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卖掉牲畜的那一天 武星星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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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北的黄土褶子里，2009年的立秋来得像一声空洞的叹息。
风是从北边的大青山秃顶上刮下来的。那风还没带上冬天的铁青刀子，却已经有了沙蓬草般的干裂感，卷着细碎的沙尘在半空中横冲直撞，把双水村上空打磨得像一块毛糙的毛玻璃。太阳亮得晃眼，却像是一盘没有一星半点油水的冷豆花，惨白惨白地贴在铁灰色的天幕上，落不下一丝暖意。庄稼地里的玉米叶子已经开始大片大片地发黄、枯焦，在秋风里“沙沙”地扯着喉咙，像是一群嗓子眼里塞满了粗沙子的哑巴，正拼命地朝那条通往县城的土路指着。
这一年，我七岁。
我的姐姐武兰兰十四岁。她刚接到了县城二中的初中录取通知书，而我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
在我们那个叫双水村的土圪梁上，读书是一件大得能把人脊梁骨生生压折的事。村里的老人们常说，泥里出来的娃，骨头缝里都带着一股子洗不掉的碱气，只有用城里学校的黑墨水泡上几年，才能把那股子泥腥味给褪得干净。可去县城读书，不仅需要两张盖着鲜红公章的纸片，更需要一叠厚厚的、能把庄稼汉砸出血来的钞票。
为了凑齐我们姐弟俩在县城租房的押金、两份沉甸甸的学杂费，还有母亲刘桂香去城里陪读的嚼谷，父亲武建国做了一个全家人甚至不敢在饭桌上提起的决定：卖掉家里唯一的财产——那群他悉心拉扯、接生、养大了好几年的牛羊。
那是一共十二只绵羊，两只山羊，以及三头毛色黑白相间、骨架宽阔如土墙的奶牛。
在这片连井水都带着苦咸味的黄土地上，这群牲口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活银行，是武建国的脊梁，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命根子。
1
天还没亮透的时候，院子里就已经响起了细微而沉重的沙沙声。
我揉着眼角的干糊眵，光着脚丫子踩在冰凉、泛着碱花的泥地上，透过窗纸上那个去年冬天被猫抓出来的破窟窿往外瞧。
父亲武建国正蹲在羊圈前的草料棚下，用一把生了锈、刀刃卷了大半的铡刀切着干草。他的动作极慢，每一次按压那沉重的钢制铡刀，那粗重的铁刃切断干草时都会发出“嚓、嚓”的钝响，像是一个风湿病人在艰难地活动着他那生了锈的关节。枯黄的草屑在昏暗、青灰色的晨光里飞舞，打着旋儿落在父亲那头落满了白霜、显得有些杂乱的黑发上。他今年才三十三岁，可是在我七岁的记忆里，他的肩膀早早就向着地面弓了下去，像是一张拉得太满、再也缩不回来的硬弩。
“星星，咋不穿鞋就踩地？”
母亲刘桂香温和而带着沙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她轻手轻脚地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双用废旧汽车轮胎底做的布鞋，套在我那双冻得有些发青的脚上。母亲的手极糙，手掌心里横着几道洗不干净的黑色泥垢，那是常年在土里刨食留下的勋章，但她的动作总是那么轻，生怕惊醒了还在炕上熟睡的姐姐。
“妈，俺爹今天不放羊了吗？”我仰起头，看着母亲那张有些浮肿、眼眶深陷的脸。
母亲的身子猛地僵了僵。她那双因为长期干重活、指关节微微有些变形的手在我的脑袋上轻轻摩挲着，一下又一下。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叹了口气，那叹息轻得像是一片落叶掉进了枯井里：
“今天……有人来拉羊。拉走了，咱就去县城。星星，去了城里，可得跟着你姐好好念书，听见没？可不能糟践了这群生灵。”
我懂事地了点头。那时的我，对于“县城”和“念书”只有一种极为抽象的恐惧。在我的脑海里，县城是一个由水泥、钢筋和柏油堆砌起来的庞大怪物，那里没有漫山遍野、一到秋天就泛红的沙蓬草，没有能躺着看云彩的土坡，只有一排排整齐得让人窒息的红砖房子，以及永远在吐着黑烟的厂矿烟囱。
