎着酒桶,一只手挡着太阳。黑色工装裤,踢不烂的靴子,背阔肌在阳光下像两片展开的翅膀,脸上带着一种“拍你妈拍”的嫌弃表情。
姓褚。
深坑的褚。
冼青青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五秒钟。侧脸绷着,下颌线绷得紧紧的,睫毛没颤,但周航看见他捏着手机的指节泛了白。然后他把手机还给周航,动作慢,像在还一件什么烫手的东西。
“你故意的。”他说。语气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我……我就是觉得,你俩都单身这么多年了,而且当年又不是出轨劈腿那种破事儿,不就是——不就是谁都没低头嘛。你说你俩多大了?你三十二,他三十五,加起来快七十了,还跟十七岁似的闹别扭,至于吗?”
“我没闹别扭。”冼青青把咖啡杯扔进门口的垃圾桶,“我跟他没关系了。”
“你真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
“那你这厂房租不租?”
“租。”
“隔壁是深坑你也租?”
“租。”
“你……”
冼青青转身看着他,眼睛里有光,不是温柔的那种,是刀刃上那种冷冽的光:“怎么着?他开酒吧我还不能开剧场了?这条胡同他家开的?”
周航想了想,觉得这话没法接,只好说:“得嘞,您厉害,您说了算。”
冼青青转身往外走,风衣下摆扫过空气,带起一点风。他走路不紧不慢,但每一步都像量过的,脊背挺直,脖子修长——那是二十多年舞蹈训练刻进骨头里的东西。周航跟在后头,看着他那副德行,心想褚深当年要是能低这头,那才叫见了鬼。
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厂房大门。
隔壁的“深坑”还没开门,卷帘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海报,画着一只戴拳套的卡通熊,下面写着“营业时间 17:00–23:00”。
他没看那张海报。
不,他看了。他看了那个“深”字,看了零点三秒。
然后他转身,跟周航一起走出胡同,上了车,走了。
他不知道的是,“深坑”的后院里,有一个人刚刚打完一套空击,正蹲在地上拆手上的绷带。那个人在那天早上莫名地烦躁,打了比平时多两倍的沙袋,小武问他怎么了,他说没怎么。
但他确实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像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带着一股薄荷混松香的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