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部队之来日方长》人生何处无前路

3、苦日子 来江北的头

　　来江北的头一个月，林文洲就在队里逢人便说，王舒芬是他媳妇，在老家办过酒的，正经拜过堂的，这回是跟着他一起来建设边疆。王舒芬头一回听见他跟别人说“我媳妇”三个字时，正在屋里收拾那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手里的芦苇帘子“啪”地掉在地上，蹲下去捡起来的时候，嘴角压都压不住地翘着。

　　队里的人将信将疑，但见王舒芬确实和他同吃同住，洗衣做饭样样伺候着，也就不再多问。有个婶子私底下拉住王舒芬问：“闺女，你俩真办酒了？”王舒芬红着脸点头，低头继续编草帘子，手劲儿大得像要把芦苇拧出水来。

　　后来林文洲的那张工分表上，“家属”一栏就填了王舒芬三个字。

　　江北的日子苦到发涩。

　　第一个冬天就把两个人冻得骨头缝里都是凉的。屋子四面漏风，墙上糊的报纸被风顶得哗哗响，夜里炕烧不热，盖上两床薄被还是冷，王舒芬把棉袄压在被面上，又把两人的衣裳一件件叠上去，还是挡不住那股寒气从地底下往上冒。

　　吃食更惨。队里给知青的口粮有定量，但粗粮比例越来越高，每个月杂粮掺着供应，苞米面、高粱米、红薯干，细粮白面一个月见不着一回。王舒芬没有口粮，林文洲一个人的定量分着吃，两个人饿得比从前在清溪镇还快。头几个月他们经常只能吃黑黢黢的窝窝头——地瓜干面掺了榆树皮磨的粉，蒸出来又硬又涩，咬一口渣子往下掉，嗓子眼像被砂纸刮了一遍。

　　林文洲头一回吃那窝头，嚼了两下差点咽不下去。他端起来看了看，黑乎乎的，他掰了一块泡进热水里，等软了再慢慢咽。

　　王舒芬比他适应得快。她从小苦惯了，什么边角料到她手里都能变成吃的。豆腐渣她从镇上豆腐坊买回来，几分钱一大包，先用锅烀熟了，搭点葱花萝卜丝在锅里翻炒，居然有股荤腥的香味。她还能把豆渣和地瓜干面混在一起和成糊糊，上锅蒸熟切成方块，吃起来比纯窝头顺口得多，林文洲一次能吃三块。

　　月底粮食见底的时候，王舒芬就用高粱面熬稀糊饾，往里面撒一把洗干净的野菜叶子，熬得稠稠的，一人一碗，好歹把肚子灌满。林文洲端着碗，看着碗里绿汪汪的糊糊，想起从前家里保姆炖的鸡汤，汤面上浮着亮晶晶的一层油。他把那碗糊糊喝完了，碗底舔了舔，抬起头来对王舒芬笑了一下：“你做的什么都好吃。”

　　王舒芬正抱着空锅刮锅底，听见这话回头冲他笑，嘴角沾着一粒高粱米，她拿手背蹭掉了。

　　开春以后日子稍微好过些。王舒芬学会了认野菜，榆树钱、柳蒿芽、蒲公英，掐回来焯了水凉拌，或者下到粥里，也算添了新鲜。夏天她跟队里几个女知青去河里捞小鱼，河水清凌凌的，手指缝大的小鱼在石头缝里钻，她把篮子往水里一兜，能兜上来十几条。拿回来用河水清炖，不用放什么调料，汤就白花花的，鲜得眉毛掉。林文洲端着那碗鱼汤，汤里飘着细细的葱花——那是王舒芬用破盆子种的，绿油油一小把，平时舍不得吃，只炖汤的时候掐两根。

　　林文洲喝了一口，烫得吸溜嘴，但没放下碗，一口气喝完了。王舒芬在旁边看着他喝，也不说话，就是笑。他放下碗看见她在笑，忽然伸手捏了一下她的脸，说：“傻子，老看着我干什么。”

　　王舒芬的脸红透了，转身去刷锅，水声哗哗的，背对着他回了一句：“我就爱看你。”

　　秋天储菜的时候王舒芬腌了一大缸酸菜。大白菜是队里分的，她一颗一颗洗干净，码进缸里，撒一层大粒盐再码一层，最后压上那块她从清溪镇带来的石头。林文洲蹲在旁边看，问：“这能放多久？”王舒芬说：“一整个冬天。到时候咱们就有酸菜吃了，炖粉条、就窝头，都行。”她的手被盐水泡得发红，但脸上是满足的，那种满足是实实在在的，像看到地窖里的土豆萝卜堆得满满当当。