而为了换取去那个怪物肚子里的入场券，我们必须把院子里这些有温度、会喘气、在夜里会用温热的舌头舔我们手心的生灵，变成一叠干瘪、冰冷、散发着油墨和庄稼汉汗酸味的纸钞。
我走出屋子，院子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熟悉的膻味和牛粪的酸气。那是大西北庄稼院里最厚实、最让人心安的气味，只要闻着这股味道，哪怕窗外的风刮得再大，心里也是踏实的。
大花——那头怀了崽、肚子鼓得像个大水瓮一样的母牛，正把湿漉漉的黑鼻子贴在牛圈的木栅栏上，发出一声低沉、浑厚的“哞——”。它的鼻孔里喷出两股白色的热气，在寒凉的晨雾中迅速洇开，像是一团小小的云雾。
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栅栏的缝隙里，摸了摸它那温热、带着黏液的鼻镜。大花用它那条长满倒刺的粗糙舌头舔了舔我的手心，又痒又疼，还带着一股新鲜青草在胃袋里发酵后的甜腥味。
“大花，你今天要去哪儿啊？爹说你要去城里了。”我小声嘀咕着，把额头贴在木栅栏上。
大花那双大得像黑玛瑙一样的眼睛看着我，长长的睫毛上挂着几颗晶莹的露珠，里面倒映着我小小的、有些脏兮兮的脸。那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木然的温顺。在这种温顺面前，我突然觉得心口一阵发紧，像是有什么生了锈的铁钩子在狠狠地揪着我的肺叶。
姐姐武兰兰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出来了。她身上披着父亲那件褪了色、袖口磨成了毛边、散发着煤烟和旱烟油子味的旧蓝色中山装。她没像往常一样过来捏我的脸或者笑话我，而是拿着一把秃了头的竹扫帚，死命地扫着院子里的羊粪蛋子。
“唰——唰——”
她扫得极用力，扫帚毛划过坚硬、干冻的土地，发出刺耳、干枯的哨音。
“姐，你别扫了，地都被你铲起一层皮了，扬得满院子都是土。”我说。
姐姐手上的动作顿了顿。她抬起头，那张十四岁的、已经开始显露出西北女人特有棱角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的眼睛红通通的，眼角还挂着一圈亮晶晶的干眼屎，显然是在被窝里偷偷哭过。
“你懂个屁。”她低声骂了一句，声音沙哑得像是在粗沙地上拖曳一块干枯的木板，“把院子扫干净，让人家来瞧着，咱家的羊是干净羊，能多卖几个钱。咱家干净，不能让人家看轻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极其别扭、甚至有些扭曲的倔强。我知道，她比我更舍不得这些牛羊。
去年夏天，山洪暴发的时候，是十四岁的武兰兰光着脚在没过大腿的黄泥浆里摸了半个多小时，把一只被大水冲走的小羊羔给抱了回来。那只羊羔的腿折了，兰兰用自己的红领巾和两根木棍子给它做了夹板，每天用眼药水瓶子一口一口地喂它喝米汤。现在，那只小羊羔已经长成了半大的架子羊，它的右耳上还留着一个豁口，那是兰兰为了认出它，用一根红头绳穿过去拴出来的记号。
可今天，那只带着红头绳记号的羊，也将成为别人案板上的羊肉，或者屠宰场里冰冷的废料。
2
上午九点多，太阳终于越过了东山头，把病恹恹的白光洒在双水村的土路上。
村头传来了重型卡车粗暴的轰鸣声。那声音极大，震得我们家那堵在2006年暴风雪中塌过一次、后来用黏土和麦秸重新糊起来的断墙残垣，都发出细微的“簌簌”声。大片大片的泥尘从墙缝里落下来，掉在地上，像是一场属于土地的慢性流血。
我跟着姐姐武兰兰跑到大门口。
一辆漆皮剥落、车厢板上满是污垢和干涸牛粪的蓝色东风大卡车，歪歪扭扭地顺着土坡爬了上来。车尾的排气管里喷出滚滚黑烟，像是一条巨大的黑色蜈蚣，在纯净的西北天空中疯狂地爬行，留下一股刺鼻的柴油焦糊味，把秋天的空气熏得让人直犯恶心。
卡车在我们家大门口猛地一踩刹车，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像是一根钢针，生生地扎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从车上跳下来一个男人。他穿了一件油亮发黑的皮夹克，肚子挺得像个扣过去的铁锅，腰里系着一根宽大的猪皮带，上面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当”乱响。他的脸上满是横肉，指甲缝里嵌着厚厚的黑泥，手里捏着一个已经变形的塑料水杯，里面泡着浓得像墨汁一样的砖茶。
