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Jimpo

2、三声妈妈的空响 陈梦出生在

　　在我还没长出骨头、还只是母亲腹中一团温热血肉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会了在黑暗中东躲西藏。
　　我是2003年开春落地的。但在我降生之前，那个年份的政策像是一把悬在半空中的大铡刀，雪亮雪亮的，随时准备把我不合时宜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生生抹去。
　　1
　　母亲怀上我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像干结了的浆糊。大哥陈伟已经六岁了，按当年的规矩，我是一个多余的、不该存在于账簿上的“超生子”。
　　为了不被大队里的人发现，母亲整天用一条洗得褪了色的粗棉床单死死勒着腰，把渐渐隆起的肚子往脊梁骨的方向勒。每当有生人进院，她就得像一只受惊的野兔，一弯腰钻进灶火后头那个堆满湿柴禾的黑窟窿里。缺氧和压迫让我只能在她狭窄的子宫里拼命地踢腾，用我细小的拳脚向她宣告：我想活下去。
　　可生活太难了，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我。
　　在2002年的秋天和冬天之间，父母曾三次推着那辆掉了漆的二手机陵大摩托，带母亲去县城的医院，想要把我打掉。
　　第一次去县医院是在2002年10月。那天早晨，天色阴沉得像是一块生了锈的铁板。母亲坐在摩托车后座上，颠簸的黄土路把她的肚子颠得一阵阵发紧。可当他们好不容易排到了妇产科，前头一个大出血的孕妇突然被推了进来，走廊里登时乱成了一锅粥，到处是红得刺眼的血水和家属的哭喊声。医生护士全跑光了，母亲看着地上那汪黏稠的血，吓得浑身哆嗦，拉着父亲的手就往外跑。
　　第二次是同年11月。父亲托人联系了乡下一个私人开的无照诊所。那地方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来苏水和死老鼠的恶臭。母亲刚躺在漏着棉絮的简易手术床上，外头突然有人大喊“计生站的来查了！”。医生连手术包都来不及收，翻墙就跑。父亲一把背起母亲，在大雪地里狂奔了三里地，才跨上摩托车逃之夭夭。
　　第三次，已经临近2002年的除夕。母亲挺着已经显怀的肚子，在县医院的挂号窗口排队。那天的冷风从破了洞的玻璃窗里灌进来，吹得人骨头缝里生疼。母亲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压抑，在排到她的一瞬间，眼前一黑，直挺挺地栽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中医把她掐醒的。那老头摸了摸母亲的脉，又看了看她蜡黄的脸，叹了口气，对守在一旁的父亲说：“这娃命硬，折腾了三次都没掉，这是她自己想来这世上。强行做掉，你媳妇的命怕是也保不住。算了吧，大人孩子都是命。”
　　父亲蹲在医院走廊的墙角，双手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他虽然是个粗人，但他是1975年出生的，读过点书，也懂疼人。他看着母亲手腕上被床单勒出来的黑紫色印子，猛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操他妈的，不打了！”父亲红着眼，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老子就是去要饭，也把这娃生下来！”
　　2
　　为了躲避大队上的核查，2003年2月，在一个风雪漫天的深夜，父亲骑着那辆排气管喷着黑烟的摩托车，载着裹得像个棉花包一样的母亲，一头扎进了通往三姨家牧区的荒凉山路。
　　三姨家的牧区在深山里，那里除了无边无际的黄草、漫天乱飞的羊粪蛋，就只有呼啸了成百上千年的山风。
　　我就在那间四面漏风、点着一盏昏暗煤油灯的土坯房里落了地。
　　我生下来时瘦得像一只没长毛的猫崽子，浑身青紫。但我哭得格外响亮，那哭声穿过土房歪斜的烟囱，在空旷冰冷的牧区荒原上飘了很远。三姨用温热的羊奶一点点把我喂活。我的小手总是死死揪住三姨衣领上的铜纽扣，只要她一松手，我就扯开嗓子嚎哭。那种对被抛弃的恐惧，似乎从我还是个胚胎时，就深深烙进了我的骨髓里。
　　满月那天，外头的雪下得有一尺深，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冷得连哈出来的气都能在睫毛上结成冰。
　　家里的债主已经找上了门，父亲必须带母亲回县城打工挣钱。他们没法带上我——一个没有户口、随时可能被计生干事查到的婴儿。
　　三姨抱着襁褓中的我，站在那辆大摩托车旁。母亲的眼睛红得像桃子，她不敢看我，只是把一包用布包好的奶粉塞进三姨怀里。
　　“姐，娃留你这儿，总归有一口羊奶喝。等外头松了，我们立刻来接她。”母亲的声音干瘪得像风干的牛肉。
　　父亲跨在大摩托上，粗糙的大手死死捏着摩托车的油门，发动机发出“轰隆隆、轰隆隆”沉闷而烦躁的轰鸣声，尾气喷出一团团黑色的浓烟，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一片刺眼的焦黑。
　　“走吧，桂琴，别看了。”父亲别过头，声音沙哑。
　　摩托车动了。轮胎在积雪里发出“嘎吱、嘎吱”的绝望呻吟。三姨怀里的我，似乎感知到了什么，突然爆发出了一阵极其尖锐、近乎撕裂的哭声。那哭声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显得那么微弱，却像一根针，生生扎进了雪地里。
