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Jimpo

7、9岁的秘密与奶奶的重担 9岁的赵子

　　在塞北的秋天，风是有形状的。它像一把巨大的、生了锈的钢锉，在内蒙古高原平坦而干枯的脊梁上狠狠地来回锉着，带起漫天飞舞的黄沙和呛人的煤烟。
　　2011年，我九岁。
　　那是塞外矿区县城最狂飙突进的年头，造纸厂的烟囱黑烟滚滚，私人选煤厂的卡车像甲壳虫一样在柏油路上没日没夜地爬行，扬起的煤灰把路边的杨树叶子都染成了铅灰色。时代的车轮轰隆隆地往前滚，街上的桑塔纳和捷达多得堵了路。就像2026年的今天，人们随便就能下馆子、买名牌一样，2011年的县城已经告别了那种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穷酸。
　　我的父亲赵军是旗里大队的“宣传部部长”，端的是旱涝保收的公家饭。不仅如此，在这个求人办事得送礼、批条子得递红包的年月，他那个位置多多少少有些油水。我们家的小卖部早就扩建成了半条街上最体面的“好利来超市”，架子上琳琅满目地摆着当时最时兴的旺仔牛奶、好丽友派和乐事薯片。
　　每周六，我都能从柜台里拿上一张绿莹莹的一百元大钞，在自家超市里像个小皇帝一样往塑料袋里扫荡零食。在武星星和陈梦还在为一根五毛钱的辣条抠抠搜搜时，我九岁的口袋里就已经装满了高档巧克力。
　　本来，我的母亲任燕也在那家私人衣服加工厂做工。但随着父亲步步高升、家里越来越富裕，父亲便沉下脸，说服装厂那种地方接触的人太乱，人多嘴杂，有损他干部的面子，硬是逼着母亲辞了工。
　　从那以后，母亲便全职在家，一门心思守着自家的“好利来超市”和两个孩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变故，母亲有了大把的时间陪伴我们。她是个极其温良、干净的女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骨子里却有一种老派人对规矩和良心的坚守。每当我们在超市柜台后做作业，她就会一边理着货，一边用最朴素的话念叨：“小杰，子晴，咱家现在日子好了，但你们要记住，不干净的钱咱一分不能要，做人得行得端、坐得正。读书是为了明理，不是为了看不起旁人。”
　　在母亲日复一日、温和而坚定的规训下，我和姐姐子晴虽然身处父亲带来的畸形家庭，却被保护得很好，拔节长出了极正的三观。
　　姐姐赵子晴大我七岁，那年她十六岁。她长得高，骨架子大，整个人像是一株在塞外风沙里挺立的小白杨，干净、挺拔，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沉静。在母亲的教育下，她知书达理，温和却极有骨气，从来不会无理取闹，更不会对长辈口出恶言。
　　可这层用灰色票子、体面身份和母亲的善良糊起来的富足外壳，终究遮不住我父亲内里的腐烂和腥臭。
　　我的父亲赵军，在私底下是个烂在骨子里的赌徒。
　　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夹着公文包，缩在县城西街那间只招待有钱闲汉的黑麻将馆里。他的手指因为常年码牌、摸牌，指甲盖都被塑料牌磨得又平又秃。他以前打小牌，现在手头宽裕了，一晚上输赢就是小一千。每当他在麻将桌上输了钱，回来就会阴着脸，默不作声地从超市的收款机里抓走成捆的百元大钞。要是母亲任燕敢多嘴一句，等待她的便是他那只刚在麻将桌上摔过“红中”的、长满老茧的大手，和一连串粗暴的拳脚。
　　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在外面腰杆笔挺、受人巴结的体面男人，只是一个把暴力和虚伪带回家的暴君。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母亲在超市柜台前忙着给顾客结账、整理货架，走得急，发现父亲早上落在了炕头上的红皮记录本。那天父亲中午就出门了，嘴上说是去大队开“干部会”，实际上谁都知道，他又是去大队后面的杂物房里跟那帮煤贩子攒高档麻将局去了。母亲抽出空来，打发我，让我把本子给父亲送去。
