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阳光》甜虾土豆泥

37、抑郁症 晚餐吃得格

　　晚餐吃得格外平静，谁都没有再提起今天发生的事情，仿佛白天的一切都随着夜幕的降临被暂时封存。
　　回到家中，陈默便兴冲冲地邀请李医成一起去玩游戏，试图打破这份沉默，但李医成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拒绝了。
　　他的目光越过陈默，落在坐在一旁的白筱然身上，“白筱然，你快陪陪那个无所事事的家伙吧，他再无聊下去，就该发芽了。”
　　白筱然眯起眼睛，目光敏锐地在赵梓妍和李医成之间来回扫视，她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你俩有秘密，”
　　她拖长了语调，最终却摆摆手，露出一副“我懂”的表情，“算了，最后一天了。赵梓妍，让给你了，放心，没事我俩都不出那门。”她说着，便拉起对游戏跃跃欲试的陈默，两人在餐厅里搜罗了一堆水果、零食和饮料，有说有笑地钻进了游戏房。
　　客厅里顿时安静下来。白筱然对游戏并不感冒，她给自己戴上了降噪耳机，窝在沙发一角看起了热闹的综艺节目。陈默在游戏房门口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搬了把椅子，凑到白筱然身边，和她一起嗑起了瓜子。
　　屏幕的光映在两人脸上，气氛倒也和谐。白筱然甚至举起手机，拍下了两人并排坐着、戴着猫咪和兔子样式耳机的模样，随手发进了他们四人的小群，算是给这个略显沉重的夜晚添上一点轻松的色彩。
　　而赵梓妍和李医成，则选择了留在客厅。他们挑了一部电影，幕布亮起，光影流转。电影的基调很丧，它不像是在刻意渲染悲伤，反而像一位老友，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平静的语调娓娓道来一段关于孤独与失去的故事。
　　然而，正是这种平静的叙述，让一种若有若无的无望感，如同潮水般缓慢而持续地漫上心头，浸透每一个画面。
　　影片缓缓推进，当看到那个胖胖的女孩，在绝望中按下快门，记录下一张张毫无生气的黑白照片，最终孤独地吃下那块有毒的蛋糕；当看到男主角抱着学生的遗体，发出撕心裂肺却无声的痛哭时，赵梓妍的眼眶终究没能盛住那份共鸣的酸楚。
　　一滴泪珠悄然滑落，她抬起手，轻轻拂过眼角，声音轻得如同叹息：“你……了解过抑郁症吗？”
　　李医成的眉头微微蹙起，他摇了摇头，目光仍停留在黯淡的屏幕上，仿佛能穿透光影，触摸到那份沉重的质感。“没有专门了解过，”他诚实地说，“但是看这部电影，我感觉……很压抑。”
　　女孩儿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询问一个困扰她许久的谜题：“你觉得，如果你周围也有这么一个又丧又胖的女孩儿，你会想要靠近她吗？”
　　这个问题让李医成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思考着，回忆着，试图从过往的经历中寻找答案。“我不知道，”他最终开口，声音有些缥缈，“如果是我年少的时候遇见她，也许……我会想伸出手，试着抓住她。
　　但她的周遭都太沉重了，灰色的天空，窒息的空气，恐怕只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真正抓住她的。
　　不过那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人，我们或许可以一起伸出手，试着把她从泥潭边缘拉回来。电影里的老师，他的力量太小了，而且他自己就已经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一个自身已然沉重不堪的人，又怎么能有力气拉起另一个深陷泥沼、同样沉重的人呢？”
　　“那现在呢？”赵梓妍追问，目光灼灼。
　　“现在？”李医成苦笑了一下，眼神里多了几分现实的疏离与坦诚，“如果我现在真的遇见这样一个人，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主动去拉起她。这并非因为她有着多么沉重的过去和现在，而是因为……我可能抽不出这个时间，也付不起这个心力，为了一个生命轨迹中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我自认为经历了一些事情后，现在的我，也算是一个有些冷漠的人了。除非是我在意的人，其他人，他们过得好与坏，拥有怎样的生活，未来又将走向何方，我未必会在乎，也未必有能力去在乎。”