　　大摩托开出了约莫一里地，车轮在山坡拐角处画出了一条长长的、歪斜的黑色车辙。
　　突然，发动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
　　在那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我看见那辆大摩托生生在雪地里打了个滑，停了下来。父亲跨在车上，整个人忽然像一捆干草一样垮了下去。他把头埋在摩托车的仪表盘上，宽阔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这个1975年出生的西北汉子，在连生存都成了奢望的荒原上，终于憋不住，发出了一声野兽般的嚎哭。
　　“停下干啥？走啊！”母亲在后座上拽他的衣服，脸上也是成串的眼泪。
　　“走个屁！”父亲猛地调转车头，大摩托在雪地里发出愤怒的咆哮。他顶着迎面如刀子般刮来的风雪，疯狂地冲回了土房前。
　　他一脚支住摩托，甚至顾不上熄火，冲过去一把从三姨怀里抢过我，死死抱在自己那件带着机油和羊膻味的脏夹克里。
　　“老子自己的骨肉，砸锅卖铁也得自己养！大不了去搬砖！谁也别想把我闺女留下！”父亲一边吼，眼泪一边落在我的襁褓上，瞬间结成了冰花。
　　那一次风雪中的回头，决定了我童年的底色——我是被父母用命夺回来的，所以我比任何人都害怕失去他们。
　　3
　　2007年，我四岁。我们一家终于在县城郊外租下了一间低矮、潮湿的平房。
　　那地方挨着一家造纸厂，空气里整天弥漫着一股死水和廉价漂白粉的恶臭。父母为了还债和供大哥上学，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父亲在县城的菜市场帮人卸货，母亲则进了那家阳光幼儿园旁边的私人衣服加工厂，在缝纫机踩得像机关枪一样的车间里，一天要干十四个小时。
　　他们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来安抚我那颗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心。
　　每天下午，阳光幼儿园放学后，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牵着手接回家，而我，只能自己背着那个印着歪斜小熊的塑料书包，踩着满地的煤渣，摇摇晃晃地走回那个空无一人的出租屋。
　　那扇掉了漆的绿色木门，成了我童年里最害怕面对的怪兽。
　　每天傍晚，当小镇的街道被落日染成一种凄凉的橘红色，空气里飘起各家各户生火炉的死煤气味时，我就会站在那扇紧闭的绿木门前。
　　我的心跳得像是一只揣在怀里的兔子。我伸出冻得像红小豆一样的小手，推开那扇“嘎吱”作响的门。
　　屋里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冷冰冰的空气像是一张巨大的蛛网，兜头把我罩在里面。没有灯光，没有饭菜的香味，只有水泥地上散落的几只塑料盆，折射出清冷的光。
　　“妈？”
　　第一声，我站在门槛上，小声地试探着。声音很轻，带着一丝近乎哀求的期盼。
　　没有人回答。只有灶台旁一只没洗的铁锅，散发出冷牛油的腥气。
　　“妈！”
　　第二声，我往前走了两步，把书包紧紧抱在胸前。声音拔高了，带着颤音，像是在向这个空荡荡的屋子示威。
　　依旧没有人回应。只有窗外造纸厂大烟囱排出的灰色烟雾，在玻璃窗上投下诡异的阴影。
　　“妈——！”
　　第三声，那是用尽了我全身力气的尖叫。我的嗓子瞬间哑了，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狂乱，在空旷、阴暗的平房里撞击出干瘪的回响。
　　三声过后，屋子里依旧只有死寂。
　　那一瞬间，我所有的坚强和伪装都会在刹那间土崩瓦解。我甚至来不及把书包放下，就那么直挺挺地顺着门板瘫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放声大哭。
　　“呜哇——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妈——！”
　　我的哭声尖锐而凄厉，穿过破了洞的窗户纸，在县城这条充满铁锈和煤烟气的死胡同里回荡。路过的邻居大娘听见了，也只是叹口气，嘟囔一句：“这陈家的老二，天天回家跟叫魂似的，作孽啊。”
　　我其实知道他们在哪，我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供我吃饱穿暖才去拼命。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每一次面对那无人的空响，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2003年那个风雪交加的草原上，那辆大摩托车在雪地里缓缓离去的背影。
　　我害怕只要我少喊了一声，或者哪一次没有哭得足够大声，他们就真的会像那天一样，跨上那辆排气管喷着黑烟的摩托车，一头扎进漫天的风雪里，再也不回头。
　　直到2007年的那个深秋，我哭得双眼红肿、浑身发抖地在绿木门后睡着。在梦里，我依然走在望不到头的雪地里，四周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我自己一声又一声、永远得不到回应的呼喊：
　　“妈……你在哪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