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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第 39 章 他先点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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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点开了户籍档案。吴桂英,女,1931年生,双河镇人。职业一栏写着“护士”。工作单位:双河公社卫生院。在职时间:1952年至1990年。
双河公社卫生院。方言的手指在鼠标上停住了。那个卫生院,就是当年给土龙做死亡鉴定的地方。吴桂英是卫生院的护士。1984年7月,她一定在那里。她一定参与了土龙死亡鉴定的某个环节,也许是协助医生检查尸体,也许是填写表格,也许是整理档案。
他点开第二份文件,养老院入住登记表。入住时间:两年前。健康状况:心力衰竭,需长期卧床。联系人一栏是空的。紧急联系人一栏也是空的。没有子女,没有配偶,没有任何亲属。备注栏里有一行手写的字:“由社区社工协助办理入住。老人无亲属,系五保户。”
方言往后靠在椅背上,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一个五保户老人,没有子女,没有家属,怎么能住进本市最高端的养老社区?晚晴社区的月费是他律师事务所租金的三倍。吴桂英不可能付得起。谁替她付的钱?为什么?
他拿起电话拨给老马。老马接得很快。
“你看到了?”老马问。
“看到了。她是怎么住进晚晴的?”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事。”老马的声音压低了,“吴桂英的入住费用是由社区一个‘特殊关怀基金’支付的。这个基金是晚晴社区开业时设立的,资金来源是几笔匿名捐款。基金的用途是资助‘有特殊困难的老人’入住。吴桂英是第一批被资助的老人之一。”
“匿名捐款。查得到来源吗?”
“查不到。捐款是通过一个第三方慈善基金会走账的,所有手续都合法。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吴桂英入住的时间,和另一个人入住的时间,是同一个月。”
“谁?”
“颜如玉。”
方言握着电话的手僵住了。小颜。小颜和吴桂英同一个月进入晚晴社区。一个作为客户关系部的新员工,一个作为被“特殊关怀基金”资助的五保户老人。这不是巧合。这从来都不是巧合。
“老马,你还记得吴桂英住在几号楼吗?”
“七号楼。107室隔壁。108室。”
方言的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老丁坐在107室的床沿上,窗外是灰色的围墙和垃圾站。隔壁108室,住着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护士,她曾在双河公社卫生院工作,她参与了土龙的死亡鉴定。她和小颜同一个月进入社区。小颜替她付的钱,方言几乎可以肯定。
“老马,帮我查最后一件事。”方言说,“吴桂英死之前,有没有人去看过她?”
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的声音。等了大约两分钟。
“社区值班记录显示,她死前三天,有一个访客登记去探视过她。访客姓名,陈树生。”
方言闭了闭眼睛。陈树生。他在死前一周给刘建国写了信,死前三天去看了吴桂英。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寻找当年的每一个知情者,试图拼出真相。他把土龙推下了山崖,然后用四十年的时间教书育人,又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寻找所有被那场雪崩掩埋的人。他在找他们。也许是想赎罪。也许只是想确认,自己不是唯一一个有罪的人。
“吴桂英跟他说了什么?”方言像是在问自己。
“这就没人知道了。”老马说,“他们两个人都死了。”
挂了电话之后,方言开车去了晚晴社区。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来。他把车停在停车场最角落的位置,没有走正门,而是从侧面的小路绕到了七号楼。他想在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情况下,看看这栋楼。
七号楼还是老样子。灰色的外墙,朝北的窗户,空气中若有若无的垃圾酸味。方言站在楼前的空地上,看着那排窗户。107室是老丁的房间,窗帘半拉着,里面没有灯光。108室的窗帘完全拉上了,严严实实的,什么都看不见。吴桂英的房间。现在应该已经空了。
他正想绕到后面去看看,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方律师。”
方言转过身。护工小周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苹果。她穿着一身便装,没有穿工作服,看起来比平时更年轻,更像一个普通的二十出头的女孩。只有她的眼神,那双眼里的平静,依然不像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该有的。
“小周。你今天不上班?”
