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青》卫七

12、两天 两天说长不

　　两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褚深觉得自己把这辈子能擦的杯子都擦了一遍，短到他还来不及想明白“如果答案是不”该怎么办，时间就到了。
　　第二天晚上，褚深打烊之后没回家。他坐在“深坑”门口的马扎上，手里拿着一瓶啤酒，看着“青台”的铁门。胡同里很安静，只有远处谁家的电视还开着，声音模模糊糊地传过来，像隔了一堵墙在说话。
　　他喝了三口酒，看了四次手机。时间从十一点四十走到十二点十五，铁门始终没开。
　　十二点二十，他给冼青青发了一条微信：“两天到了。”
　　等了五分钟，没回。
　　又发了条：“您不会是睡着了吧？”
　　又等了五分钟，还是没回。
　　褚深盯着那个对话框，看着那两条“晚安”消息孤零零地挂在屏幕上，像两只找不到窝的鸟。他犹豫了一下，拨了语音通话。
　　响了三声，被挂了。
　　又拨。又被挂。
　　第三次拨过去，响了六声，接了。
　　“您能不能别打了。”冼青青的声音带着一种刚睡醒的沙哑，低低的，软软的，像一块被热水泡软的糖，跟他平时那种“您哪位”的清冷劲儿完全不同。
　　褚深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听过这个声音。五年前，在一些不该细想的时刻，冼青青的嗓子会因为某种原因变成这个样子——不是哑，是那种声带被什么东西浸润过之后的、带着磁性的低沉。
　　“您睡了？”褚深的声音不自觉地也低了半个调。
　　“现在醒了。”
　　“两天到了。”
　　“我知道。”
　　“那答案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褚深听见被子摩擦的声音，翻身的声音，然后是一声轻咳。
　　“您来一下。”冼青青说。
　　“现在？”
　　“现在。”
　　“您在哪儿？”
　　“在家。”
　　“您让我去您家？十二点半？”
　　“您来不来？”
　　褚深站起来，把啤酒瓶放在马扎旁边，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来。”
　　他几乎是跑着出胡同的。一个三十五岁、一米八八、浑身旧伤的前职业拳击手，在深夜的东四胡同里撒丫子跑，拖鞋——不对，他今天穿的是踢不烂的靴子——踩在柏油路上，声音大得像有人在放鞭炮。路过刘大爷家门口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一阵狗叫。褚深边跑边喊了一声“闭嘴”，狗不叫了，换成了一种委屈的呜呜声。
　　十五分钟的路，他十分钟跑到了。
　　站在冼青青楼下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还穿着“深坑”的工作服，一件黑色的旧T恤，胸前印着“深坑”两个字和一只戴拳套的卡通熊。那只熊笑得傻呵呵的，跟褚深现在的表情形成了某种诡异的同步。
　　他爬了六层楼——电梯坏了，坏了好几天了，物业说要修但一直没修。三楼拐角的地方声控灯也坏了，他在黑暗中摸了两把墙，摸到了一手灰，骂了一句“操”。
　　站在302门口，他深呼吸了两下——不是为了平复心跳，他的心跳已经快得像擂鼓了，平复不了；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刚跑完一万米。
　　敲门。
　　门开了。
　　冼青青穿着一件白色的家居服——不是睡衣，是那种棉质的、领口有点大的家居T恤，下面是一条灰色的运动裤。头发没干透，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几滴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掉，落在锁骨上，顺着那道凌厉的弧线滑进领口里。他的脸比白天白，不是苍白，是那种没上妆、没出汗、干干净净的白，像一张刚铺好的画布。
　　他刚洗完澡。这个事实像一把锤子，在褚深的脑门上敲了一下。
　　“进来。”冼青青侧身让开门口。
　　褚深走进去。出租屋跟他上次来的时候差不多，收拾得干净，但没什么人气。茶几上放着那台暖风机，正对着沙发的方向吹。一个马克杯里还剩半杯水，杯壁上有一圈茶渍。
　　最大的不同是——客厅中央多了一个行李箱。
　　不是那种小的登机箱，是大的托运箱，黑色的，表面有一些划痕，轮子上还沾着不知道哪个国家的灰尘。行李箱半开着，里面塞满了衣服和几本书，有一件黑色的练功服搭在箱子边上，像一条没精打采的蛇。
　　“您要出门？”褚深看着那个箱子，声音里的情绪很复杂——有意外，有紧张，还有一丝他不想承认的、类似于恐惧的东西。
　　“没有。”冼青青走到沙发前坐下，把腿盘起来，膝盖上还贴着肌贴，“刚从柏林寄过来的行李，今天才到。在海上漂了两个月，打开的时候全是海腥味。”
　　褚深走过去，在沙发的另一边坐下。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靠垫的距离。
　　“所以答案呢？”他问。
