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爱囚莲

5、電視

　　那之后，日子就不一样了，倒也不是说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我还是那个作息混乱的待业青年，他还是那个早出晚归的上班族。

　　只是晚上他回来的时候，会主动跟我说两句话，虽然都是都是废话，放在以前他不会说的废话，但我听得很认真，废话才是日子，因为人在真正放松的时候，说的都是废话。

　　九月中，我终于接了一份活，胡同口小卖部介绍的，老板娘的表弟在公主坟那边开了个计算机培训班，缺个发传单的，一天三十日结，我就去了，站在一堆卖光盘的、□□的、拉黑车的人中间，手里攥着一沓印着“二十一世纪是计算机的世纪”的传单，朝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

　　大部分人根本不看我，只有少数人接了传单，走两步就扔进垃圾桶，还有个大妈接过去看了看，问我：“小伙子，学这玩意儿能找工作不？”

　　我说能，她打量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不太像能找到工作的样子，摇摇头走了。

　　北京秋天风大，传单被风吹得满天飞，我还得追着捡，怕被城管看见罚款，有一个下午，一阵邪风把我手里的传单吹散了一半，我追出去十几米，踩到一块松动的地砖，溅了一裤腿的泥水。

　　我站在那里，看着满地白花花的纸，忽然觉得很可笑。

　　二十一世纪是计算机的世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连一台计算机都没摸过。

　　回到芍药居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推开门就看见思有在泡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裤腿的泥水上停了一秒，什么也没说，起身从柜子里拿了一条裤子递给我。

　　“穿这个，”他说，“你那裤子得洗。”

　　“你的？”

　　“旧的。不穿了。”

　　我接过裤子，翻过来看了一眼裤腰。标签上写的是XL，他穿M都嫌大。

　　我把这个发现咽回肚子里，什么也没说。

　　等我换好裤子，他把一杯茶推到我面前，热气在杯口盘成一团白雾，我很粗鲁地喝了一口，烫到了舌头。

　　“今天怎么样，”他问。

　　“不怎么样，踩水坑里了。”我自嘲地笑了笑，“作家体验生活。”

　　他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台灯的光打在他脸上，眼睛很亮，那一瞬间我忽然有点心虚，好像我这个“作家”的身份在他面前是一层纸糊的壳，一戳就破。

　　“你写过什么东西吗。”他问。

　　他大概早就注意到我摊在桌上那本空白的笔记本了。

　　“以前写过一点小说......寄给杂志社，退回来了。”

　　“写的什么。”

　　“煤矿。”我把茶杯捧在手里，掌心贴着温热的杯壁，“写一个矿工的儿子，他爸下了二十年井，肺里全是煤灰，吐出来的痰是黑的......他儿子从小就发誓不要变成他爸那样，结果他爸在他十八岁那年死了，他儿子发现，不管他跑多远，他骨子里还是他爸的样子。”

　　这是我来北京以后跟别人说过的最长的一段话，也是最真的一段话，我跟长春的朋友都没说过这些，感觉他们会笑着说老崔你变了，去了北京就看不起我们了。

　　我应该不跟他们争辩，争辩没有意义。

　　“后来呢。”他问。

　　“后来他坐火车走了，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北京？”

　　“北京。”

　　他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一口气，水面荡起一圈圈细纹，没有追问那儿子老子是不是我自己，是不是我爸。有些事，说穿了就没意思了。

　　“你写得应该不错。”他说。

　　“你又没看过。”

　　“不用看，能说成这样，写下来不会差。”

　　我笑了。“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安慰我。”

　　“夸你。”他说完低下头喝茶，耳朵尖有点红。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其实心情不好。

　　事情的起因是公司里新来的一个年轻人，姓马，比邹思有小三岁，分到他对面坐。小马是那种典型的职场新人，热情又嘴甜，见谁都叫老师。
　　他叫邹思有邹老师，思有没理他，他以为是自己叫得不够亲切，第二天改口叫邹哥，邹思有还是没理他。

　　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邹思有在公司干了六年，觉得这样一个老员工一定有门道，就天天缠着他问问题：“邹哥，这个表格怎么弄”、“邹哥，王总喜欢什么格式的报告”、“邹哥，中午一起吃饭呗”。

　　邹思有统统拒绝，我后来见过他这样对别人，说实话，挺可怕的。

　　但小马还不放弃，那天下午，他趁邹思有去茶水间的时候跟了进去，关上门压低声音说：“邹哥，我知道公司有人说你闲话，但我觉得你不是那种人，咱们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你罩着我。”

　　邹思有端着杯子站在那里，水没接满就把水龙头关了，他看着杯子里半满的水，说了一句话。

　　“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端着半杯水走了。

　　“你怕他。”我说。

　　他抬起眼睛看我。

　　“你怕他跟别人不一样，怕他再往前一步，你就心软了。”

　　他没承认也没否认，沉默了一会儿说：“下周三公司有个团建。去香山看红叶。”

　　“你去吗。”

　　“不去。”

　　“你应该去。”

