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运河上抓鬼的那些年》小寒倾唐

2、误打误撞 寡妇踟蹰，

　　话说玉娘沿运河走了小半个时辰，到底没有走出临清地界。这运河岸边一溜排开的都是货栈、仓房、脚行，白墙灰瓦密密匝匝，每隔几十步就有一座小码头，石阶上蹲着洗菜的妇人、淘米的丫鬟、刷鞋的汉子。两岸的柳树都绿了，柳条垂在水面上，风一吹像是无数把浅绿色的细梳子。

　　玉娘走到一处人少些的河段，在岸边一块青石上坐下来歇脚。包袱放在膝头，她解开系口往里看了看——两件旧衣裳，一本书，一把米，一袋瓜子，还有七钱多碎银子。她把碎银数了一遍，七钱三分。住客栈够住三夜，吃饭够吃七八天，之后便没了着落。

　　她倒不慌。慌也慌过十二年了，早慌够了。她只是把银子和米分开放好，又把《商路异闻录》拿出来翻了翻。书页已经发黄发脆，边角上亡夫用蝇头小楷做的批注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画着简易的地图——“此处有渡，但夜不行船”“此店老板娘不老实，住客需自备干粮”“某年某月，遇一白衣女子借宿，次日不见踪影，疑非人”——字迹潦草，显然是随手记的。

　　玉娘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写着：“济宁城外悦来客栈，后院有井，井口青苔齐膝，夜闻女子哭声。闻者莫应，应之则病。”

　　她把书合上了。济宁。在临清以南，坐船走水路，大约四五天的行程。

　　她把目光投向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有运粮的漕船，船身吃水很深，几乎压到了船帮上的白漆线；有载客的客船，船窗上挂着竹帘，帘后隐约有人影；还有数不清的小货船，船上堆着布匹、瓷器、药材、铁器，五花八门。每个船头都插着一面旗子，有的是姓氏，有的是商号。

　　玉娘看着那些旗子出神——她在想，有没有一条船，愿意捎一个寡妇南下？

　　她正在出神，身后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匆匆忙忙的。她本能地把书往包袱里一塞，回过头去，只见一个人影已经走到她跟前了。

　　来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黑黑瘦瘦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衫，裤腿挽到膝盖，露出一双光脚丫子。他跑得呼哧带喘的，一看见玉娘，眼睛亮了。

　　“这位娘子！”他双手撑着膝盖大喘气，“您……您是不是姓沈？”

　　玉娘警惕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

　　“嗐！”小伙子直起腰来，脸上笑开了花，“崔婆婆让我追您的！她说您一定在河边坐着——果然！婆婆让我带句话——”

　　他喘了一口，背了一句，语气学着崔婆婆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

　　“‘你让那闺女回来一趟，我有句要紧话忘了说。’”

　　玉娘愣了一下，站起来：“什么话？”

　　“婆婆没说，就说让您回去。”小伙子挠了挠后脑勺，“她老人家说话就这样，半截子，急死人。您跟我走罢？不远的，就刚才那茶摊。”

　　玉娘犹豫了一下。她本不想再回去，但崔婆婆方才说了她娘的事——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临清城里知道她娘旧事的人，统共也没剩几个。她心里隐隐觉得，崔婆婆那张核桃壳似的脸上，还藏着别的什么没说出来的东西。

　　她跟小伙子走回去了。回到码头那棵老柳树下时，茶摊上的客人已经换了一拨，两个挑夫正蹲在长凳上喝大碗茶，一个算命先生举着布幡在旁边等人问卦。崔婆婆坐在原处，手边的花生壳堆成了小山。

　　见玉娘回来了，崔婆婆把两个挑夫轰走了：“喝了半天的茶就给一个铜板，去去去。”然后朝玉娘招招手，“坐。”

　　玉娘坐下了。崔婆婆这回没倒茶，而是把她方才给的那袋瓜子又推了过来：“拆开吃。跟你说句正经话。”