　　冼青青没看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肌贴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他用手指按了按，把它贴回去。
　　“您知道我在柏林的第一年是怎么过的吗？”他说。
　　褚深没说话。
　　“我到了柏林，下了飞机，拖着行李去了短租公寓。公寓在五楼，没电梯，我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门牌号是17。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没了。窗户对着一个天井，永远没有太阳。”
　　“我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坐了十五分钟。然后去浴室，开了花洒，蹲在地上哭。哭了大概十分钟，哭完了，洗了脸，下楼去超市买牛奶和面包。”
　　“第二天去舞团报到。排练厅很大，比国内的至少大三倍，地板是新的，镜子是一整面墙的。团长是个德国女人，五十多岁，头发剪得很短，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笑。她说‘你是新来的替补，先跟着二组练’。”
　　“替补。”冼青青重复了这个词，嘴角有一个自嘲的弧度，“在国内我是首席，到了柏林我是替补。不是因为跳得不好，是因为我不是德国人，不是欧洲人，不是他们圈子里的。我得跳得比所有人都好，才能被看见。”
　　褚深看着他，看着他修长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画圈，看着他的睫毛在台灯的光里投下的扇形阴影，看着他的喉结在吞咽的时候轻轻滚动。
　　“您知道我最怕什么吗？”冼青青抬起头，看着褚深，“不是怕跳不好，不是怕膝盖废了，不是怕一辈子当替补。我最怕的是——我在台上拼命跳，台下没有您在。”
　　空气安静了。
　　暖风机的呼呼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变得格外明显，像一个人在轻声叹气。
　　“我在柏林跳了那么多场，谢幕的时候观众鼓掌，我鞠躬。然后我站在台上，在人群里找——”冼青青的声音轻了下去，“每次都找不到。”
　　褚深的手攥紧了膝盖。
　　“您不是说您不想我吗？”他的声音有点哑，“您不是说您在柏林过得挺好？”
　　“我骗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您知道我过得不好。”冼青青看着他，眼神里有光，不是泪光，是某种更硬的、更像是在咬牙坚持的光，“我不想让您觉得——您当初没跟我走，我就活不下去了。”
　　褚深沉默了很久。久到冼青青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
　　“您活下去了。”褚深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您活得很好。我在新闻上看到您，在艺术节拿奖，在柏林爱乐音乐厅演出，跟世界上最顶尖的舞者合作。我他妈——”他顿了一下，“我他妈特别替您高兴。”
　　“高兴到擦杯子擦到手抽筋？”
　　“……您知道了？”
　　“周航告诉我的。”冼青青的嘴角动了一下，“他说您每次看到我的消息，擦杯子的速度就加倍。小武给那个速度起了个名字，叫‘醋速’。”
　　“小武这个叛徒。”
　　“您别怪小武。他什么都没说，是周航自己观察出来的。”
　　“周航这个八婆。”
　　“周航是男的。”
　　“男的也能是八婆。”
　　冼青青终于笑了。不是那种藏着的、只有嘴角动的笑，是整张脸都松开了的笑——眼睛弯了，嘴角上扬了，颧骨上的那层白皮肤被笑容挤出了两道浅浅的纹路。那个笑容在他那张总是冷着的脸上炸开，像一朵在冬天突然绽放的花，猝不及防，惊艳得让人想捂住眼睛。
　　褚深看着那个笑，觉得自己的胸口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不是拳头，是比拳头更软、但更致命的东西。
　　“您笑起来还挺好看的。”他说。
　　冼青青的笑收了半度，但没完全收回去，嘴角还挂着一点弧度：“您现在才看出来？”
　　“以前也看出来过。但以前不敢说，说了怕您骄傲。”
　　“我现在也会骄傲。”
　　“那您骄傲吧。反正您有资本。”
　　冼青青看了他几秒，然后伸手拿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他喝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放下。
　　褚深看着他的喉结在喝水的时候上下滚动，那颗精致的、在高领毛衣领口若隐若现的骨头，在台灯的光里像一枚被放在黑丝绒上的白玉。
　　他咽了一下口水。
　　不是故意的，是身体的自主反应，跟心跳、呼吸一样，不受意识控制。
　　冼青青放下水杯，正好看见他咽口水的动作。
　　两个人对视了一秒。
　　“您渴了？”冼青青问，嘴角那个弧度又出现了。