　　“小杰，跑快些，别耽误了你爸开会。”母亲用那双温热的手摸了摸我的头，轻声嘱咐。
　　我攥着那个带着劣质皮革味的红皮本子，在干冷的大风里奔跑。
　　大队文化站是一排新盖的红砖平房，后面连着几间堆放杂物和旧报纸的土平房。周末的文化站很安静，大院里停着几辆黑亮的新款桑塔纳，那是来求父亲办事的人停在那里的。
　　我本以为父亲会在办公室里，可办公室的铁锁在太阳下反射着冰冷的光。
　　我抱着本子往后院的杂物房走。后院那排土房的窗户上糊着大字报和旧报纸，因为年头久了，纸张被风吹得残缺不全，露出一块块发黑的玻璃。
　　就在我经过倒数第二间土房的时候，一阵奇怪的声音突然穿透了风声，撞进了我的耳朵。
　　那是“吱呀、吱呀”的木板床摇晃声，极有规律，沉重而黏糊。在这声音中间，还夹杂着女人的娇嗔和父亲牛喘气一般的粗重呼吸声。
　　我停下了脚步，本能地把眼睛凑到了那条虚掩的门缝上。
　　屋里很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劣质、刺鼻的雪花膏香味。在一堆废弃的宣传标语中间，支着一张生了虫眼的木板床，床底下的泥地上还滚落着两颗绿塑料的麻将牌。
　　我的父亲赵军，正赤条条地趴在上面。他的涤纶外套和公文包被粗暴地扔在地上，从包里还露出了半截用来送礼的“软中华”香烟。
　　在他的身子底下，压着一个穿红色毛衣的年轻女人。
　　那不是我的母亲任燕。
　　那女人我见过，是镇上水泥厂厂长的小姨子，前几天还拎着两瓶茅台和一叠厚厚的信封来我家超市找过父亲，说是想给家里的侄子在大队里安排个吃公家饭的差事。
　　“军哥……那编制的事，你可得在上头多说两句好话……人家可都给你了……”女人的声音黏糊糊的，像是一块化掉的硬糖。
　　“怕个锤子，只要老子高兴，大队里谁敢说个‘不’字？老子今天在麻将桌上刚胡了一把‘一条龙’，正愁火气没处发，你给老子伺候好了，啥编制都少不了你的……”父亲的声音粗鲁得可怕，带着他平时打骂母亲、在麻将桌上通宵后特有的沙哑与野蛮劲头。
　　我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咸腥的血味道瞬间在我的嘴里蔓延开来。
　　我当时九岁，在母亲干净、正直的教育下长大，虽然无法完全理解成人世界的肮脏交换，但我本能地知道，这是一件极丑恶、极见不得光的事。
　　我看着父亲那肥厚的、沾满汗水的脊梁一耸一耸，看着地上的软中华和那叠信封，脑子里突然闪过母亲每天晚上在超市里站得静脉曲张、却依然温和地笑着教我做人要干净的瘦削背影。
　　一种巨大的、冰冷的恶心，从我的胃袋里猛地翻江倒海般涌了上来。
　　这一次，我没有惊慌失措地弄出动静。九岁的我，在窒息的恐惧与耻辱中，生出了一种近乎冰冷的警惕。
　　我死死咬着牙，屏住呼吸，把身体里的空气一点一点、极轻地吐出来。我的双脚如同猫爪落地一般，极其缓慢地、一步、一步往后退去。
　　我的脚底紧紧贴着地面，绕过了干枯的叶子，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那扇破旧的木门缝隙里，依然源源不断地传出黏稠的喘息和肮脏的许诺。屋里的两个人沉溺在欲望和权力的交换里，根本不知道，就在一秒钟前，有一个九岁的男孩用冰冷而审判的目光，将他们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直到退出了后院的月亮门，我才转过身，像一只无声的幽灵，在内蒙古高原干冷的大风里疯狂地奔跑。
　　我一口气跑出了大队院子，跑过了两条街，最后瘫倒在一条没有人的死胡同里。我靠着冰冷的土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