这个人叫马德旺，是县城里有名的牲口贩子。
“建国！建国在不？”马德旺扯着嗓子喊道，他的声音又粗又破，像是一个破了底的破风箱在使劲抽动，“车我开来了！赶紧的，今天市里的屠宰场催得急，晚了人家的秤就关了！”
父亲武建国从屋里走了出来。
他换上了那件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去公社开会时才穿的灰色涤卡中山装。那衣服有些大，挂在他那瘦削的肩膀上，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像是一面挂在枯树枝上的旧旗帜。
“马哥，你来了。”父亲勉强挤出一个笑脸，迎了上去，从兜里掏出一盒五毛钱的“大青山”香烟，递过去一支。
马德旺斜着眼瞧了瞧那支压得有些扁的香烟，没接，而是从自己皮夹克兜里掏出一盒红色的“苁蓉”，点着了，吐出一口浓浓的蓝烟：
“抽我的。建国，咱先说好，今天这行情可不比上个月。现在关里过来的冻肉多，毛羊的价格跌得厉害。你那十二只绵羊，我只能给到四块五一斤。至于那三头奶牛……现在奶站天天压价，奶牛不值钱了，我是看在咱们一个公社的面子上，才顺道给你拉走。价格上，你得让让。”
听到这句话，站在我身边的姐姐武兰兰，手指猛地攥紧了扫帚把，指甲盖憋得苍白。
“马哥，这不对吧？”父亲的眉头拧成了一个黑色的疙瘩，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干硬的颤抖，“上星期在集上，我还听人说毛羊能卖到五块。我这羊都是喂的纯干草和玉米糁子，身上的膘厚实，肉紧。还有那奶牛，大花下个月就要下犊子了，那是正当年的好母牛啊……”
“哎呀建国，你是个文化人，怎么也跟那些浑汉子一样死脑筋？”马德旺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手腕上的假金表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集上的价格能跟大批量拉走一样吗？我这车烧的是柴油，路上的过路费、过桥费，哪一样不要钱？你要是觉得亏，成，那你就自己赶着羊去县城集上卖。不过我可提醒你，二中下星期就开学了，你家娃的学费，等得及不？”
“学费”这两个字，像是一块沉重的生铁，生生地砸在父亲的胸口上。
我看见父亲的身体剧烈地晃了晃。他那双常年握着笔、也握着铁锹的手，在口袋两侧死死地抠着大腿外侧的布料。他的嘴唇哆嗦着，原本周正、干净的脸上，此刻写满了属于中年男人的温顺与无能。
他念过初中，会写毛笔字，在这个穷山村里算是个有体面的人。可是，在这一叠叠能决定孩子命运的钞票面前，他所有的体面、所有的墨水，都成了一张毫无用处的废纸。
“行……”
过了许久，父亲才极其艰难地从嗓子眼深处挤出这个字。那声音太轻了，轻得像是一片落叶掉在地上，却又重得像是一座山，生生地把我们这个家相伴了数年的温热，彻底砸了个粉碎。
3
“开始装车！”马德旺吐掉嘴里的烟屁股，大声嚷嚷道。
卡车司机从车厢后面拖出两块又长又宽的木板，斜搭在车厢尾部，形成了一个陡峭、滑溜的通道。那木板上还残留着上一次装车时留下的血迹和黏糊糊的绿色粪便，在太阳的炙烤下，散发出一种让人作呕的腥臭味。
“兰兰，星星，把羊圈门打开。”父亲没有看我们，声音低沉得像是在对空气说话。
姐姐武兰兰站在那里没有动。
她的身体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马德旺。那一瞬间，我从十四岁的姐姐身上，看到了一种极其可怕的野性。那是一种在风雪里用肉身护住弟弟时、在荒原上与恶劣命运对峙时，才会长出来的、属于野草的野性。
“我不开。”姐姐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道。
“听话！”父亲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里面带上了一丝罕见的严厉与哀求，“去开门！”