　　“没有。”褚深的嗓子确实有点干。
　　“那您咽什么？”
　　“我……嗓子不舒服。”
　　“哦。”冼青青站起来，走进厨房。褚深听见冰箱门开合的声音，倒水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冼青青端着一杯水走回来，放在他面前。水是凉的，杯壁上凝了一层细密的水珠，像出汗的皮肤。
　　褚深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凉水从喉咙滑下去，浇不灭胸腔里那团火，反而像浇了油一样，烧得更旺了。
　　“青青。”他放下杯子。
　　“嗯。”
　　“我想了一件事。”
　　“什么事？”
　　“您说您最怕的是台上没有我在。那您现在回来了，我也在了。然后呢？”
　　冼青青靠在沙发上，偏头看着他。台灯的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半边脸埋在阴影里，露出来的那半边脸像一幅伦勃朗的画——光与影的交界处，颧骨高耸，下颌锋利，嘴唇在光里泛着湿润的、像刚被雨水打过的光泽。
　　“然后，”冼青青说，“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帮王远调整一个动作。”
　　褚深愣了：“……什么？”
　　“王远有一场独舞，里面有一段拳击风格的编舞。他不擅长这个，想请您指导一下。”
　　“您让我教那个德国人打拳？”
　　“对。”
　　“他快一米九了。”
　　“您也一米八八。”
　　“他手比我长。”
　　“您的拳比他重。”
　　褚深看着她，想从她的表情里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但冼青青的表情很认真，认真到有点过分认真了，反而显得可疑。
　　“您是不是故意的？”褚深问。
　　“故意什么？”
　　“故意让我跟他接触，故意让我吃醋。”
　　冼青青的眼睛眨了一下。非常快的一下，像猫在捕捉猎物之前的瞬间眯眼。
　　“您想多了。”他说，“我只是觉得他的拳击动作不好看，会影响整体效果。您是专业人士，帮个忙怎么了？”
　　“帮个忙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两天到了，您得给我答案。”
　　冼青青看着他，看了几秒。
　　“行。”他说。
　　“那答案呢？”
　　“您先教王远。教完了告诉您。”
　　“您这是耍赖。”
　　“对，就是耍赖。”冼青青站起来，走到行李箱旁边，蹲下来，开始翻里面的东西。他的家居T恤在弯腰的时候从裤腰里扯出来一截，露出后腰一小片皮肤，白得近乎透明，脊椎的线条从衣摆下方延伸上去，像一条被雪覆盖的山脊。
　　褚深的目光在那片皮肤上停了零点几秒，然后移开了——移到了天花板上，移到了窗户上，移到了任何不是那片皮肤的地方。
　　“找到了。”冼青青从箱子底下抽出一个信封，淡蓝色的，没有邮编没有地址，只写了两个字——“褚深”。
　　他的字。一笔一划都带着一种舞者特有的力道和韵律，横不平竖不直，但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姿态，像一个人在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动作。
　　褚深接过信封，没打开。
　　“什么东西？”他问。
　　“您打开看看。”
　　褚深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灯光从头顶打下来，把他全身照得像一座雕塑。那个人光着上身，穿着一条黑色的练功裤，赤脚站在地胶上，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头微微仰起，眼睛闭着。
　　是褚深。
　　是五年前的褚深。
　　照片拍的是他在一次表演赛中的画面——不是拳击比赛，是冼青青编排的一场跨界演出，把拳击和现代舞揉在一起。褚深当时被冼青青拉去当“特邀演员”，在台上打了三分钟的“拳击之舞”。他不懂跳舞，冼青青说“您不用懂，您就按平时打拳的样子来，但动作放大一倍，慢一倍”。
　　那三分钟被冼青青用相机拍了下来。几十张照片，这是其中一张。
　　照片里的褚深三十岁，年轻，浑身是劲儿，腹肌不是现在这种带着旧伤凹陷的、不规则的地图，而是那种年轻的、饱满的、像被刀刻出来的板块。灯光打在他身上，汗珠在皮肤上闪光，像碎掉的星星。
　　“您什么时候拍的？”褚深的声音有点不对。
　　“那场演出之后。您去洗澡的时候，我把您的照片从相机里导出来，选了一张最喜欢的，洗了出来。”冼青青的声音很轻，“后来去了柏林，我把这张照片放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看一眼，早上醒来第一眼看的也是它。”
　　褚深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
　　“看了五年？”他问。
　　“看了五年。”
　　“您不是说您不想我吗？”
　　“我说了，我骗您的。”