　　那一刻，我九岁的天空彻底裂开了一道黑乎乎的缝子。我拥有别人羡慕的高级零食、富足生活，但我家这个用权力和金钱搭建起来的堡垒，里面却爬满了绿色的蛆虫。
　　我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我甚至不敢看母亲的眼睛。每当母亲在饭桌上唠叨父亲不顾家、把小卖部的货款又拿去麻将馆输光时，我就把头死死埋在饭碗里。
　　这个秘密像是一块生了锈的铁疙瘩，死死地沉在我的肚子里，日复一日地顶着我的胃。
　　而就在那年深冬，最疼爱我的奶奶病危了。
　　在赵家，我是个“宝贝”。因为我是个男娃，是赵家最小的、唯一的香火。
　　我的奶奶是一个典型的、在塞北风沙里裹了一辈子小脚的老妇人。她是从旧社会吃过草根、挨过饿的穷时代过来的，身上有着那种一辈子也改不掉的、病态的抠门。
　　即使我们家现在成了镇上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奶奶依旧习惯把所有的剩菜剩饭留到发霉也舍不得倒。而在她的记忆里，最好的东西永远不能给外人，只能留给她的“金孙子”。
　　每次去奶奶家，她总会颤巍巍地避开姐姐，把我拉进那间充满药苦味的昏暗里屋，从她那口锁得死紧的松木箱子里，抠出一两颗已经发软变质的桃酥，或者是几颗落了灰的、黏糊糊的硬糖，偷偷塞进我的口袋里。
　　“小杰，快吃，别让你姐看见。”奶奶用那双布满老年斑、干瘪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摸着我的脸，眼角和嘴角垂着，眼神里闪烁着旧时代狭隘的偏爱。
　　其实，我根本不稀罕这些带着霉味、落了灰的廉价吃食。只要我愿意，我随时能去自家超市拿最新鲜的进口巧克力。姐姐子晴也常常会用她自己存下的零花钱去超市给我买最好吃的饼干。
　　姐姐其实从来不屑于去抢那些甚至已经过期的桃酥。她甚至会主动把她碗里的肉夹到我的碗里。
　　但她在意的是那份被无视、被践踏的尊严。
　　她恨的是奶奶那张永远只对着我笑、却一看见她就垮下来的、嫌恶的脸。她恨的是在这个家里，因为她是个女娃，所以她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尊严，在奶奶和父亲眼里都成了“迟早是人家的人”的烂泥巴。
　　即便如此，在母亲任燕得体的教育下，姐姐依然保持着极好的教养。奶奶生病偏瘫后，姐姐不仅没有半点怨言，反而总是默默地跟在母亲身后，端茶送水，用温热的毛巾一遍遍地帮奶奶擦拭着日渐萎缩的身躯。
　　奶奶已经说不出话了。那场突如其来的中风，夺走了她喉咙里所有的声音。
　　2011年12月的一个深夜，大雪裹挟着白毛风，把内蒙古高原上的土路糊得严严实实。奶奶在老旧的土炕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她死之前，大半个身子已经僵硬了。我和姐姐被父母连夜带回了村里的老宅。
　　老旧的北房里冷得像个冰窖。生着煤炭的炉子发出刺鼻的死煤气味，墙壁上贴着的年画已经被熏得发黑。
　　奶奶躺在炕上，脸上罩着一层死人特有的、青灰色的阴影。
　　可当她看见我进屋时，那双浑浊、偏瘫的眼睛，突然爆发出了一股令人心惊的光。她那只冰冷、干燥、布满死皮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抓住了我的手腕，像是一把生锈的铁钳子，捏得我生疼。
　　她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喉咙里只有“嗬嗬”的干瘪喘息。她颤巍巍地，从被窝里抠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有些发霉的包袱，死死地塞进了我的怀里。
　　那是她一辈子抠抠搜搜攒下来的老物件——几张皱巴巴的二十元、五十元毛票，还有一只发了黑的银戒指。
　　在递出这个包袱的过程里，奶奶那浑浊的视线，彻底越过了站在一旁、正端着热脸盆的姐姐。她的眼底，至死都只有那份属于“香火”的执念。