母亲刘桂香走过来，眼泪无声地在脸颊上的黄土沟壑里冲刷出两道白色的轨迹。她拉了拉姐姐的胳膊，声音温和而破碎：
“兰兰，听你大（爹）的话。羊卖了，你和星星才能念书。咱家不能一辈子困在这山梁梁上，听话……”
姐姐武兰兰的肩膀剧烈地耸动了一下，终于，她手里的扫帚“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她转过身，粗暴地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大步朝羊圈走去。
羊圈门被拉开的那一刻，原本安静的羊群突然骚动起来。
牲口是通人性的。它们似乎从那辆轰鸣的铁卡车、以及空气里弥漫的血腥味中，预感到了属于它们的终点。十二只绵羊拼命地往羊圈最里面的角落里缩，紧紧地挤成一团，像是一块由白色棉絮和灰色泥巴和成的、瑟瑟发抖的巨大面团。
“咩——咩——”
那只右耳上拴着红头绳的半大羊羔，发出了一声极其尖锐、如同婴儿啼哭般的叫声。它拼命地想往姐姐武兰兰的裤腿后面钻，用它那尚且稚嫩的角轻轻顶着姐姐的膝盖，仿佛在哀求她不要抛弃它。
姐姐蹲下身，一把死死抱住它的脖子。她的眼泪终于憋不住了，大颗大颗地落进羊羔那粗糙、干枯的羊毛里：
“兰兰不卖你……兰兰不卖你……”
“老马，别动粗，我来赶。”父亲武建国叹了口气，从草料棚下拿了一根平时放羊用的竹竿，轻轻在羊群后面挥了挥。
“喔，喔，走。大白，走。”
父亲的声音很轻，每一个名字他都叫得很准。这些羊，哪一只是哪一年生的，哪一只是生双胞胎的能手，哪一只脾气最倔，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在今天，这些他亲手接生、亲手喂大、在风雪里一口一口喂药熬过来的羊，成了他必须亲手推上断头台的囚犯。
马德旺和司机可没这份闲情逸致。他们嫌父亲动作慢，一把夺过父亲手里的竹竿，又从腰里抽出一根沾了水的牛皮鞭子，劈头盖脸地朝羊群抽了过去。
“啪！啪！”
刺耳的鞭响在狭窄的院子里炸开，像是一声声惊雷。
“给老子上去！快点！磨蹭什么呢！”
尖锐的惨叫声顿时响彻了整个双水村。羊群在皮鞭的抽打下彻底失去了秩序，它们在狭窄的院子里疯狂地奔跑、碰撞。那只拴着红头绳的羊羔被皮鞭抽中了后背，雪白的羊毛上瞬间洇出了一道亮红色的血迹。它疼得在地上打了个滚，发出了一声近乎绝望的尖叫。
“你别打它！”姐姐武兰兰突然像一只发了疯的小母豹一样冲了上去，一把推开了马德旺。
马德旺没防备，被一个十四岁的女娃推得一个踉跄，手里的塑料水杯掉在地上，黑红色的茶水洒了一地。
“你这女子，咋这么不懂事？”马德旺瞪起那双满是红血丝的牛眼，粗暴地吼道，“不打它能上车？耽误了老子的正事，你赔得起吗？建国，你管不管你家娃？”
“兰兰！过来！”父亲一把将姐姐拉到身后。他那张一向温和、干净的脸上，此刻也隐隐有些发青。但他还是强压着怒火，对马德旺说，“马哥，孩子小，不懂事。我来上，我来上。”
父亲转过身，看着那群在泥地里瑟瑟发抖的羊。他的眼角剧烈地抽搐着，缓缓弯下腰，抱起那只受了伤、身上还带着血迹和红头绳的羊羔。
那羊羔在他的怀里拼命地挣扎，细长的蹄子在父亲的涤卡中山装上蹬出一道道黑色的泥印。父亲紧紧地抱住它，像是在抱着一个即将夭折的孩子，一步一步、极其沉重地顺着那块滑溜溜的木板往卡车上走。木板在父亲的脚下发出“吱呀、吱呀”的绝望呻吟。
当父亲把羊羔扔进卡车厢的那一刻，羊羔转过身，隔着高高的铁栅栏，用那双琥珀色、盛满了惊恐与不解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父亲。
“咩——”
那一声叫，尖锐得像是要把大西北的天空生生撕开一个口子。
我站在院子中央，手脚冰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成长的代价，是必须用鲜血、用皮鞭、用最残忍的剥离来完成的。我们要去县城，我们要念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这些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的温热，亲手送进冰冷的绞肉机里。
4
三头奶牛的装车过程更加惨烈。