　　褚深攥着那张照片，指节发白。照片的边角被他捏出了褶皱，他赶紧松了松手指，怕弄坏了。那张照片的背面，他用手指摸到了一行凸起的字迹——钢笔写的，写得很用力，力透纸背。
　　他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写着：“您欠我一个答案。”
　　是冼青青的字。
　　五年前的冼青青，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这行字。然后把照片装进信封，封好，塞进行李箱的夹层里，带去了柏林，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从箱底翻出来看，看完再塞回去，塞回去再翻出来，像一个不会停的循环。
　　褚深抬起头，看着冼青青。
　　冼青青靠在沙发上，双臂交叉在胸前，表情很平静，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泪光，不是愤怒，不是期待，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我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了，你看怎么办吧”的光。
　　“您欠我一个答案，”冼青青说，“五年前就欠了。我走了，您没说‘别走’。我回来了，您没说‘欢迎回来’。我问您跟不跟我走，您说‘您走好，不送’。我等了您五年，您连个解释都没有。”
　　他的声音不激动，不高亢，甚至可以说是冷静的。但越是冷静，越是让人听出那层冷静底下的东西——那层被压了五年、压成了化石、但还没有完全死掉的东西。
　　“我今天把照片给您，不是要您还我什么。我是想告诉您——”冼青青深吸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您。”
　　“五年，三千公里，八千场演出，一百二十个城市。我换了三个舞团，搬了四次家，谈了两次短暂的、无疾而终的恋爱。我的护照盖满了章，我的银行卡换了三个币种，我的德语从零基础学到了可以跟人吵架的程度。”
　　“但我的心——从来他妈的没有离开过东四这条破胡同。”
　　冼青青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终于破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破，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硬撑着把话说完、最后一个字从裂缝里挤出来的破。
　　褚深把照片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冼青青面前。
　　他蹲下来——像上次在出租屋里蹲下来一样，膝盖着地，上身挺直，眼睛平视前方。平视的方向，是冼青青的脸。
　　两个人的距离不到三十厘米。
　　“青青。”褚深叫他的名字。
　　“嗯。”
　　“我的答案——五年前就该给您的。我没给，因为我怂。”
　　“您怂？”
　　“我怂。我怂得不敢告诉您我眼睛快瞎了，怂得不敢让您等我，怂得觉得您去了柏林会遇到更好的人，怂得以为时间长了您就会忘了我。”褚深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但您没忘。我也没忘。我们都他妈没忘。”
　　“那您现在呢？还怂吗？”冼青青问。
　　“还怂。但比五年前好一点。五年前我连‘别走’都不敢说，现在至少敢说‘您别走了’。”
　　“您那天已经说过了。”
　　“那我再说一遍。”
　　褚深伸出手，握住冼青青的手。那只手很凉，指节修长，掌心有薄茧，在他粗糙的掌心里像一块被握住的白玉。他握得不紧，但很稳，像是怕用力了会碎，又像是怕松了会跑。
　　“您别走了。”他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像在念一份迟到了五年的判决书，“留在这儿。留在我身边。哪儿都别去了。”
　　冼青青低头看着那只握住自己的手。粗大的关节，手背上的青筋，拳峰上磨破的皮肤——这双手打过最狠的拳，也做过最温柔的事。搬酒桶，修空调，通下水道，绑护具，冰敷膝盖，擦掉他下巴上的汗。
　　“您让我留下，我留下了。然后呢？”冼青青抬起头看着他，“我们怎么过？您开您的酒吧，我跳我的舞，晚上各回各家，周末偶尔吃顿饭？”
　　“那您想怎么过？”
　　“我想——”冼青青抽出手，反扣住褚深的手，十指交握。他的手指长，能扣到褚深手背上的青筋；褚深的手指粗，每根都像一个小号的擀面杖，被他的手指夹在中间，像五根柱子被藤蔓缠住了。
　　“我想每天醒来第一眼看见的是您。我想您在我排练的时候坐在旁边，哪怕什么都不干。我想您在我膝盖疼的时候帮我冰敷，在我跳完舞的时候给我递水，在我睡不着的时候跟我说几句不着调的话。”
　　“我想——”冼青青的声音又破了，但这次他没忍住，一滴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沿着颧骨，流过脸颊，停在下巴上，挂在那里，像一颗摇摇欲坠的露珠。
　　“我想把我欠您的五年，一点一点地补回来。”