　　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变得异常坚定，目光也转向赵梓妍，仿佛在陈述一个不容置疑的誓言：“但她如果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那就完全不同了。即使我的力量依旧微弱，即使前路布满荆棘，我也绝不会放手。我会拼尽全力，用尽所有办法，去理解她，陪伴她，拯救她。
　　即使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放声大笑，即使‘活着’这件事本身对她而言就是所有痛苦的源头，即使她已经丧失了所有继续呼吸的理由，我也绝不放手。”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沉重的挣扎：“除非……除非她非常、非常渴望死亡，唯有死亡能让她感觉到最后的平静与幸福。到了那时……”
　　“届时，你就会放手？”赵梓妍轻声接上，仿佛在替他完成这个艰难的假设。
　　李医成似乎从她的语气和眼神中猜到了些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伸出手，稳稳地握住了赵梓妍微微发凉的手，他的掌心温暖而干燥。“她会希望我放手吗？”他反问，目光深邃，仿佛要望进她的心底。
　　女孩儿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那笑容里充满了复杂的况味。“谁知道呢，”她低声说，像在自言自语，“也许那时候，在极致的痛苦中，她真的会希望你放手，给她解脱。
　　但或许几年之后，当乌云散开些许，阳光重新漏下时，她又会忍不住想，要是当时的你，能不顾一切地、更紧地抱住她，该有多好。”
　　说完这些，女孩儿似乎耗尽了力气，她低眉垂目，鼻尖微微发红，显露出脆弱的神情。她松懈下全身的力气，习惯性地向后靠去，本以为会陷入沙发的柔软怀抱，却意外地撞进一片温暖而坚实的所在。
　　一股熟悉的、令人安心的浓郁柑橘气息瞬间将她包围，男生宽厚的胸膛挡住了她身后所有的虚空。李医成伸出手臂，将她轻轻圈入怀中，动作自然而坚定。
　　赵梓妍微微一怔，随即像只终于找到安全巢穴的小动物，将自己蜷缩成一个更小的球状，无比乖巧地依偎进男生的怀里，脸颊贴着他的胸膛，能听到那沉稳有力的心跳。
　　男生什么也没多说，只是用手掌，一下，又一下，轻柔而规律地拍着她的后背，像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放心，”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低沉而可靠，“我在，我一直都在。”
　　这无声的陪伴胜过千言万语。过了一会儿，怀里的女孩儿似乎缓过来一些，她动了动，又坐回了之前的位置，与李医成隔着一点距离，但气氛已然不同。她深吸了几口气，又缓缓吐出，仿佛在积蓄勇气，又像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
　　“李医成，”她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无比，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我确实得过病——抑郁症。”
　　尽管心中早已有了模糊的猜测，但真正亲耳从赵梓妍口中听到这个确切的词语时，李医成的心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他没有打断，只是更专注地看着她，用眼神传递着无声的支持。
　　赵梓妍调整了一下坐姿，找了个让自己感觉最舒适、也最有安全感的姿势，双手交握放在膝上，目光投向虚空中的某一点，仿佛在回溯一段尘封的时光，准备开始一段漫长的、深埋心底的讲述。
　　“初二那年，”她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我确诊了抑郁症。我还记得去医院检查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逃学。我向老师谎称身体严重不适，并且告诉他，已经和家里人说好，他们会带我去医院。
　　我一向是老师眼中乖巧听话、学习优异的好学生，这样的形象成了我最好的掩护，自然没有人怀疑我，也没有哪位老师会特意打电话到家里去核实一个‘好学生’的说辞。”
　　“我偷偷从家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藏在抽屉深处的压岁钱，那是我积攒了很久的‘私房钱’。但我并不敢取太多，害怕拿多了会被父母察觉，所以只小心翼翼地抽出了1000元。为了不引人注目，我还特地腾空了书包，用来装换下的校服，伪装成放学回家的普通模样。”