大花——那头怀了崽、肚子大得异常的母牛，死活不肯上那块木板。它似乎知道这辆卡车要去往哪里，它四条粗壮的腿像四根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院子里的泥地里。无论马德旺怎么用皮鞭抽打它的屁股，无论司机怎么在前面用粗麻绳拽它的鼻子，它只是把头埋得很低，发出一声声沉闷、凄厉的咆哮。
“哞——哞——”
那咆哮声在空旷的黄土圪梁上回荡，震得人耳膜生疼。
“这畜生，成精了！”马德旺累得满头大汗，皮夹克上沾满了牛口水和泥点子。他发起狠来，从地上捡起一根粗木棍，搂足了劲，狠狠地砸在大花的后腿关节上。
“咔嚓”一声，木棍断成了两截。
大花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庞大的身体猛地晃了晃，后腿一软，重重地跪在了泥地上。可即便如此，它的前蹄依然死死地扒着地面，不肯往前挪动一步。它的鼻孔里渗出了黑红色的血水，那双黑玛瑙般的眼睛里，竟然亮晶晶的，像是聚满了人类才有的眼泪。
“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
母亲刘桂香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把脸埋进双膝之间，放声大哭起来。
她的哭声很低，却带着一种极其沉重的悲凉。在这个院子里，大花不仅是一头牛。在2002年12月的那个风雪深夜，当母亲因为生我而大出血、家里穷得连一袋最便宜的奶粉都买不起的时候，是这头大花每天产出的温热牛奶，一口一口地把我这个险些夭折的生命，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在某种意义上，大花是我的半个母亲。
可是今天，这位“母亲”因为年岁大了，产奶量少了，加上怀了崽、价格不比从前，要被当成最廉价的肉牛，送去城郊的屠宰场。
“马哥，别打了。我来吧。”
父亲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他走到大花身边，慢慢地蹲下身。他那双有些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大花那因为痛苦而剧烈起伏的脊背。
“大花，听话。咱上车。上车就不疼了……”
父亲的声音极其温柔，温柔得像是在哄一个不肯睡觉的小婴儿。他的眼泪落在牛毛上，顺着那些黑白相间的花纹，无声地滑落进泥土里。
大花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它那双盛满了眼泪的眼睛看着父亲，鼻孔里发出一声极其微弱的呼噜声。然后，它那两条已经受了伤、颤抖不止的后腿，竟然极其艰难地一点一点撑了起来。
它没有再挣扎。
它拖着沉重的、怀着崽的身体，顺着那块满是油垢和血迹的木板，一步、一步，极其缓慢地走进了卡车厢。
当它的身体彻底消失在高高的铁栅栏后面时，我看见父亲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样，猛地晃了晃，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5
所有的牛羊终于都装完了。
卡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十二只羊缩在一个角落里，大花和另外两头牛站在另一侧，粗重的喘息声和偶尔响起的、凄厉的叫声，让那辆蓝色的卡车像是一个移动的、装满了痛苦的小棺材。
马德旺拉开皮夹克的拉链，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厚厚纸包。
他吐了口唾沫在指尖上，开始数钱。
“哗啦，哗啦。”
那是钞票在干燥的秋风里摩擦的声音。
在这个被风沙和贫穷折腾得干瘪了的院子里，那声音极其清脆，清脆得有些刺耳，甚至有些下作。每一张粉红色的百元大钞上，都仿佛带着羊身上的膻味、大花鼻孔里渗出的血腥气，以及那些竹竿和皮鞭抽打在□□上时、发出的沉闷声响。
“给，建国。一共六千八百块。你数数。”
马德旺把那一叠有些汗湿、有些发腻的钞票递给父亲。
父亲武建国没有数。
他用那双指甲缝里还嵌着干草屑的手，接过那叠钱，直接塞进了灰色涤卡中山装的内兜里。他的手隔着布料，死死地按在胸口上，仿佛要用那叠温热的钱，去堵住自己胸口上那个正在疯狂流血的窟窿。