　　褚深伸手，用拇指擦掉了那滴眼泪。他的拇指很糙，蹭在皮肤上像砂纸，但力道很轻，轻到像是在擦拭一件贵重的瓷器。
　　“别哭了。”他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没哭。”冼青青的声音带着鼻音。
　　“您哭了。眼泪都流到下巴了。”
　　“那是汗。”
　　“您刚洗完澡，哪儿来的汗？”
　　“那就是水。洗头没擦干。”
　　褚深看着他——看着他那双红了的眼眶，看着他鼻尖上那一点粉红，看着他嘴唇在微微发抖但还是倔强地抿成一条线。他忍不住笑了，左边嘴角先扯上去，露出一点虎牙。
　　“您这个人，”他说，“哭都哭得不认账。”
　　“我没哭。”
　　“行，您没哭。是我看错了。那是水。”
　　“……嗯。”
　　“那您脸上的水还挺多的。”
　　“您能不能别贫了。”
　　“不能。我好不容易等到您不怼我了，我得抓紧时间多贫几句。”
　　冼青青抬起手，打了他的肩膀一下。不重，但声音很脆，“啪”的一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像一声小小的鞭炮。打完，手没拿开，搭在他的肩膀上。
　　褚深的手从冼青青的脸颊滑到他的后颈。他的后颈很细，脊椎的最后一节突出来，像一颗小小的、藏在皮肤下面的种子。冼青青的呼吸变浅了。
　　“您在发抖。”褚深说。
　　“没有。”
　　“您抖了。我手底下能感觉到。”
　　“那是您的手在抖。”
　　褚深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很稳，跟他在拳台上一样稳。二十年的训练，他的双手可以在最紧张的时刻保持绝对的稳定，不会因为心跳加速而有一丝颤动。
　　“我的手没抖。”他说。
　　“那就是我感觉错了。”
　　“您今天什么都说是错的。眼泪是水，发抖是感觉错，哭是不认账。”褚深的手指插进冼青青后颈的头发里，那里还残留着洗发水的味道，像夏天的风。
　　“那您说，什么是对的？”
　　“这个。”
　　褚深倾身向前，吻住了他。烟草和麦芽的味道在两个人之间弥漫开来，像一个被打开的酒桶，醇厚的、苦涩的、后劲十足的气息涌出来，把两个人裹在里面。
　　持续了很久。久到两个人都忘了时间，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这五年是怎么过的。
　　冼青青是薄荷混着咸，褚深是烟草混着麦芽，像一杯刚打出来的IPA，苦的，但咽下去之后舌尖上会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甜。
　　褚深看着他锁骨下的那片雪地，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
　　“……够本了吗？”冼青青终于开口。
　　“不够。”褚深的声音也哑了，“五年，一个吻哪够。”
　　“那您想怎样？”
　　“我想把您这五年受的委屈，一点一点地亲回来。”
　　冼青青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了，像有人在里面点了一盏灯，又用罩子盖住了。
　　“您说话能不能别这么肉麻？”他说。
　　“这叫肉麻？”
　　“嗯，麻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哪儿？我看看。”
　　“您别——”
　　“您还说没发抖。”褚深看着那片皮肤，像风吹过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那是冷的。”
　　“开着暖风机还冷？”
　　“暖风机吹不到腰。”
　　“那我来当暖风机。”
　　“您——”
　　冼青青闭上了眼睛。不是因为困，是因为不敢看。
　　“青青。”褚深的声音从很近的地方传来，近到像是在他的皮肤上说话。
　　“嗯。”
　　“看着我。”
　　冼青青睁开眼。
　　褚深的脸就在他面前，近到能看见他左眼里那片灰白在台灯的光里变成了琥珀色，像一块被阳光穿透的石头。那双眼睛——一只好的，一只坏的——都在看他。好的那只亮得像一盏灯，坏的那只暗一些，但暗里有光，是那种被过滤过的、更柔和的光。
　　“您欠我的答案呢？”冼青青问。
　　“什么答案？”
　　“五年前，您为什么没跟我走。”
　　褚深的手在他的腰上停了一下。
　　“我眼睛快瞎了，”他说，声音很低。
　　“我知道。”
　　“医生说再打一拳就看不见了。我那时候刚查出来，还没来得及告诉您，您就拿了offer来问我跟不跟您走。”
　　“所以您说了‘您走好，不送’。”
　　“我不想拖累您。您去了柏林能当主角，能出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跟着我算什么？一个快瞎了的拳击手，连自己都养不活。”
　　冼青青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
　　“褚深，我问您一个问题。”
　　“您问。”
　　“您觉得自己配不上我，是吗？”
　　褚深没说话。
　　“您觉得自己是个粗人，没文化，只会打拳，配不上我这种搞艺术的，是吗？”