　　“那天在医院，给我看病的是一个面容和蔼的中年男医生。他反复地、带着关切地询问我：‘你的家长呢？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
　　我努力维持着镇定，告诉他：‘他们在赶来医院的路上了，有点堵车。’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句回答是多么苍白无力。
　　我告诉他我身上只有1000元，可能不够做完全部检查。那位医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填写的初诊表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旁边的护士低声交代了几句，为我酌情删去了一些非紧急的检查项目，尽量将费用控制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
　　“接着，我跟着护士，穿梭在医院的走廊里，手里紧紧攥着各种检查单。我的脚步很快，心跳更快，紧赶慢赶，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环节，也怕在这陌生的环境里多停留一刻，就会被那份巨大的孤独和恐慌吞噬。
　　赶做了一个上午的身体检查和心理测试，终于在中午下班前，拿到了所有检查的结果，那个中年男人反复看着电脑上我的个人消息以及手中厚厚一叠化验单、评估表和问卷，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诊室里只有仪器低微的嗡鸣和纸张翻动的窸窣声，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他再次问起来我的父母，语气比之前更加慎重，带着一种不容回避的严肃。
　　我说，他们现在工作忙，还没能赶过来，医生，能先和我说说具体情况吗？我自己的情况，我想先知道。
　　他的眼神很复杂，那里面交织着职业性的审慎、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或许还有面对年轻患者时常有的那种沉重，几次欲言又止，嘴唇翕动，仿佛在斟酌最不具伤害性却又必须清晰的措辞。
　　但最终，他还是移动鼠标，在诊断意见栏里，缓缓敲上了那几个字——中度抑郁伴焦虑。
　　然后，他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纸质硬挺，上面的头衔和联系方式清晰印着。
　　他说他会等我，他说这次先不急着开药，等我和家人充分沟通后再说，他说下次复诊一定要带着家人一起来医院，他说我这种情况，独自承受非常危险，需要家庭系统的理解和支持。
　　他拉着我说了好多话，关于疾病的本质不是脆弱，关于药物治疗与心理干预的结合，关于如何建立支持网络，语速不快，却字字恳切。
　　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从诊疗室出来的时候，医院的走廊一片寂静，长长的通道空无一人，顶灯不知为何没有全开，光线略显暗淡，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冰冷光滑的地砖上。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强烈得近乎暴烈，瞬间刺穿了我久处室内的瞳孔。
　　我站在台阶上，被那光芒刺得睁不开双眼，一阵酸涩猛然涌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不是嚎啕，只是无声地、汹涌地流淌，直到保安大叔注意到这个僵立在门口、泪流满面的女孩，跑过来，带着朴实的焦急问我，姑娘，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我才像突然惊醒，慌忙用手背抹了把脸，匆匆说了句“没事”，便低头快步跑回了家。
　　当天晚饭时，餐桌上气氛如常，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假装无意地提起，听说邻班有一个女孩儿确诊了抑郁症，情绪很不稳定，还经常会有自残行为。
　　我爸闻言，立刻放下筷子，一脸严肃地转向我，目光锐利——你认识她吗？
　　我心跳漏了一拍，强作镇定地说——认识啊，不认识怎么知道她的事。
　　我爸那天明显生气了，眉头紧锁，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告诫，他让我离那个女孩子远一点，他说，这种人，心理都有问题，都是神经病，小小年纪不想着好好学习，整天就想东想西，钻牛角尖，还自残？这种行为，简直是不负责任，给家里添乱，让人恶心。
　　而我，就是他口中说的，他正在严厉批判的——这种人。