“成了，走了！建国，以后在城里混好了，别忘了回村请哥哥喝酒！”
马德旺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转身上了车。
“轰隆隆——”
卡车的引擎爆发出最后一鸣暴虐的吼叫。刺耳的倒车喇叭声在院子里回荡：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那机械、毫无感情的女声，在漫天飞扬的黄土和呛人的黑色柴油烟雾中，显得极其荒诞。
卡车开始缓慢地往土坡下退。
高高的铁栅栏里，那只右耳上拴着红头绳的半大羊羔，拼命地把头从栅栏缝里挤出来，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它的叫声已经沙哑了，不再是清脆的“咩咩”声，而是一种类似于破败皮鼓被敲击时、发出的沉闷钝响。
大花那庞大的黑色身影也贴在栏杆旁，温顺而木然地看着这片它生活了数年的小院。
卡车越走越远。
黄土路上扬起了一道巨大的、足足有两米高的黄色尘暴，像是一条巨大的黄色巨蟒，在一瞬间将那辆蓝色的卡车、将我们家唯一的财产、将我们童年所有的温热与心安，彻底吞噬得干干净净。
风沙扑面而来，夹杂着干枯的玉米叶子、羊粪的碎屑，以及刺鼻的柴油味，狠狠地砸在我的脸上，生疼。我睁不开眼，只能听到那卡车的轰鸣声在空旷的黄土梁子之间，一点一点地变小，一点一点地消失。
直到整个双水村，重新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
6
院子里空了。
羊圈门大开着，里面的干草上还残留着羊群踩出来的、密密麻麻的蹄印，以及几滩暗红色的、已经开始在干风中凝固的血迹。牛栏里的木栅栏断了两根，那是大花挣扎时用角顶断的，断口处露出了新鲜的、白生生的木肉。
空气里依旧弥漫着羊膻味和牛粪味。可这些味道，正在秋风的吹拂下，一点一点地变淡，一点一点地褪去。
母亲刘桂香终于撑不住了，她瘫坐在大门口的门槛上，把头埋在双膝之间，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压抑而破碎的哭声。
姐姐武兰兰站在院子中央。
她手里还死死地攥着那根系着红领巾的小竹竿。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村头那条空荡荡的土路，整个人僵硬得像是一尊用黄泥捏出来的雕像。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露出她那张有些苍白、却写满了倔强与怨恨的脸。
而我的父亲，武建国。
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他踩着沉重得像是灌了铅一样的步子，走到羊圈旁那堵去年暴雪中塌过、如今正歪斜着的土墙根下。
他缓缓地蹲了下去。
在西北这片干裂的黄土地上，庄稼汉们最习惯的姿势就是蹲。他们高兴时蹲着，纳凉时蹲着，悲伤和绝望时也蹲着。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体缩得尽可能小，尽可能贴近这片生养他们、却也折磨着他们的土地。
父亲从灰色涤卡中山装的裤兜里，摸出了一盒压得扁扁的、五毛钱一包的“大青山”香烟。
他的手抖得厉害。
他抽出一根烟，塞进嘴里，又从兜里摸出一盒廉价的塑料打火机。
“擦，擦。”
火石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刺耳。风太大，火苗一次次被无情地吹灭。父亲用那双满是黑泥和裂口的手，紧紧地护着火苗。他的身体弯得极低，整个人几乎要贴到地面上。
终于，烟点着了。
一缕蓝色的烟雾在秋风中升起，又迅速被狂风扯得粉碎。
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由于吸得太猛，他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身体随着咳嗽而剧烈地颤抖着，那脊梁骨在薄薄的灰色涤卡中山装下，显得异常扎眼。
我站在距离父亲三四米远的地方，死死地盯着他的后背。