　　褚深的手指在冼青青的腰侧微微收紧了。
　　“您觉得我去了柏林会遇到更好的人，更有钱，更有文化，更懂艺术，更配得上我，是吗？”
　　“够了。”褚深的声音有点硬。
　　“不够。”冼青青的声音也硬了，“您替我想了那么多，您问过我吗？问过我想要什么吗？”
　　“您想要什么？”
　　“我他妈的想要您。”
　　冼青青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又破了。但这次他没有眼泪，他是用一种“我把所有的底牌都甩出来了”的劲儿说的，每个字都像一张扑克牌，被狠狠地摔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想要您这个粗人，这个没文化的人，这个只会打拳的人。我不需要更有钱的人，我比大多数人都有钱。我不需要更有文化的人，我爸妈都是教授，我听文化听了一辈子了，够够的了。我不需要更懂艺术的人，我他妈就是搞艺术的。”
　　“我就需要您。需要您在我膝盖疼的时候骂我‘自找的’，然后帮我冰敷。需要您在我跳完舞之后递给我一瓶不冰的水。需要您在我睡不着的时候跟我说几句不着调的话，把我气得翻白眼，然后忘了自己为什么睡不着。”
　　“您问我想怎么过？我就想这么过。跟您过。跟您这混蛋过。跟您这连‘别走’都不敢说的怂包混蛋过。”
　　褚深看着他，看着他的嘴唇在颤抖，看着他的眼眶在发红，看着他的脖子因为激动而泛起了淡淡的粉色，那片粉色从锁骨一直延伸到耳根，像一幅被泼了颜料的水墨画。
　　“您骂完了吗？”褚深问。
　　“骂完了。”
　　“那轮到我了。”
　　褚深把他拉进怀里，抱住了。
　　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怕弄疼谁的拥抱，是那种“我他妈不管了”的、用力的、把两个人的胸口贴在一起、连心跳都能互相传导的拥抱。冼青青的脸埋在他的肩窝里，鼻尖顶着他锁骨旁边的那道旧疤，呼吸着他身上麦芽、皮革和烟草混在一起的味道。
　　褚深的下巴抵着冼青青的头顶，手臂收紧，一只手在他的后背上，另一只手在他的腰上，把他整个人箍在怀里，像一个拳击手在比赛结束之后抱住对手——不是攻击，是确认。确认你还在，确认我们都还在，确认这五年没有把我们从彼此的生命里抹掉。
　　“对不起。”褚深说，声音闷在冼青青的头发里。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让您等了五年。对不起说了‘您走好，不送’。对不起没跟您走。对不起让您一个人在柏林哭了十分钟。”他顿了一下，“对不起让您蹲在地上哭。”
　　冼青青的身体僵了一下。
　　“您怎么知道我在柏林哭了？”
　　“周航说的。”
　　“周航怎么知道的？”
　　“您有一次喝多了给他打电话，说您刚到柏林的第一天，蹲在浴室的地上哭了十分钟。”
　　冼青青从他肩窝里抬起头，红着眼眶看他。
　　“周航这个叛徒。”他说。
　　“周航是男的。”
　　“男的也能是叛徒。”
　　褚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是那种从眼角慢慢渗出来的、透明的、不带任何声音的眼泪。他这个人打了二十年拳，挨过无数拳头，被打断过鼻梁，被打裂过眉骨，被打到视网膜脱落，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但现在，三十五岁，蹲在一个出租屋的客厅里，抱着一个刚从柏林回来的人，眼泪像断了线一样往下掉，止都止不住。
　　冼青青伸手，用拇指擦掉了他脸上的眼泪。
　　“您哭了。”他说。
　　“没有。”褚深的声音带着鼻音。
　　“您哭了。眼泪都流到下巴了。”
　　“那是汗。”
　　“您又没运动，哪儿来的汗？”
　　“我——”褚深吸了一下鼻子，“我刚才跑过来的，出了一身汗。”
　　“您跑了十分钟了，汗早干了。”
　　“那就是水。洗脸没擦干。”
　　冼青青看着他，嘴角慢慢翘起来，像一弯被风吹动的新月。
　　“您这个人，”他说，“哭都哭得不认账。”
　　“我没哭。”
　　“行，您没哭。是我看错了。那是水。”
　　两个人对视着，眼眶都红着，鼻尖都粉着，像两只被雨淋湿的、躲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猫。
　　然后同时笑了。
　　就是那种“我他妈怎么就跟这个人纠缠不清”的、无奈的笑。冼青青的笑藏在嘴角，很小，但眼睛里的光是满的，满到溢出来，淌在脸上，把那些干了的泪痕又打湿了。褚深的笑从左边嘴角先扯上去，露出一点虎牙，然后是整张脸都松了，像一块冰终于化成了水，化得稀里哗啦，收都收不住。
　　笑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回荡，撞在墙上，弹回来，又撞上去，像两个人在打乒乓球，你来我往，谁都不肯先停。
　　笑了很久，笑到两个人都累了，笑声渐渐低下去，变成了呼吸。呼吸也渐渐同步了，一深一浅，一沉一轻，像两把调好了音的乐器，不用看谱子，就能合在一起。
　　“青青。”褚深开口，声音还带着笑过之后的沙哑。
　　“嗯。”
　　“我能睡这儿吗？”
　　冼青青看着他，眼皮半耷拉着，但嘴角有一个不怎么明显的弧度。