　　哈哈哈哈哈。可笑吗？
　　真的很可笑唉。
　　那种荒诞感像冰水一样浸透四肢百骸。
　　我不敢告诉别人我有抑郁症，因为我害怕他们一旦知晓，便会像避开瘟疫一样全部远离我，我怕他们背地里指指点点，说“看，那就是个神经病”，我怕他们眼中流露出像我爸、甚至像医生最初那样复杂难辨的神情，我怕他们都从心底里觉得我这样的人，是麻烦，是异类，是……恶心的存在。
　　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亲耳听见我亲口说起，我有抑郁症的人。至于第一个，就是肖子逸了。
　　我喜欢了他一整个初中，三年的时光里，他的身影占据了我大部分懵懂的心事。
　　高中因为没有遇见能让我再次心动的人，那份最初的喜欢便像一种习惯，被我继续坚持着，甚至在这份孤独的坚持中不断自我发酵、加深。
　　我也忘记了，最初那份单纯的好感，究竟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喜欢到难以自拔、近乎偏执的地步。
　　明明，故事的起点那么简单，只是在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在那个混乱的场合，被他出于本能或善意地保护了一下而已。
　　可这点星光，却成了我后来漫长灰暗岁月里，拼命想要抓住的虚幻温暖。
　　我会因为察觉到他不喜欢我、甚至可能讨厌我而感到灭顶的悲伤，也会因为无意中得知他可能喜欢别的女孩而感到针扎般的难过，更会因为他明显而刻意的躲闪、回避而感到实质性的痛苦。
　　但是啊，他最擅长的事情，恰恰就是躲着我。
　　走廊相遇时的突然转弯，集体活动时的刻意远离，线上消息的石沉大海。也许是我的喜欢，我那无法自控的关注和试图靠近，真的对他造成了严重的打扰吧。
　　冷静下来时，我也能试图去理解，毕竟，谁都不愿意见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像影子一样缠着自己，那或许是一种负担。
　　初三的某个学校组织的班级晚会，教室里张灯结彩，喧闹非凡。
　　那个躲了我很久的人，不知是巧合还是别无选择，第一次坐在了我身边空着的位置。那一刻，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欣喜若狂，又手足无措。教室中央同学们歌舞翩翩，笑声阵阵，可我所有的感官仿佛都闭塞了，眼中、耳中、心中，只有身旁这个人的存在。
　　我不敢转头瞧他，怕目光接触的瞬间，会让他更加厌恶我，心里卑微地想着，就这样，不说话，不打扰，仅仅和他坐在一起，共享这方寸之间的空气，也是好的，是偷来的珍贵时光。
　　然而，他突然微微俯身过来，拉近了一点距离，低声问我——为什么感觉你这段时间，总是不太快乐，心事重重的？
　　我以为这罕见的主动搭话是一种关心，是坚冰融化的迹象，长期压抑的倾诉欲和一种近乎天真的信任冲垮了心防。于是，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大方方地，甚至带着点终于能被理解的释然，告诉了他这件我根本不敢告诉其他任何人的事情
　　——因为，我有抑郁症啊。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句坦白换来的是比任何躲闪都更彻底的决绝。他在听到我这句话后，脸色骤变，几乎是立刻，像触电般猛地向后弹开，迅速拉开了远超之前的距离，动作幅度之大，引得旁边同学侧目。
　　那姿态，仿佛多在我身边呆一秒就会沾染上什么致命的病毒或晦气。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厌恶，但我仿佛也在那急剧收缩的瞳孔里，看到了一丝清晰的恐惧。
　　他压低了声音，似乎怕旁人听见，却还是难掩语气中的愤怒与急于划清界限的急促——你离我远点！怪不得我最近都感觉心情不好，闷闷的，原来是因为你！滚滚滚，别坐我旁边！
　　我看着他逃也似的离开，挤进人群的另一端，再也没有回头。那一刻，教室里的欢歌笑语瞬间变得模糊而遥远，父亲当时说那些话时严肃而嫌恶的表情，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与眼前这一幕彻底重叠。
　　我突然就明白，也彻底相信了我父亲当时说的话。在很多人眼里，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异类，是麻烦，是让人想避之不及的“神经病”。
　　后面的日子，像坠入更深的泥潭。我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情绪的黑洞不断扩张。我时常长时间发呆，盯着某处虚空，思绪却是一片空白或充满乱麻。自C的行为从偶尔的试探变成了难以抑制的冲动，手臂上的伤痕悄然增加，仿佛□□的刺痛能短暂地麻痹精神的痛苦。