　　玉娘把布袋拆开，捏了两粒瓜子搁在嘴里，慢慢嗑着。崔婆婆看着她嗑瓜子的样子，忽然笑了一声：“你嗑瓜子的模样，跟你娘一个样。”

　　玉娘嚼瓜子的动作停了一停。

　　“你娘姓什么，你知道不？”崔婆婆问。

　　“姓江，”玉娘说，“江雪兰。我姥爷是——”

　　“你姥爷是苏州人，做的丝绸生意。你娘十六岁嫁到你爹家，二十岁生下你，二十四岁你爹死了，二十六岁改嫁到临清一个货郎家里，三十七岁走的。”崔婆婆把这串话说完，中间没有停顿，像背了无数回。

　　玉娘看着她，嘴唇微微张着。

　　崔婆婆剥了一颗花生，花生壳在手里啪地裂开：“我认识你娘的时候，她刚从苏州过来，带着你，才六岁。你在旁边玩泥巴，她跟我说话，说你爹死得早，说你是她唯一剩下的东西。后来她改嫁到临清，每年端午都到我这儿坐坐，买一包瓜子，说几句话。”

　　“我从来没听她提过你。”玉娘说。

　　“她不说的事多了。”崔婆婆把花生仁扔进嘴里，“她走的时候把那个玉环给了我，说等你长大了，叫我还给你。后来你嫁进了秦家，我托人给你送去了。”

　　玉娘摸了一下脖子上的玉环。原来不是母亲临终才给的，是崔婆婆转交的。那枚贴肉戴了十几年的玉环，中间还隔着一双老人的手。

　　崔婆婆看着她脖子上露出来的红绳，点了点头：“那玉环你要收好。你娘说那是护身符，但也没跟我说清楚到底从哪儿来的。不过她说了另一句话，让我务必告诉你——”

　　玉娘等着。

　　崔婆婆把花生壳往桌上一丢，正了正脸色：“她说——‘我闺女这辈子前半段是别人替她活的，后半段得她自己走。’”

　　河风忽然大了一些，把茶摊上的粗布棚子吹得鼓了起来，呼啦呼啦响。玉娘手里那袋瓜子搁在膝上，好一会儿没嗑。

　　崔婆婆见她不再说话，又把大茶壶提过来给她倒了一碗：“行了，话带到了。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玉娘低头看着碗里的茶汤，褐红色的水面映着她自己的脸，眉是眉，眼是眼，清清楚楚的。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说：“婆婆，你知道哪条船要往南去么？”

　　崔婆婆“嗯”了一声，朝河面上努了努嘴：“你看见那面旗子了没有？”

　　玉娘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河心泊着一艘大货船，船身刷着深棕色桐油，看样子能装不少货。船头插着一面蓝布旗，上面绣着一个大字——是个“鲁”字。旗子被风扯得笔直，那字的笔画粗犷有力，像是泼墨写上去的。

　　“鲁家的船，”崔婆婆说，“往扬州去的。今儿在临清停一晚上，明早就走。船东家姓鲁，是个贩南北货的商人，在临清码头上算得上一号人物。”

　　玉娘看着那艘船，又看了看自己的包袱。

　　“不过那姓鲁的可不好说话，”崔婆婆慢悠悠补了一句，“脾气大，嗓门也大，手底下的人见了他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你要想搭他的船，得有一样东西——能让他看得上。”

　　“什么？”

　　崔婆婆却不再说了，只摆了摆手：“你自己去码头那边的茶楼看看就知道了。他今儿在那儿招账房，招了一天没招着中意的。”她往椅背上一靠，又开始剥花生，“去吧，别在我这儿耗着了。瓜子拿着，路上嗑。”

　　玉娘站起来，把那袋瓜子收进包袱里。她朝崔婆婆弯了弯腰，没说话，转身往码头那边去了。

　　走了几步，崔婆婆在身后又喊了一句：“闺女！”

　　玉娘回头。

　　崔婆婆在柳树的影子里坐着，那张核桃壳似的脸上，眼睛亮得像两口深井：“你娘还说过一句话——‘半辈子的路都走完了，剩下的半辈子，走哪儿算哪儿。’”