　　屋子漏风，王舒芬就动手补。秋天她去河边割乌拉草和芦苇，晒干了编成厚草帘子，铺在屋顶的缝隙处，用石块压实。又和了掺碎麦秸的黄泥，爬上爬下地往墙缝里抹。林文洲要帮忙，她不让：“你手是写字用的，别弄这个。”

　　林文洲站在下面，看着她踩在凳子上往房梁上铺草帘子，蓝布褂子的后背补了两块补丁，针脚密密的，是她自己缝的。她的胳膊伸得直直的，草帘子被她按进缝隙里，她拿手掌拍实了，嘴里哼着一支调子。

　　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抬头看着她。风从还没来得及补的墙洞里灌进来，吹得他打了个寒噤。可他的心口有一块地方，微微热着。

　　入冬前，王舒芬又用黑土掺碎草脱了一批土坯，在院子里晒干了，垒成一道矮墙挡在风口。她还在墙根底下种了几棵萝卜，说万一粮食接不上，萝卜也能顶一阵。林文洲那天收工回来，站在院门口看——那道矮墙歪歪扭扭的，但把风挡在了外面。灶台上升起的烟被墙挡住了，在院子里盘旋着散不开，暖融融的。

　　他推开篱笆门走进去，王舒芬正蹲在灶台前添柴，火光映着她的侧脸，跟她以前在清溪镇烧火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她瘦了，下巴尖了，颧骨支棱出来，鬓角的碎发被火烤得微微卷曲。

　　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回来了？锅里有窝头，今天我在里面掺了点豆渣，你尝尝。”

　　林文洲在她旁边蹲下来，伸手拨了拨灶膛里的柴火，火苗蹿起来，把两个人的脸都烤得红扑扑的。他说：“舒芬，这个家……多亏了你。”

　　王舒芬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火光映着她的眼睛，亮晶晶的，跟清溪镇那年一样：“咱们的家嘛。我不出力谁出力。”

　　林文洲没再说话。他就蹲在那儿，帮她把柴火一根一根递进灶膛里。

　　日子过得磨人，但王舒芬把窝头做成馇糕、把野菜做成汤、把漏风的地方一处处堵严实，这个巴掌大的土坯房，渐渐有了家的样子。林文洲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看着屋顶的烟囱冒烟，看着王舒芬晾在绳子上的衣裳被风吹得飘起来，看着窗台上那盆绿油油的葱，心里会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他想回去的念头没断过，只是被别的东西压得没那么响了。那些东西最后化为了三字——王舒芬。

　　林文洲在生产队表现极好。他本来就能吃苦，来江北以后更是把苦字嚼碎了咽下去。农忙时抢收麦子，别人扛一袋粮歇三回，他扛着比他还高的粮麻包一趟一趟往仓库送，腿肚子打颤也不停。冬天挖排水沟，冻土硬得像石头，一镐头下去虎口震得发麻，别人抡几下就换人，他一直抡，收工时手套和手冻在一起，摘下来的时候掌心全是血泡。

　　他还负责队里的黑板报，字写得漂亮，内容又紧跟形势，队长开大会的时候专门点名表扬过好几回。优秀标兵的奖状他拿了一张又一张，糊在土坯房的墙上，像一墙黄澄澄的护身符。

　　但回城的事，依然遥遥无期。

　　政策有时候松一点，有时候又紧回去。队里有人通过关系调走了，有人考学走了，林文洲什么门路都没有，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起复。

　　他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擦那双沾满泥的解放鞋。王舒芬从屋里端了一碗热水出来放在他手边，蹲在旁边帮他把另一只鞋上的泥刮掉。他低头看着她——她正专心致志地刮鞋底的泥，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舒芬，”他说，“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王舒芬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刮：“你想回去？”

　　“想。”他说完这个字，停了好一会儿，“可我又觉得……”

　　他没说完。王舒芬抬头看他。

　　“文洲，”她说，“回得去就回，回不去……咱们在这儿也有日子过。”

　　林文洲看着她的脸，那张被风霜磨糙了的脸，圆脸盘瘦成了长脸，颧骨上的皮肤被冻得皲红，可那双眼睛还是井水一样清透。他忽然觉得自惭形秽——他自诩知识分子、读书人，可在这件事上，远不如王舒芬豁达。

　　第二年底，王舒芬怀孕了。

　　她发现的时候已经怀了两个月，那天早上她蹲在灶台前烧火，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站稳。林文洲正在穿外套，回头看见她脸色发白，走过去扶她：“怎么了？”

　　王舒芬摇摇头：“没事，起猛了。”