　　我陷入无限的悲观，看任何事情都蒙上一层灰暗的滤镜，感觉不到丝毫快乐与幸福的可能，连曾经喜欢的食物、音乐、阳光都失去了色彩。
　　活着，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一种体验或过程，而变成了一件需要不断忍受、无比沉重且看不到尽头的痛苦的事情。
　　但我还没有想好具体该怎么结束。
　　一方面，绝望驱使着这种念头；另一方面，残存的一点倔强或者说对“得体”的扭曲执着，让我想要体面而漂亮地离开，而且，最好不被人发现，安静地消失，不去打扰任何人，也不想结束后面对他人复杂的目光。
　　我脑海中最常出现的结束方式就是从高高的窗户里一跃而下，感受短暂的失重，然后一切终结。
　　可惜我们家楼下那户人家安装了凸出的防盗窗，我若跳下去，不会直接坠地，而是会先落在他们家的窗户铁架上，那样动静太大，很容易会被立刻发现。
　　学校的楼又太低，只有四五层，恐怕摔不死我，反而可能落个重伤残废，那会是更大的拖累和笑话。
　　而且，我心底深处，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母亲。她或许不那么理解我，但她的爱是真实的，是温暖的。
　　时至今日，当我再次回想那段最黑暗的时光，我都无比感激她，感激她曾用那份质朴而坚定的爱，在我滑向深渊的边缘，实实在在地拉过我一次。
　　其实，在抑郁症状全面爆发之前，我初二的时候，还生了一场迁延不愈的重病，身体上的。
　　我经常辗转于弥漫消毒水气味的医院与书声琅琅的学校之间，请假、复课、再请假。可惜，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各种检查做了又做，药吃了很多，却像石沉大海。
　　就这么一路病恹恹地拖到了初三，眼看是中考的关键一年，家里人都焦急万分，想着不能再耽误，必须去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医院寻医问药。
　　但当时，老家有一位远近闻名的“神医”，传说中他医术高超，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他自称可以治我的病，但是因为身份是“神医”，自然架子也大，轻易不救人。我父母爱女心切，不远千里，费尽周折，低声下气地为我求来了他开的药，内服的汤药，外敷的膏药，一点没落下，严格按照嘱咐使用。
　　也因此，抱着极大的希望，暂时搁置了去更大城市看病的计划。
　　但谁能想到，就是那些被寄予厚望的“神药”，差点要了我的命。服用和敷用一段时间后，我不仅原有症状未减，反而出现了严重的新问题。被紧急送往医院时，我已经虚弱不堪。
　　听焦急万分的父母和医生交谈的片段，似乎是那些来路不明的药物引起了严重的不良反应，我的肾脏功能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医生的表情非常凝重，说情况不容乐观，还需要进一步做更详细的检查才能明确损伤程度，如果检查结果严重的话，可能……可能需要接受透析治疗。
　　那天我父亲格外忙碌，从清晨到日暮，我始终没能见到他的身影。我已记不清那天最后一项检查的具体名称，只隐约记得医生在开单时语气凝重地提醒：如果这项指标依然不理想，就必须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而煎熬，我像一只失去方向的困兽，在医院的走廊里漫无目的地徘徊。走到走廊另一端时，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紧紧抱着她的男友，将脸埋在他的肩头，哭得浑身颤抖。她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医生说她父亲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哭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让我莫名烦躁。我转身跑回候诊区寻找母亲，却发现她已不在原先那张冰冷的蓝色塑料椅上。我慌忙四处张望，最终在昏暗的应急通道里找到了她。
　　她佝偻着背，独自坐在没有灯光的楼梯台阶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阴影。楼道里只有安全出口标志泛着微弱的绿光，我凭着那熟悉的背影和压抑的抽泣声认出了她。她正握着手机给我父亲打电话，声音沙哑而急促，一遍遍追问为什么还不来、到底在哪里。