　　姐姐赵子晴静静地端着脸盆站在炕沿边，她看着那个发霉的红布包袱，又看着至死都不肯看她一眼的奶奶。
　　她没有去瞅那个包袱，也没有说一句话。她只是红着眼眶，默默地低下头，将温热的毛巾拧干，轻轻地敷在奶奶已经冰冷下去的手背上。
　　她退到后面，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声对我说：“小杰，拿着吧，那是奶给你的。”
　　在那一刻，看着姐姐隐忍而高尚的侧脸，我的喉咙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往上涌。那是一股混杂着纸钱灰、死煤气和愧疚感的窒息感。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
　　那是2011年最冷的一天。天空中飘着零星的雪花，落在地上瞬间就被踩成了黑色的烂泥。
　　我的父亲赵军，虽然在外面吃喝嫖赌、满身污点，但他对母亲的爱和孝顺，却是极其真实且毫无保留的。
　　奶奶去世后，父亲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他在灵棚里哭得死去活来，身上穿着粗糙的麻布孝衣，头上戴着白色的孝帽，嗓子早就哭得嘶哑得不成样子。
　　“妈呀——你走得好惨啊——儿不孝啊——！”
　　他的眼泪和鼻涕和着地上的烟灰，糊了满脸。每一次呼喊，他都用双手狠狠地捶着自己的胸膛，那“咚咚”的闷响听得人肉疼。那一刻，他是真的疼，真的恨不得代替躺在棺材里的母亲去死。
　　而在他那大张大合的哭喊声里，隐隐还透着一股几天前在黑麻将馆通宵后残留的劣质香烟与浓茶的酸腐气味。他的真挚与他的堕落、他的深情与他的粗暴，在这一刻扭曲地融为一体。
　　因为父亲赵军在镇上和旗里都是有头有脸的“干部”，奶奶的葬礼办得极其豪奢、体面。老宅的院子里搭起了巨大的白色棚子，一排排昂贵的花圈从胡同口一直排到了村大路上。门口停满了各色轿车。
　　“赵部长真是个大孝子啊。”
　　“是啊，哭得整个人都脱了形，真是孝顺。”
　　听着周围来吊唁的同僚和煤老板们的议论，我站在一旁，只觉得浑身上下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我看着这个在灵前哭得肝肠寸断的男人，脑子里出现的，却是那天在大队杂物房里，那个穿红毛衣的女人跨在他身上、而他的公文包里露出大把来路不明钞票的场景。
　　“老二，让孩子们过来跪灵了。镇里的领导马上过来吊唁，别失了礼数。”大伯拍了拍父亲的肩膀。
　　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长孙和孙子是要跪在最前面执幡的。
　　我被推到了灵柩前。我手里拿着一根系着白纸穗的“哭丧棒”，头上戴着沉重的孝帽。
　　姐姐赵子晴也得体地跪在我的斜后方。在母亲任燕的教育下，姐姐尽到了一个孙女最周全的礼数，她穿着素净，神情哀戚，脊梁挺得直直的，默默地烧着纸钱。
　　可大伯在一旁，却在父亲耳边阴沉着脸，压低声音说了句：“老二，这可不像话啊。你妈走的时候，子晴就没哭出几声。今天这么多领导在，大家都看着呢，你家这大闺女冷冰冰地坐着，连滴眼泪都不挤，这传出去，旁人怎么看你这个宣传部长？”
　　大伯的话，在酒精、悲恸、以及极其敏感的“仕途面子”作用下，化作了一把火，瞬间点燃了父亲赵军那近乎崩溃的理智。
　　父亲猛地站起来，几步跨出灵棚，一把揪住了姐姐的胳膊。
　　“你这个冷血的逆子！今天镇领导都在，你在这摆出这副死人脸给谁看？给我使劲哭！给你奶磕头赔罪！”父亲红着眼吼道，他的额头上青筋暴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酒气和烟味。
　　姐姐被他扯得生疼，但她没有像以前那样挣扎，只是抬起头，那张十六岁的、干净的脸上满是得体与委屈：“爸，我一直在给奶烧纸，心里也敬奶。但我哭不出那种假装出来的嚎叫，妈教过我，在死人面前不能做假。”