　　可后来几天她总是犯恶心，闻到油腥味就皱眉。队里那个接生婆路过，看了她一眼就说：“闺女怕是有喜了。”

　　林文洲愣了一瞬，随即脸上炸开一个笑，他一把抱住王舒芬，抱得她哎哟了一声：“你轻点！”

　　“舒芬，”他把脸埋在她肩膀上，声音闷闷的，“咱们要有孩子了。”

　　王舒芬被他箍得动弹不得，手搭在他背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嘴角是翘着的。

　　第三年立秋，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接生婆从里屋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冲林文洲努努嘴：“是个闺女，白白净净的，像你。”

　　围在门口的邻里婶子们都看着屋里的林文洲。那眼神是试探的，小心翼翼的——在那个年头，生闺女不是什么值得放炮仗的事，有些男人嘴上不说，脸色却骗不了人。

　　林文洲站在门口，脸上什么表情都有，就是没有失望。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那愣就变成了笑，笑从嘴角漫到眼睛里，他从接生婆手里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红彤彤的襁褓，低头看了一眼。

　　那一眼，他的心口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那孩子闭着眼，小小的嘴微微张着，皮肤薄得能看到细细的血丝，睫毛湿漉漉地贴在眼睑上。她那么小、那么软，被他托在掌心里，轻得像一片叶子。

　　但她的眉眼，像他。秀气的鼻子，白皙的皮肤，一点不像乡下婴儿的黑红粗糙。尤其是那双闭着的眼睛，眼皮上细细的血管分明，还没睁开，但他知道，那双眼睛睁开了一定好看。

　　林文洲抱着孩子站在那儿，眼眶忽然红了。围观的婶子们都看见了，面面相觑，然后有人小声说：“这后生是真高兴。”另一个说：“长得俊，品格也好，不重男轻女。”

　　林文洲没听见那些话。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小人儿，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触感柔嫩得像刚蒸出来的豆腐。

　　林文洲抱着女儿进了里屋，“像你，”他对躺在炕上的王舒芬说，“也像我。”

　　王舒芬虚弱地笑了一下，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小手：“你起个名吧。你有文化。”

　　林文洲他看着女儿秀气的眉眼，脱口而出：

　　“阿秀。优秀的秀。”

　　王舒芬笑了，虚弱地重复了一遍：“阿秀……好听。”

　　林文洲抱着阿秀在屋里走来走去。那间屋子曾经四面漏风，现在被王舒芬用草帘、黄泥、土坯堵得严严实实；那间屋子曾经冷得像冰窖，现在灶膛里烧着火，炕上温温热热的。他抱着女儿走来走去，嘴里哼着一支曲子——是城里带来的摇篮曲，他母亲小时候唱给他听的。

　　王舒芬靠在床头看着他，看着自己丈夫抱着女儿在屋里转圈，嘴角带着笑。

　　阿秀慢慢长大。三岁能背“床前明月光”，五岁用木炭在墙上画小鸟，林文洲看了，默默托人从镇里捎回一盒十二色的蜡笔。那盒蜡笔花了他半个月的工分，但他递到阿秀手里的时候，眼睛弯弯的：“画吧，画什么爸爸都给你留着。”

　　阿秀举着蜡笔在墙上画，画了三个人——一个戴着圆框眼镜、一个扎着辫子、一个短头发的小人，手拉手站在红彤彤的山脚下。林文洲站在旁边看，王舒芬从灶台边探出头来看，忽然说：“文洲，你看，阿秀画的是咱们。”

　　林文洲看着那幅歪歪扭扭的画，看了很久。他蹲下来，把阿秀抱起来举过头顶，阿秀咯咯笑，蜡笔从手里掉了一地。

　　王舒芬在灶台边看着，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里还在揉着一团玉米面。她的脸被热气蒸得微微泛红，鬓角的碎发贴在额头上。

　　林文洲举着女儿转了一圈，他想，其实就这样一辈子，也不差。

　　他把阿秀放下来，蹲在地上捡蜡笔，红黄蓝绿一根一根捡起来，放回盒子里。阿秀蹲在他旁边一起捡，小手捏着蜡笔头，仰头问：“爸爸，这个红色画什么？”

　　“画花，”林文洲说，“画映山红。咱们老家那边，春天漫山遍野都是。”

　　阿秀似懂非懂地点头，把红色蜡笔攥在手心里。王舒芬端着蒸好的窝头从灶台边走过来，热气跟着她一起飘过来，满屋子都是玉米面的香。

　　林文洲接过窝头咬了一口，没有觉得难以下咽，又喝了一口热水。水是王舒芬烧的，温温的，喝着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