　　“您想睡哪儿？”
　　“沙发就行。”
　　“沙发太短了。您一米八八，腿都伸不直。”
　　“那您让我睡床？”
　　“我没说让您睡床。”
　　“那您让我睡哪儿？”
　　“您回家睡。”
　　“太远了。十五分钟呢。”
　　“您刚才跑过来只用了十分钟。”
　　“那是来的路，回去的路要十五分钟，因为路上没有您。”
　　冼青青看着他，沉默了两秒。然后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
　　“进来吧。”他说，“但您别想多了。只是睡觉。”
　　“我什么都没想。”
　　“您在想了。”
　　“我没想。”
　　“您的眼睛出卖了您。”
　　“我的眼睛本来就不好。”
　　“不好的那只反而比好的那只老实。好的那只在看什么？”
　　褚深把目光从冼青青的锁骨上移开，盯着天花板。
　　“看灯。”他说。
　　“灯在您头上。”
　　“我脖子酸，仰头看看。”
　　冼青青靠在门框上，双臂交叉在胸前，看着他。他的嘴角有一个藏不住的弧度，像一把被慢慢拉开的弓，弦在绷紧，箭在弦上，引而不发。
　　“褚深。”
　　“嗯。”
　　“您再不过来，我就关门了。”
　　褚深从沙发上站起来，两步走到卧室门口，站在冼青青面前。卧室没开灯，只有客厅的灯光从门口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床上。
　　床不大，一米五的，一个人睡宽敞，两个人睡刚好够。被子是灰色的，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只有一个——褚深来了，冼青青从柜子里翻出另一个枕头，拍了两下，放在床头。两个枕头并排着，像两只靠在一起晒太阳的猫。
　　“您睡左边还是右边？”冼青青问。
　　“左边。”
　　“为什么？”
　　“左边靠墙，您不会滚下去。”
　　“我又不是小孩，睡觉不滚。”
　　“您以前滚过。有一次在我那儿睡，滚到地上了。”
　　冼青青的耳朵红了。“那是您的床太小了。”
　　“一米八的床还小？”
　　“您占了一米五，我只剩三十厘米。”
　　“我那是怕您冷，靠您近一点。”
　　“您那是抢被子。”
　　两个人上了床。冼青青关了台灯，房间里陷入了黑暗。窗帘没拉严实，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那条白线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床脚，像一条通往什么地方的路。
　　两个人平躺着，之间的距离大概十厘米——就是褚深在“青台”比划的那个距离。近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近到能感觉到彼此被子下面的体温，近到一个翻身就能跨过那十厘米。
　　“褚深。”冼青青的声音在黑暗中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嗯。”
　　“您睡着了吗？”
　　“没有。”
　　“我也没睡着。”
　　“想什么呢？”
　　“想您。”
　　“我就在您旁边。”
　　“我知道。但我还是想。”
　　褚深在黑暗中伸出手，摸索着找到了冼青青的手，握住。这次握得比刚才紧，不是怕碎了，是想确认这是真的——这个人真的回来了，真的躺在他旁边，真的让他握着手。
　　“青青。”
　　“嗯。”
　　“我能不能跟你说一句话？”
　　“您说。”
　　“就一句。”
　　“您说呀。”
　　褚深深呼吸了一下。
　　“我他妈的——爱你。”
　　五个字，在黑暗中像五颗被点燃的火柴，照亮了一小片空间，然后熄灭，但温度留了下来，烫得两个人都沉默了。
　　沉默了大概五秒钟。
　　“就一句？”冼青青的声音有点抖。
　　“就一句。多了我不会说。”
　　“您刚才说了‘对不起’，说了好几遍。”
　　“那不算。那是道歉。”
　　“这个算什么？”
　　“这个算——”褚深想了想，“算投案自首。”
　　冼青青在黑暗中笑了。笑声不大，但褚深听见了，也感觉到了——因为冼青青的手在他掌心里颤了一下，像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
　　“你笑什么？”褚深问。
　　“笑您，投案自首都说得出来。”
　　“我说的是实话。我犯了罪，罪名叫‘让冼青青等了五年’。现在自首来了，您判吧。”
　　冼青青翻过身，侧躺着，面向褚深。月光照在他的脸上，把他的五官照得像一幅银色的素描——高颧骨，深眼窝，嘴角那个弧度还在，比刚才大了一点，像一朵花在慢慢开放。
　　“判您——”冼青青伸出手，食指的指尖点在褚深的胸口，隔着T恤，点在心脏跳动的位置，“有期徒刑。刑期——一辈子。服刑地点——我身边。”
　　褚深低头看着胸口那只手指。月光下，那根手指修长，指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齐，指尖泛着一点粉色的光泽。
　　他握住那根手指，放到嘴边，亲了一下。
　　动作很轻，像蜻蜓点水。但他的嘴唇贴上去的时候，冼青青的手指颤了一下——不是蝴蝶扇翅膀的那种颤，是琴弦被拨动的那种颤，震动从指尖传到手腕，从手腕传到手臂，从手臂传到心脏。