　　玉娘在风里站了一瞬，然后点了点头。

　　她沿着河岸往货船那边走去。日头已经升到了中天，运河的水面被照得白晃晃一片，货船上那几个伙计正在卸货，吆喝声远远地传过来。那面“鲁”字旗在她头顶上方猎猎作响。

　　她不知道那茶楼在哪儿，但她知道该往人多的地方走。码头边的人越来越密——挑担的、牵驴的、扛包的、拉纤的，人声混着水声、哨声、马蹄声，嗡嗡嗡嗡像一锅沸水。玉娘在人群里穿行，包袱挤在怀里，身子侧着躲开一挑担子，又躲开一辆独轮车，最后在一座三层的茶楼前停了下来。

　　茶楼门楣上挂着一块黑漆匾额，写着“望河楼”三个字，字是金的。楼里有人声传出来，比外头还热闹。玉娘站在门口犹豫了一息，正要迈步进去，里头忽然有人吼了一嗓子，整条街都听得见——

　　“你们这些个睁眼瞎！七尺高的汉子连个账都算不明白？老子要的是账房，不是饭桶！”

　　话音未落，一个灰头土脸的年轻后生从门里蹿了出来，脸上挂着一道茶渍，袖子湿了半截，头也不回地跑了。茶楼里哄堂大笑。

　　玉娘站在门口，隔着门帘往里看了一眼。只见里头一张八仙桌旁坐着一个大汉，虎背熊腰，肚子微微腆着，把一件青绸袍子撑得圆滚滚的。他面前摊着一本摊开的账册，手边搁着一把茶壶，正呼哧呼哧喘气，阔脸涨得紫红。

　　他坐在那儿骂人，可骂完了自己倒先不痛快了，端起茶壶灌了一口，眉心三道竖纹拧得像刀刻出来的，嘴角往下撇着，看上去既凶又累。

　　旁边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船工，弓着背，手里攥着一顶破草帽，慢吞吞地说了一句：“当家的，要不……明儿再招？”

　　“明儿？明天船就开了！”那大汉把茶壶往桌上一墩，“你跟我说明天？今儿招不着，这船上的账你来管？”

　　老船工不说话了，把草帽往脑袋上一扣，退后两步。

　　茶楼里坐着的几个看客都在那儿偷笑，谁也不上前。那大汉喘了几口气，又低头翻账册，翻一页骂一声，翻一页骂一声。

　　玉娘把门帘一掀，走了进去。

　　那大汉头也不抬，只顾着翻他那本账册子，嘴里还嘟囔：“又来一个？是识字的不识字？算盘会打不会打？不会打别浪费老子茶水——”

　　玉娘没答话，走到桌前，把自己的包袱搁在旁边的凳子上，伸手去翻他桌上的账册。

　　那大汉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两道浓眉压着一双三角眼，目光沉沉的，像一头蹲着的熊忽然看见有人摸它嘴边的果子。“你做什么？”他声音不高，但沉甸甸的，压着三分不耐烦。

　　玉娘把账册翻了两页，指尖在某一行点了点，说：“这笔进项你算错了三成。棉布进价是四钱一匹，你记了五钱，二十匹就是多算了二两银子。你这批货总共一百二十匹，光这一笔你就亏了十二两。”

　　那大汉怔住了。他上下打量她——两道英气的长眉、一双微微上挑的凤眼，皮肤白得像新剥的菱角，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荷色衫子，洗得发白的蓝布裙，干干净净，就是太素了些。她站在那儿，包袱斜挎在肩上，一手按着账册，稳当当的，像一棵移栽到河岸边的竹子。

　　“你什么人？”他问。

　　“沈玉娘。临清南街绸缎庄的。”她顿了一下，补了一句，“前东家的。”

　　大汉眯起眼：“你就是那个被赶出来的寡妇？”