　　电话挂断后，寂静中传来她极力克制的呜咽。她应该狠狠咬住了自己的手背或衣袖，才敢这样放肆地哭出来，仿佛要把所有恐惧和委屈都吞进喉咙深处。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我心疼她了，真的心疼了。
　　我从小就不信神佛，觉得那是虚无缥缈的寄托。可那天，我跌跌撞撞地找到一扇能望见夕阳的窗户，不知该向谁祈求，只好笨拙地合起手掌，对着那片逐渐沉落的金光跪了下去。我在心里默念：如果你真的存在，就请怜悯我吧。
　　你知道我求的是什么吗？我求这次检查结果能出现转机，求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奇迹降临。我向他发誓：只要这次能好起来，我愿意拼尽全部力气活下去，不再逃避，不再放弃。
　　黄昏时分，医生亲自送我和母亲下楼。他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笑意，脚步轻快地告诉我们：检查结果比预期好很多，暂时不需要透析了——奇迹真的发生了。
　　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可笑：我当时祈求的和愿意交换的，本质上不都是“活下去”吗？这似乎不符合民间所谓“还愿”的规矩。
　　可那时的我，早已被日复一日的痛苦折磨得筋疲力尽，活着本身就像一场漫长的凌迟。或许，用“求生的意志”交换“继续生存的机会”，也算一种绝望中的等价交换吧。
　　其实早在初中毕业那年，我就偷偷构想过自己最好的离开方式。我父亲一直渴望再要一个孩子，我计划等那个孩子平安出生后，就悄悄结束这一切。至于具体方式，不重要，只要能彻底消失就好。
　　那时我想，有了新生命的陪伴，父母大概不会太过悲伤，毕竟会有另一个孩子代替我，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无论父亲和亲戚如何劝说，母亲总是用各种理由推脱。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她，究竟为什么坚决不要二胎。她沉默了很久，轻声说：“因为我爱你，不想让其他小朋友分走这份爱。”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她心底最真实的想法，但这句话像一束微弱的光，照进了我黑暗的世界。从那以后，每当自我厌恶的情绪如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我淹没时，我都会踉跄着走到能看见阳光的地方，朝着太阳的方向跪下磕头，一遍遍哀求：让我活着吧，我真的好想好想再陪陪她，哪怕多一天也好。
　　于是高中三年，每个除夕夜，当窗外爆竹震天、阖家欢笑时，我都会独自反锁在房间里，面向记忆中太阳升起的方向，虔诚地跪下来，向虚无中的神明重复同样的乞求：让我再活一年吧，让我再陪她一年，只要一年就好。
　　事实上，尽管离开的念头从未真正消失，但进入高中后，我确实靠着意志力在缓慢地自我修复。高二开学时，我偷偷在网上找了一份免费的抑郁自测量表，最终结果显示——轻度抑郁。
　　我捧着手机又哭又笑，高兴得浑身发抖。我以为漫漫长夜终于要破晓，所有挣扎和痛苦都即将成为过去。
　　可惜我忘了，抑郁症是会复发的，像潜伏在阴影里的野兽，随时可能反扑。
　　高二那个新年，全家外出郊游。我们沿着河岸散步，父亲突然孩子气地跑到水边挖石头，兴奋地举起一块斑驳的鹅卵石朝我们挥舞。就在那一刻，我的意识毫无征兆地中断了。
　　等再度清醒时，听见爷爷在身后笑着喊我：“这父女俩都傻乎乎的，大冬天都想往河里跑！”
　　我低头，看见自己的双脚正踏进冰冷的河水，裤脚已被浸湿。原来在失去意识的片刻里，我正一步步走向河流深处，一步步执行着潜意识里那个“让自己消失”的指令。
　　回到车上时我浑身发冷，后怕如冰水浸透骨髓——差一点就在他们面前暴露了，暴露了那个始终藏在笑容背后的、破碎的自己。
　　所幸，这些年默默坚持的努力没有白费。高考结束后，我再次去医院做了全面心理评估。这次的结果显示，我只有轻微的焦虑症状。医生温和地安慰说，可能是备考压力过大导致的，建议假期多散心放松，没什么大问题。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份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抑郁诊断，终于从我的生命里淡去了。
　　去年冬天回家时，我又去做了一次检查。医生翻看着报告单，抬头对我笑了笑：“各项指标都很稳定，别瞎想，你恢复得很好。”
　　李医生，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说出这句话：我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