　　姐姐的声音平静、诚恳，这本是母亲教给她的最干净的道理。
　　可在已经哭红了眼、神智不清、急于在宾客和领导面前展现自己绝对权威的父亲眼里，这安静的解释，就是最无法容忍的“顶撞”。
　　“老子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败家子！”
　　他那只摸惯了麻将、接过了无数灰色信封、此刻因为极度悲伤而颤抖的右手，裹挟着内蒙古冬日白毛风般干燥、刺骨的哨音，狠狠地扇在了姐姐的脸上。
　　“啪！”
　　这一巴掌极重。姐姐被直接打得摔在了雪地上，半边脸瞬间红肿起来，嘴角流出了黑红的血。即便挨了打，她依然死死地咬着下唇，没让自己发出一声哭喊，只是用那双盛满了温良和倔强的眼睛，看着自己那彻底失控的父亲。
　　“子晴！”母亲任燕哭着扑了上去，用自己那单薄的身体护住了姐姐。
　　“赵军！你疯了！孩子一直在本本分分尽孝，你冲她发什么疯啊！”母亲哭得双手在风里剧烈地颤抖。
　　“你给老子滚开！今天她不给老子装出个哭样来，老子连你一起打！”父亲赵军像是一头疯了的公牛，抬起脚，一脚踹在母亲的腰上。
　　母亲惨叫一声，也倒在了解冻的烂泥里。
　　我站在灵前，手里死死攥着那根哭丧棒。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一边，是我的母亲在泥水里哭嚎，我的姐姐半边脸流着血，她们明明是这个世界上最温良、最干净、最懂得规矩的人，却要因为这荒诞的封建面子承受暴力。
　　另一边，是我的父亲，他哭得真心实意，他是真的爱奶奶，但他也是真的肮脏、虚伪、暴戾到了极点。
　　而我，我是他们嘴里的“宝贝”，是奶奶临死都用尽最后力气把钱包塞给我的“金孙子”。我身上穿着最暖和的羽绒服，口袋里塞着别人见都没见过的进口零食。
　　可我手里的哭丧棒，在这一刻变得像是一根烧红的铁条，烫得我整个灵魂都在颤抖。
　　“子杰！你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子！过来！给你奶磕头！”大伯在后面大喊。
　　“子杰……别听他们的……过来……”姐姐在泥水里，用那双流着血、却亮得惊人的眼睛看着我。哪怕到了这一刻，她也只是在担心我，担心我的三观被这肮脏的环境同化。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那年九岁的我，仿佛被两个巨大的磨盘夹在中间，它们在缓缓地旋转，发出沉闷的轰鸣声，要把我的骨头、我的肉、我的灵魂，全部磨成没有任何形状的齑粉。
　　那个在大队杂物房里撞破的、关于金钱与□□交易的秘密，和眼前这场荒诞、残忍、用无数灰色钞票堆砌起来的华丽葬礼，在我的胸腔里汇合，化成了一股无法遏制的、炽热的愤怒。
　　去他妈的宝贝。
　　去他妈的香火。
　　去他妈的荣华富贵。
　　“啊——！”
　　我突然爆发出一声九岁孩子不该有的、近乎野兽般的尖叫。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手里那根系着白纸穗的哭丧棒，重重地砸在了面前那口黑漆漆、亮闪闪的棺材上。
　　“啪”的一声，哭丧棒断成了两截，白色的纸穗在冷风里碎成了一片片白色的蝴蝶，打着旋儿落进了黑色的泥潭里。
　　然后，我转过身，扯掉头上的孝帽，在所有人震惊、愤怒、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大哭着跑出了那个充满了死煤气、纸钱灰和虚伪哭声的院子。
　　我一路跑，大风在我的耳边呼啸。
　　我把那个9岁的肮脏秘密，和奶奶那个沉重、带着旧时代霉味的红色包袱，永远地留在了2011年那个干冷、肮脏、却又无比虚伪的冬日里。
　　那是我童年的终结，也是我第一次，试图把压在我和姐姐头上的那座名为“香火”的大山，砸出一个微小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