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画在两元店画册上的熊 丁书禾从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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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北这座被风沙揉碎了的县城里，我的童年是被无数根看不见的木尺子，横平竖直地规整在一张白纸上的。
我的母亲名叫徐素梅，是县城农机站里的一名出纳。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双手终年散发着一种由算盘木、蓝色复写纸和劣质印泥混合而成的苦涩气味。她的指尖总是带着洗不掉的红色印油，像是指甲缝里结了层洗不干净的干涸血痂。
而我的父亲，则是个在县城集贸市场里摆摊卖水果的小商贩。
我出生在2003年的一个燥热午后。从我记事起，我家的生活就像是母亲手下那些泛黄的账本，红色的横线、蓝色的竖线，每一分钱、每一张粮票、每一次呼吸，都必须严丝合缝地填进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格子。而父亲，就是那个用一身酸臭的汗水，拼了命往这些格子里塞铜板的人。
每天清晨四点，天还没亮透，窗外只有冻得发青的北风在“呼呼”地刮。父亲就已经翻身下炕，蹬着那辆焊了铁木车斗的破旧三轮车，吱呀吱呀地往集贸市场的批发口赶。
他的身上，永远混合着一股让人胸口发闷的气味——那是香蕉在棉被里闷熟的甜腻、烂掉的苹果散发出的酸臭、以及潮湿发霉的瓦棱纸箱味。夏天，他的裤腿上总是粘着干涸的西瓜汁，招来成群的绿头苍蝇；冬天，他的手背被冻得像地里刚刨出来的、干裂的红薯皮，上面横七竖八全是搬运橘子箱时被塑料包装带勒出的青紫血印。
“书禾，铅笔盒要扣好，扣子要对齐，走路鞋跟不能蹭地。”
这是母亲最常对我说的话。她的声音像是一把生了锈的钢板尺，每一下敲打在我的耳朵里，都带着冰冷而坚硬的痛感。农机站的效益年年下滑，每天傍晚，她推开那扇掉了绿色油漆的防盗铁门，整个人就像是一捆被雨水泡烂了的麦秸秆。
而父亲往往回来得更迟。深夜，他踩着沉重的步子进屋，把一竹筐在风里冻坏了、卖不出去的瘪梨往灶台边一搁，整个人就瘫软在板凳上，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弹。
在这个家里，任何与“美”有关的渴望，都是一种越界的罪过。
2008年的夏天，县城的空气干瘪得像是一张晒干的牛皮，吸进肺里全是粗砺的沙子。
那年我五岁，隔壁邻居路家的大女儿路佳佳，成了我那场关于舞蹈的、滑稽而卑微的启蒙。
路佳佳的大伯在口外做皮货生意，发了点小财。因此，路佳佳每周六都能穿上一条粉红色的、在阳光下泛着微光的化纤芭蕾舞裙，由她母亲领着，昂着脖子去县文化馆的兴趣班学跳舞。每当她走过我家门前，那条裙子摆动时发出的“沙沙”声，对我来说就像是林子里最诱人的百灵鸟叫。
我常常趴在自家的纱窗后面，把脸蛋挤得变了形，贪婪地盯着路佳佳在她们家那块铺着水泥板的小院里“练功”。
“丁书禾，你出来，我教你跳《小天鹅》。”
有一天，路佳佳站在院子里，像个高傲的女王一样朝我招手。她那双粉红色的舞鞋踩在干燥的水泥板上，发出沉闷的“啪嗒”声。
我像个被特赦的囚犯，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你身体太硬了，像根干柴禾。”路佳佳撇着嘴，用一根细竹竿敲了敲我的小腿肚子，“把脚后跟并拢，脚尖往外撇，站直了！”
我拼命地想把两只脚撇成一条直线。可我脚上穿着一双母亲在集市上花三元钱买的绿色塑料凉鞋，鞋底太硬，沙子磨得脚底板生疼。我笨拙地张开两条胳膊，试图模仿路佳佳那种轻盈的、如同风中柳絮般的姿态，可我的胳膊粗短，骨头关节硬邦邦的，一用力，肩膀就耸得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老母鸡。
“不对不对！是这样，转圈！”路佳佳在院子里飞快地旋转起来，那条化纤裙子像一朵盛开的粉莲花。
我也跟着转。可塑料凉鞋的扣子早已断了，被母亲用一根黑色的牛皮筋死死扎着。我刚转了半圈，皮筋“啪”地一声断裂开来，鞋底一滑，我整个人像一袋子烂土豆一样，重重地砸在满是煤渣和碎石的水泥地上。
“哎呀，你真笨，像个大黑熊。”路佳佳咯咯地笑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转身回了屋。
我坐在地上，手掌心被粗粝的砂子擦掉了一大块皮，沁出了一颗颗血珠子。可我不敢哭。我死死咬着嘴唇，把那只断了皮筋的凉鞋抱在怀里，看着路佳佳家那扇紧闭的纱门，心里漫上来的是一种比□□疼痛还要深沉的、几乎要把我淹没的羞耻感。
那天晚上，我揣着一张从垃圾箱里捡来的、画着文化馆舞蹈班招生的粉红色传单，站在我家那盏瓦数极低的白炽灯下。
炕桌上，父亲正弓着背，用那双黑乎乎、满是果皮汁水污渍的粗手，一张张整理着白天卖水果挣来的零钱。那些五分、一毛、一元的纸币被汗水和烂水果的糖稀浸得黏糊糊、烂乎乎的，散发着一股酸臭的霉味。父亲极有耐心、甚至像是在抚摸什么易碎宝贝一样，把那些揉成一团的毛票一点点展平，用那干裂粗硬的指甲在桌面上刮着，发出一阵阵沉闷的“沙沙”声。
