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Jimpo

3、糖果屋里的阴影 赵子杰出生

　　在大西北这片被风沙吹得干缩了的县城里，所有孩子的眼里都盯着我家那座漆皮剥落、玻璃上粘着黑泥的木质柜台。
　　那里面塞满了廉价而耀眼的欲望。两分钱一颗的薄荷糖，红红绿绿、在日光灯下泛着荧光色彩的辣条，以及隔着塑料袋就能渗出红亮辣油的素大肠。每当放学，校门口那些冻得像胡萝卜一样、裂着血口子的黑手，总会死死贴在玻璃窗上，贪婪地盯着里面。
　　孩子们叫它“糖果屋”。
　　可对于在这个柜台后头睡觉、吃饭、长骨头的我来说，这里从来不是什么天堂。这里是一座由生锈铁架子和潮湿纸箱垒起来的囚笼，空气里终年弥漫着散装大曲酒、发霉的化肥袋子、散装香醋的酸气，以及父亲指缝里永远洗不掉的劣质烟草味。
　　我是2002年深秋落地的。
　　我的父亲赵军是大队里的宣传部部长。在外面，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却熨得平整的涤纶外套，夹着个公文包，嘴里吐着冠冕堂皇的公家词汇。可只要他的脚后跟一磕上我家小卖部的门槛，那层公家的皮就被他随手扯了下来，露出一副暴躁、蛮横的庄稼人内里。我的母亲任燕，则在离家不远的那家私人衣服加工厂里当缝纫工。她每天披星戴月地回来，身上带着被电熨斗压榨出来的焦糊味。
　　这两个人聚在一个屋檐下，似乎从来不会好好说话。漫长的岁月把他们的语言功能退化得只剩下一个项目——打架。
　　在我们的家里，“三天一吵，五天一打”是比二十四节气还要准时的规律。
　　2007年的深秋，造纸厂排出的废水和廉价漂白粉的恶臭在县城上空盘旋，把天色熏得像是一块擦过灶台的脏抹布。
　　那天傍晚，小卖部里的气氛从下午起就绷得像一根要断的琴弦。父亲刚从村里开完会回来，身上带着一股廉价散装白酒的辣嗓子气味，一张脸憋得紫红。母亲坐在柜台后面，正用粗糙的手指扯着一团从工厂带回来的废线头。
　　火星子是一瞬间爆开的。
　　“操你妈的，老子在外面累死累活，回家连口热汤都喝不上！你长着那双死鱼眼给谁看呢？”父亲的吼声像是一头被套住了脖子的公猪，在狭窄的店堂里激起沉闷的回响。
　　母亲没有像泼妇一样对骂，她只是死死咬着牙，劈手夺过桌上的青花瓷碗，扬起手臂，狠狠砸在水泥地面上。
　　“啪嚓——！”
　　那一声脆响极其尖锐，像是把人的耳膜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紧接着，是凳子被踹翻的沉重闷响，是□□撞击土墙的肉搏声，还有父亲那夹杂着“透死你妈”的污言秽语。他们打架的时候其实很少大哭，只是粗重地喘着气，像是在拉一辆陷进泥潭里的重车，每一下撞击都带着要把对方骨头砸碎的恨意。
　　那年我刚满五岁，吓得一屁股缩进了木质柜台的最底层。大腿死死顶着胸口，两只小手把裤腿抓得全是死褶。柜台底下常年不见光，落满了厚厚的尘土，还混杂着不知什么时候漏出来的化纤糖稀味，黏腻而恶心。我极度想哭，可恐惧像是一只冰凉的手，死死卡在我的喉咙眼里。
　　就在我抖得像风里的树叶时，一个瘦削的身影钻了进来。
　　是我姐姐，赵子晴。
　　姐姐出生于1995年，比我整整大七岁。因为常年在这个充斥着硝烟的家里拉扯我，她的眼神里有着同龄女娃没有的冷硬与顺从。奶奶重男轻女，疼爱大伯家的堂哥，终年不待见性格倔强、总爱顶嘴的姐姐。在这个家里，姐姐是我唯一的伞。
　　姐姐没有回头去看那扇正剧烈摇晃、仿佛随时会被撞开的里屋木门。她的下嘴唇已经被自己咬出了一道血印子，可张瘦削的脸蛋上却一丝表情也没有。她弯下腰，像一只轻巧的猫一样钻进了柜台底下，用她那干瘦的脊梁骨，死死挡在了我和外面的风暴之间。
　　在里屋又一声重物落地的巨响炸开之前，姐姐迅速伸出双手。
　　她的手心因为干家务生着一层薄茧，带着井水的凉气，还有学校里红粉笔的干燥味道。那两只巴掌不由分说地、结结实实地捂住了我的耳朵。
　　“嗡——”
　　世界在一瞬间沉了下去，那些刺耳的砸碗声、□□的碰撞声、父亲粗鄙的咆哮和母亲压抑的尖叫，刹那间被隔绝在了几层厚棉被之外，变成了某种沉闷的、毫无意义的“咚咚”钝击。
　　我抬起头，对上了姐姐的眼睛。
　　姐姐没有哭。她的眼睛很大，黑漆漆的，里面闪烁着一种近乎凶狠的平静。隔着她手心的压力，我看到她的嘴唇一张一合，极用力地对我说着：
　　“小杰不怕，姐在。小杰不怕，姐在。”
　　接着，姐姐保持着右手捂住我耳朵的姿势，左手费力地伸进她那件褪了色的校服口袋里。她的手指在里面摸索了一阵，掏出了一颗绿油油的薄荷糖。
　　姐姐利索地用牙齿咬开塑料包装。她把那颗硬邦邦的绿糖，一把塞进了我的嘴里。
　　糖块一沾到舌尖，一股近乎野蛮的、劣质的清凉与甜腻瞬间在我的口腔里炸裂开来。工业香精的辣味直冲鼻腔，呛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那味道带着一点塑料的苦涩，可它太浓烈了，浓烈到在一瞬间用死死焊在舌头上的甜味，把空气里散装香醋的酸气，以及里屋传来的腐烂婚姻的恶臭，通通冲刷得一干二净。
　　我顺从地蜷缩在姐姐窄小的怀抱里，牙齿在黑暗中“咯吱咯吱”地抵着那块硬糖。姐姐的手心渐渐被我的体温捂得温热，两只手死死贴着我的太阳穴，像两面坚不可摧的盾牌，在漫天飞舞的碎瓷片和咒骂声中，为我单独劈开了一座带着粘稠甜味的、小小的避难所。
　　那块薄荷糖最终在我的喉咙里化成了一汪黏糊糊的苦甜，可它留下的阴影，却一辈子留在了我的骨缝里。