　　“这个刑期，”褚深松开他的手指，“我觉得轻了。应该加个无期。”
　　“无期太长了，您会烦的。”
　　“不会。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耐烦是一等一的。”
　　“您打拳击的，三回合就急了，还一等一的耐烦？”
　　“那是以前。现在我能跟一箱啤酒待一整天，动都不带动的。”
　　冼青青笑了，这次笑声大了一点，在安静的房间里像一串被风吹动的风铃。褚深听着那笑声，觉得自己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声音不是拳台上裁判数到十的那声“ten”，是这串笑声。十是结束，笑声是开始。
　　“行了，睡吧。”冼青青收回手，翻回平躺的姿势，“明天您还要教王远打拳。”
　　“您还记着这事儿呢？”
　　“当然记着。您答应了的。”
　　“我没答应。”
　　“您没说‘不’就是答应了。”
　　“您这什么逻辑？”
　　“我的逻辑。不服气？”
　　褚深叹了口气，在黑暗中翻了个白眼——虽然没人看得见。
　　“服气。”他说，“睡吧。”
　　“嗯。”
　　安静了大概一分钟。
　　“褚深。”
　　“嗯。”
　　“您的手还在我手上。”
　　“我知道。”
　　“您不松开吗？”
　　“不松。”
　　“那您怎么睡？”
　　“就这么睡。”
　　“手会麻的。”
　　“麻了就麻了。”
　　又安静了几秒。
　　“褚深。”
　　“嗯。”
　　“您的呼吸打在我脸上了。”
　　“那您把脸转过去。”
　　“我不转。”
　　“那我转。”
　　“您也别转。”
　　“那您想怎样？”
　　“我想——您再亲我一下。”
　　褚深在黑暗中笑了。左边嘴角先扯上去，露出一点虎牙，然后是整张脸都松了。虽然冼青青看不见，但他感觉到了——因为褚深的嘴唇贴上他额头的时候，嘴角那个弧度在他的皮肤上划了一下，痒痒的，像一根羽毛。
　　吻落在额头上，停留了两秒。嘴唇是热的，干的，带着一点点烟草的苦味。
　　“够了吗？”褚深问。
　　“不够。”
　　吻落在鼻尖上。
　　“够了吗？”
　　“不够。”
　　吻落在嘴角。
　　“够了吗？”
　　冼青青没回答。他伸手扣住褚深的后颈，把那个停留在嘴角的吻拉到了嘴唇上。这个吻跟刚才不一样——刚才的那个是“我要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个吻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等了多久”。
　　久到月亮从窗帘的缝隙里移到了另一条缝，久到暖风机自动关了——它定时了，两个小时，到点儿就停。久到两个人都忘了自己是谁，只记得对方的嘴唇是什么味道——苦的，甜的，咸的，什么都有一点，但总的说来，是那种让人想一直尝下去的味道。
　　分开的时候，两个人的呼吸都乱了。
　　冼青青的嘴唇比刚才更红了，下唇有一小块被咬过的痕迹——不知道是自己咬的还是褚深咬的。他的眼睛半闭着，睫毛在微微发颤，像一只刚学会飞还不太稳的蝴蝶。
　　“够了。”他终于说，声音轻得像是怕惊醒了什么，“今天够了。”
　　“那明天呢？”褚深问。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您又要我想？”
　　“不是您想，是我们想。”
　　褚深握紧了冼青青的手，十指交握。
　　“行。”他说，“我们想。”
　　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移到了墙上，照着一幅没挂好的画。画里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灯光从头顶打下来，把他全身照得像一座雕塑。是那张照片的放大版——不知道冼青青什么时候洗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挂上去的，不知道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看着这幅画的时候，在想什么。
　　褚深看着那幅画，看着画里三十岁的自己，年轻，浑身是劲儿，眼睛里有一团火。
　　那团火还在。
　　没灭过。
　　他闭上眼睛。
　　身边的呼吸声慢慢变得均匀、深沉。冼青青睡着了，手还握着他的手，十指交缠，像两棵种在一起的树，根在地下已经分不清谁是谁的了。
　　褚深在黑暗中睁开眼睛，侧过头，看着冼青青的睡脸。月光把他的脸照得很安静，安静到不像他——不像那个嘴比刀快、眼皮半耷拉着、说“您哪位”的时候能把人气死的冼青青。他睡着的时候像另外一个人，一个不设防的、不穿铠甲的、把所有武器都放下了的人。
　　褚深轻轻地、非常轻地，在冼青青的眼皮上落下一个吻。
　　嘴唇贴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薄薄的眼皮下，眼球在微微转动——他在做梦。
　　做什么梦呢？
　　褚深不知道。
　　但他希望，从今天开始，那个梦里，有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