母亲徐素梅则坐在一旁的小木凳上，把双脚泡在红色的塑料盆里，盆里的水泛着浑浊的灰色。
“今儿在城东，城管撵得紧，急着拐弯，三轮车斗在电线杆上擦了一下，两箱蜜桔直接翻进泥沟里，摔烂了大半……”父亲低着头，声音沙哑得像是在粗沙地上拖曳一块干枯的木板，“那帮生抢的，还白拿了几个大鸭梨。这月的摊位费，怕是又得去借了。”
父亲叹着气，他的肩膀在昏暗的白炽灯光下塌得像一块被雨淋湿了的泥巴。
“妈……”我把手伸进裤兜，指尖触碰到了那张粗糙的传单边缘。
母亲睁开眼，那双被复写纸熏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写满了干瘪的疲惫。父亲展平毛票的手也顿了顿，他用那双指甲缝里还嵌着烂橘子皮黑泥的眼睛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极其沉重的木然。
我的手在口袋里死死攥成了拳头。那张粉红色的传单在我的掌心里被汗水浸湿，揉成了一个软塌塌、黏糊糊的纸团。
“没啥，妈，我就是想问问……明天早晨吃啥。”
我把手从兜里抽了出来，背在身后，把那团承载了我所有幻想的纸，悄无声息地扔进了灶火旁边的灰堆里。
那晚，我知道了，在这个家里，有些东西是连提都不能提的。
艺术的门，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它长什么样的时候，就对我轰然关上了。直到那一年的中秋节，母亲从街角的那家“两元店”给我带回了礼物。
那家两元店开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路口，终年用一个高音喇叭声声撕裂地喊着：“两元两元，样样两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那里面塞满了各种带着刺鼻化工味的塑料盆、劣质香水、以及用废旧报纸回收做的本子。母亲为了省钱，在那里花两元钱，给我买回了一本厚厚的画册。
那是一本关于“□□熊”的涂色画册。
因为价格便宜，那本画册的纸张粗糙得像是由干草屑压出来的豆腐渣，泛着不健康的灰黄色。封面上的□□熊印刷得极为粗劣，黄色的油墨整体向左偏移了将近三毫米，使得那只原本应该憨态可掬的熊，在右脸蛋上多出了一道诡异的黄色重影，像是一只长了怪瘤、正在黑暗中不怀好意狞笑的野兽。
可对我来说，这只残缺的、畸形的熊，成了我荒凉童年里唯一的亮色。
没有彩色的画笔，我就用母亲在农机站废弃不用的红色复写纸，或者去捡父亲在水果批发市场带回来的、包苹果用的白色防震塑料网套。我把复写纸垫在画册的背面，用一根秃了头的圆珠笔芯，顺着那只残缺小熊的轮廓，极用力、极小心地描摹着。
“嘶——”
由于纸质太差，稍一用力，圆珠笔芯就会在纸上划出一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我便学会了轻一点，再轻一点。我用那些红色的、蓝色的复写印油，在□□熊空洞的肚皮上，画上了一双双长着翅膀的舞鞋，画上了一个个在坚硬的水泥板上、在飞舞的沙尘里疯狂旋转的女孩。
那些线条歪歪扭扭，没有一条是合乎规矩的。它们越过了母亲给我划定的格子，越过了账本上那些红红蓝绿的边界，在两元店画册的灰色边缘上，野蛮而孤独地生长着。
有些时候，夜已经极深了。父亲拖着浑身酸臭、沾满烂菜叶和干泥沙的身体进屋，看着我趴在煤油味刺鼻的画册前。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指会有些局促地在衣服上蹭了蹭，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在路上颠簸得有些淤青的小鸭梨，轻轻放在我的画册旁。
“吃吧，书禾，甜着呢。别看太晚了，把眼睛看坏了。”
父亲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讨好和深深的无奈。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咬了一口那只带着淤青的梨。梨肉有些木，甜味里夹杂着一丝难以言说的苦涩，可那股冰凉的水分顺着我的喉咙咽下去时，却浇灭了我的眼泪。
我知道这画当不得饭吃，也知道自己这辈子或许永远都穿不上路佳佳那种粉红色的化纤舞裙。
可当我的指尖抚摸着那张被我用红色印油涂得满满当当的、残缺的熊脸，看着旁边那颗带伤的水果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正在那只畸形熊的胸腔里，沉闷而倔强地“咚咚”作响。
我们都是在这片贫瘠的冻土里，被规矩和贫穷死死压在底层的草根。可即便是在两元店那本最廉价、最扭曲的画册里，我也要用我这双粗短、笨拙的手，为自己画出一片能够肆意跳舞的荒原。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画在两元店画册上的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