　　他皱了皱眉，这是他不高兴的表情，眉头中间挤出两道浅浅的竖纹，嘴唇抿起来，看起来比平时老了好几岁。

　　“你老待在屋里会发霉的，”我说，“不是身体发霉，是这儿。”我指了指自己心口的位置。

　　他不说话。

　　“你要是怕一个人去，我陪你。”

　　“又不是你公司的人。”

　　“我又不进你们队伍，我自己逛，逛完了在山脚下等你。”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表情很复杂，像是在判断我到底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香山的红叶十月底才红，现在才九月中，看什么。”他说。

　　我知道他这是在找台阶。

　　“那就看绿叶呗，绿叶也挺好看的。”我干巴地说，“北京的东西，什么都得看看，不然我回去以后，我妈问我北京有什么，我总不能跟她说传单和泥水坑吧。”

　　“回去”这两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皮跳了一下，但他没接这个话茬，把杯子里凉掉的茶倒进窗台上的一个旧矿泉水瓶子里，瓶子里插着一截绿萝，是某次从楼下垃圾桶旁边捡回来的。

　　那截绿萝在水里泡了一个多月，居然长出了白白的根须。

　　他把瓶子放回窗台上，背对着我。

　　“再说吧。”他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他在对面翻来覆去，弹簧床垫嘎吱嘎吱地响，响了很久，后半夜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听见他轻轻叫我。

　　“崔志和。”

　　“嗯。”

　　“你那个小说里的矿工儿子，他后来去了北京之后呢。”

　　我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

　　“不知道，”我说，“还没写到那儿。”

　　黑暗中，他好像轻轻笑了一下，又好像没有。

　　“那你快点写。”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想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还是想在这个故事结束之前，给自己找到另一个结局。

　　十一月中旬，屋里多了一口人。

　　严格来说是一台电视机，刘姨家换新的，旧的那台十四寸彩电要处理，问我要不要，五十块钱，我说我要想想。

　　五十块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笔大钱，够吃半个月的面。但我还是买下来了。我跟刘姨说能不能分期，先给二十，下个月再给三十。

　　刘姨看着我，叹了口气，说你一个人在北京也不容易，就三十吧，剩下的不用给了，我说刘姨你这样我不好意思。她说那就多帮我搬几箱汽水。

　　我把电视搬回屋里的时候，邹思有从他哪破破的小绿沙发上抬起头，看着我和我怀里的电视，表情像看见有人牵了一头牛进屋。

　　“这哪儿来的？”

　　“刘姨家淘汰的。三十块。”我把电视放在折叠桌上，插上插头，拉出天线，屏幕闪了几下，跳出一个模模糊糊的图像，是中央一台，正在播天气预报，主持人说华北地区将迎来一次强冷空气，请市民注意防寒保暖。

　　“有颜色。”我拍了拍机壳，“彩色的。”

　　“嗯。”他看着屏幕，“没声音。”

　　我又拍了两下，声音忽然炸出来：“请市民注意防寒保暖”……然后又没了，变成断断续续的电流声

　　我又拍了一下，又响了，最后找到规律，得一直拍着。

　　“这得修。”邹思有说。

　　“不用修。拍着就行。”

　　“你总不能一直拍着。”

　　“那就谁想看谁拍。”

　　于是接下来的很多个晚上，我们多了一项活动，我坐在床上，他坐在他的沙发上，中间是那台需要有人一直拍着的电视，遥控器早没了，换台得用钳子夹着频道旋钮转。频道不多，能收到四五个台，最清楚的是北京台，其次是中央一，凤凰卫视时有时无，得把天线举到窗外才能收到。

　　也不是天天看，他加班的日子多，我一个人懒得拍，就看那台巴掌大的黑白电视，黑白电视收不到几个台，雪花点比画面多，我就关了电视，坐在床上发呆，或者翻那本《北京地图册》。

　　地图册已经被我翻烂了，封皮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道，去过的地方在地图上画了圈，没去过的画了三角。
　　圈少，三角多……北京太大了，大到我用了好几个月，连一个角都没走完。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他难得不用加班，我们窝在屋里，把那台彩电拍到终于出声，看了半场甲A联赛，国安对申花，一比一。

　　他看球的时候很安静，不像我，进球了会拍大腿，丢球了会骂两句，他最多在国安进球的时候“嗯”一声，嘴巴都不张开，我说你看球这么文明有什么意思，他不解地反驳我谁说看球非要出声。

　　中场休息的时候，电视开始飘雪花，他伸手按着，我说要不换台吧，他说等广告完。

　　广告是脑白金的，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穿着红棉袄跳舞，背景音乐是“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那个广告在每一个台都播，躲都躲不掉。

　　“你们北京人过年都送这个。”我问。

　　“不送。”

　　“那谁送。”

　　“不知道。”他看着屏幕上那两个跳舞的老人，停了一拍，“大概没人送的人，看了广告会觉得自己也该送点什么。”

　　……

　　球赛下半场刚开始，信号断了。

　　屏幕上一片雪花，他怎么按都不管用，我说别按了，大概是天线的问题。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大概是附近谁家办喜事，噼里啪啦的声音从窗户缝里挤进来。

　　北京的冬天灰蒙蒙的，下午四点多天就暗了，路灯还没亮，整个世界像一张没冲洗好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