在2002年我出生的那个风雪深夜，父亲曾骑着大摩托，顶着刀子一样的白毛风，在连生存都成奢望的荒原上，大吼着要把我养活。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脊梁虽然也弯，但那是一张有力量的硬弓，能扛起两百斤的麦子，能拉起塌了的土墙。
可是今天，看着他蹲在墙根下抽烟的背影，我突然发现，父亲弯下去的脊梁，再也直不起来了。
那是一道干瘪、瘦削、充满了无能与妥协的弧度。
那脊梁像极了我们家后面那座干涸了数十年的土圪梁，在风沙和干旱的拉扯下，已经裂开了一道道无法愈合的口子。他才三十三岁，可他的后背看起来，却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汉，写满了属于底层庄稼人最深沉、最无可奈何的悲凉。
那一瞬间，七岁的我，心脏像是被一根蘸了盐水的牛皮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
我懂了。
我终于懂了那些纸钞的重量。
那六千八百块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它是大花前蹄跪地时渗出的血，是那只红头绳羊羔在卡车里绝望的尖叫，是父亲这辈子再也无法直起来的脊梁骨。
这些钱，是用我们家所有的温热、所有的尊严、所有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情的情感，生生剥离出来的血汗钱。
而这些钱的终点，是我和姐姐武兰兰的未来。
我们手里的每一本书，我们铅笔盒里的每一支铅笔，我们每天在县城吃进去的每一口窝头，都带着大花的血，带着羊羔的惨叫，带着父亲后背上那些因为重压而磨出来的、紫红色的老茧。
“星星。”
姐姐武兰兰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她的声音很低，没有了往日的泼辣，只剩下一种让人心疼的平静。
她把那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二中的初中录取通知书递给我看。那是一张很薄的粉红色纸张，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那枚鲜红的公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看见没？”姐姐指着那枚公章，看着我，“这就是咱爹娘用那些羊、用大花给咱俩换回来的命。星星，咱要是念不好书，咱就是畜生。”
“不，比畜生还不如。”姐姐咬着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活不让它们落下来。
我看着姐姐武兰兰。
又转过头，看着墙根下那个依旧在默默抽烟、把头埋得极低的父亲。蓝色的烟雾在风里散开，落在他的头发上，让他看起来像是在一寸一寸地变白、一寸一寸地苍老。
在这一年，2009年的初秋。
在双水村这个空荡荡、散发着干枯和血腥气的院子里。
七岁的武星星，第一次在心里对自己发下了一个近乎自虐、也近乎疯狂的誓言。
我不要玩耍。
我不要朋友。
我不要那些城里孩子玩的花里胡哨的铁皮玩具。
我要做题。
我要把那些印着密密麻麻黑字的练习册、那些像迷宫一样的数学公式，当成我的敌人、我的战场，也当成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每一次我握起铅笔，每一次我在白纸上写下一个字，我都必须用尽我全身的力气。因为我知道，那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就是大花的蹄子摩擦木板的声音。
我要用最拼命的刷题，用最疯狂的成绩，去把大花买回来，去把那只拴着红头绳的羊羔买回来。
去把父亲那条，被生活生生压弯了的脊梁骨，一寸一寸地，重新顶起来。
大风呼啸着，卷着黄沙，将我们身后的土墙吹得更加残破。
在这个没有牛羊、没有温度的立秋午后，我和姐姐武兰兰并肩站在废墟一样的院子里。
而我们的未来，正像那辆越走越远的卡车一样，在漫天飞舞的黄色风沙中，隐约露出了一个冷酷、而又无比沉重的轮廓。
作者有话说
第8章 卖掉牲畜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