　　茶楼里围观的几个人都竖起了耳朵。码头上的人耳朵都尖，寡妇、扫地出门、绸缎庄——这几个词凑在一起，够嚼一早上舌头的。

　　玉娘没有答话。她把账册往前推了推，平静地看着他。大汉看着她那双凤眼——那眼睛里有打量，有两分笑意，有五分精明，唯独没有他看惯了的那种“怕”。他吼了这半天，来应征的男人没有一个敢跟他对视超过三息的。可这个女人站在他面前，既不躲闪，也不低头。

　　大汉忽然笑了。那一笑，满脸的横肉都跟着动了起来，三角眼弯成了两条缝，看着活像一尊摇摇晃晃的弥勒佛。他往椅背上一靠，两条粗胳膊抱在胸前，说：

　　“行。你有本事。月钱五钱，管吃管住，明天跟我走。”

　　旁边那老船工把草帽掀了掀，露出一双皱纹密布的眼睛，看了看大汉，又看了看玉娘，又默默把草帽扣回去了。

　　玉娘没急着答应。她低头又翻了翻账册，翻到另一页，又指出一处疏漏：“这笔支出是你去年腊月在济宁赊的猪肉？二十斤，三两银子——猪肉什么时候卖到一钱五一斤了？那会儿市价不过七分。”

　　大汉的笑收了一半，搓了一把脸，声音低下去三成：“……那是贵了点。”

　　“贵了不是一点，”玉娘把账册合上，“你底下的伙计坑了你，你不知道。”

　　茶楼里那几个看客都屏住了气，等着大汉发火。可大汉没有发火。他盯着玉娘，盯了好一会儿，忽然伸手把账册夺了回去，往怀里一揣：“你这娘们儿——是不是在临清南街那个绸缎庄，把我王家三舅的底都查了一遍？”

　　“没有，”玉娘说，“只是你三舅欠了我亡夫二十六两银子，我顺手记了一笔。”

　　大汉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他转头去看那老船工：“老胡，你说这——”

　　老船工把草帽往下拉了拉，声音闷在帽檐底下：“当家的，账房我管了二十年。听这位娘子的。”

　　大汉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碗跳起来老高：“行！我给你六钱一个月！明早天一亮码头上船！”他又瞪了玉娘一眼，“你要是算错了账，老子把你扔运河里！”

　　“你要是再让人坑了账，”玉娘把包袱重新挎上肩，“我就把你的圈叉账本贴到码头上去。”

　　大汉——鲁启——张着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像一把刀，平时收在鞘里，拔出来带着一股子凉气。

　　他倒不讨厌那股凉气。

　　玉娘走到门口时，他又喊了一句：“哎！你——”

　　玉娘回头。

　　鲁启梗着脖子，眼神有点飘，像是在找一个不显得太在意的理由：“……你吃过了没有？码头东头有家面摊，汤头还行。”

　　玉娘看着他，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两个浅浅的梨涡在晨光里一闪，像是春天的冰面上忽然裂开了一道缝。

　　“吃了。”她说。

　　但她没走。她在门口站了两息，又说了一句：“明早天亮，码头见。”

　　她走出茶楼时，正午的阳光铺满了整条运河。那面“鲁”字旗还在她头顶上哗啦啦地响。包袱里的《商路异闻录》硌着她的后背，那袋瓜子在布底窸窸窣窣地响。河风迎面吹过来，她忽然闻到一股糖糕的甜香——从码头东头的摊子上飘过来的，热腾腾的。

　　她摸了摸包袱里的七钱三分碎银，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买了半块。

　　糖糕拿在手里，隔着油纸还是烫的。她咬了一口，甜味在舌尖上慢慢化开，像一小团暖的云。

　　运河上的船正在解缆。水声哗啦哗啦地响。岸上有人喊号子，有人骂街，有人讲价，有人唱曲。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熙熙攘攘地流过这座临清城。

　　玉娘站在码头边上吃完了那半块糖糕，把油纸叠好收进袖子里，望着南边水天相接的地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半辈子的路走完了。剩下的半辈子——

　　走哪儿算哪儿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