　　在那个满是碎瓷片和醋酸味的深秋过后，我被送进了县城边缘的“阳光幼儿园”。
　　开学的第一天早晨，天还没亮透，黑蒙蒙的雾气里夹杂着刺骨的霜。母亲任燕用那双落满灰白棉絮粉尘、指节肿胀的手，近乎粗暴地把我从热炕头上薅了起来。
　　她没有多余的话，只是把一块凉透了的干蒸馍塞进我的书包里。她当天的班次是早晨六点半，那家私人衣服加工厂的规矩像铁打的一样无情——迟到一分钟，就要扣掉半天的工钱。对于按件计酬、每天在缝纫机前把脊梁骨坐成一张弯弓的母亲来说，那几块钱是全家一天的油盐钱。她赔不起时间，更赔不起温情。
　　那天，母亲骑着那辆链条“哗啦哗啦”乱响的破自行车，把我放在前面的大梁上。风像刀子一样往她怀里灌，她弓着背，大口喘着粗气，一路上只有车轮碾过沙砾的沙沙声。到了幼儿园大门口，她甚至没等我站稳，就急匆匆地调转了车头。
　　“小杰，在里面老实点，不许惹事。”
　　母亲的声音沙哑得像是在沙石地上拖曳的木板，脸上挂着厚重的黑眼圈。她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那瘦削、被棉絮熏得发灰的背影便迅速消失在清晨呛人的煤烟雾气里。她必须得跑，厂里的缝纫机正像机关枪一样等她去踩。
　　到了第二天，连这样粗鲁的接送也成了奢望。
　　清晨五点半，天还是漆黑一团。柜台后面的小土房里，只有母亲收拾工具包的细微声响。我揉着红肿的眼睛坐起来，看见母亲正把一块蓝色的头巾往头上扎。
　　“妈……”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转过身来。她的脸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显得异常苍白，眼角密布着被生活生生刻出来的细纹。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怜悯，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疲惫。
　　“小杰，今天妈不能送你了。厂里要赶工一批劳保服，迟了位子就给别人顶了。你五岁了，是个男娃，路昨儿个带你走了一遍，今儿起自己去。”
　　她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甚至冷漠得像是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说完，她拎起黑乎乎的面包包，头也不回地推门走了出去。北风顺着门缝卷进来，吹得桌上的煤油灯火苗剧烈地跳动了几下，留下一股刺鼻的煤油烟味。
　　我愣在炕沿上，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这时，姐姐赵子晴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一角昨晚剩下来的发糕，用干净的校服袖子擦了擦我脸上的眼泪，然后把发糕硬塞进我的手里。
　　“别哭，小杰。”姐姐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韧，“姐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抬起头看着她。姐姐那年十二岁，可她的脊梁已经习惯了微微前倾，那是长期承受重担和防备打骂的姿势。
　　“2000年的时候，姐才五岁，也是在这样的天里，自己背着小布包去上学。”姐姐蹲下来，一边替我整理着不合身的棉袄，一边平静地说道，“那时候咱妈刚进厂，整宿整宿地加班，咱爸在村里开会，几天不落屋。大伯家的堂哥有大伯母疼，天天有热乎乎的鸡蛋吃，有人送。我呢，大清早踩着过膝深的雪，一个人往学校挪。鞋里灌满了雪水，冻成冰渣子，粘在脚后跟上，走一步疼一步。”
　　姐姐自嘲地笑了一下，眼神清亮得像是一汪冻结的井水。
　　“那时候我也哭，一边走一边号，可风太大了，把哭声全吹回了肚子里。后来姐明白了，哭给谁看呢？这世上没人有空疼你，你就得自己把腿扎进泥里。大卡车来的时候，别傻站着，往路边的土沟里躲；要是卡车喷黑烟，就闭上眼，死死捂住嘴，等那股煤烟气过去了，再大步往前跑。记住了吗？”
　　我看着姐姐那双干枯、指关节冻得通红的手，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天早晨，我背着那个褪了色的旧书包，独自走出了小卖部的大门。
　　县城的马路上，拉煤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过，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喷出的黑色尾气把路边的干枯杨树熏得漆黑。沙尘和煤屑在风中狂舞，像无数个细小的针头一样扎在我的脸上。
　　我没有哭。我死死攥着书包带子，嘴里还残留着昨晚那颗薄荷糖化开后的、苦甜交织的余温。每当庞大的车轮裹挟着风暴压过来时，我都像姐姐教我的那样，敏捷地缩进路边的土沟里，闭上眼，用小手死死捂住口鼻。
　　在这个被风沙和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家庭里，我们像是一地荒草，没有人在意我们的生死，可我们还是在一声声砸碗声和满地的碎瓷片中，顽强地、一寸一寸地在大西北的冻土里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