“下午班。”她走到方言面前,抬头看着他,“您是来找老丁的?”
方言想了想,决定不绕弯子。“不是。我是来看108室的。”
小周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好像早就料到他会来。
“吴奶奶的房间已经清空了。您想看的话,我可以去前台拿钥匙。”
“不用了。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方言看着她,“你认识吴桂英多久了?”
“从她入住第一天起。我是她的指定护工。”小周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件和工作有关的事实,“她卧床不起,需要人照顾。每天三次翻身,两次流食,一次擦身。我照顾了她两年,直到她去世。”
“她跟你提起过以前的事吗?关于双河镇的事。”
小周沉默了一会儿。一阵穿堂风从楼间穿过,吹起了她额前的碎发。她把头发别到耳后,那个动作很轻很柔,和她推轮椅的动作一模一样。
“提过。她说她这辈子做错过一件事。”小周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塑料袋,“一件事。就一件事。但她说,那件事的重量,比一辈子的好事加起来都重。”
“什么事?”
“有一天,卫生院里送进来一具尸体。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从山崖上摔下来的,颅脑损伤。警察不在,法医不在,只有一个年轻的公社干部在场。医生说,要写死亡证明,需要有人协助检查。她协助了。她填写了表格上的所有空白栏,姓名、性别、年龄、死因。写到‘死亡性质’那一栏的时候,医生口述:‘意外。’她写了下来。”
小周抬起头,看着方言。
“她当时觉得哪里不对。那个男孩身上有一些旧的淤青,不像是摔伤造成的。但她没有问。医生怎么说,她就怎么写。因为那天是周末,她想早点下班。她家里还有一个孩子在等她。”
“后来呢?”
“后来她把那张死亡证明归档了。再也没有提起过。直到四十年后,有个姓陈的老先生找到她,问她:你还记得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吗?”
方言没有说话。他站在七号楼灰色的阴影里,手里无意识地摸着口袋里的棋子,感觉到它们的棱角硌着指尖。
“她怎么回答?”
“她说她记得。她一直记得。那个男孩叫王土生。她填过他的名字,一笔一画。她这辈子填过无数张表格,只有那一张,她记得每一个字。”
小周把手里的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上。苹果在袋子里轻轻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
“方律师,吴奶奶走的时候很安详。她说,陈老先生来找过她之后,她终于可以安心了。因为有人知道她做错了什么。有人替她记住了那个名字。”
方言和小周站在七号楼前,沉默了很久。一只野猫从垃圾桶后面钻出来,看了他们一眼,又钻了回去。
“小周,你为什么要来晚晴工作?”
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让周小梅感到意外。她想了想,说:“我外婆是双河镇的人。小时候我经常听她讲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她讲的时候从来不说那个孩子的名字,只是叫他‘土龙’。她说,那个孩子每天都会从村子里走过,去公社中学捡剩饭。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对着她笑一下。他什么都听不见,但他的笑容特别好看。”
她的声音开始微微发颤,但依然平稳。
“我外婆后来搬到了城里,再也没有回过双河镇。她去世之前跟我说:‘小梅,那个孩子没有坟。如果你有机会回去,帮他烧点纸。’”
“所以你来了这里。”
“对。”小周抬起眼睛,直视方言,“但我来这里之后发现,不止我一个人记得他。好多人记得他。护士长、老丁、吴奶奶,他们都记得。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得。”
“你们彼此之间,”
“不谈论这件事。从来没有。”小周说,语气平静而确定,“没有人说:‘我们来做点什么吧。’没有人开会,没有人分工。我们只是各自做自己该做的事。护工做护工的事,保洁做保洁的事,维修做维修的事。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她把“本职工作”四个字说得很轻,但方言注意到她微微加重了“本职”这两个字的咬字。
“只是,”她说,“有时候做好本职工作,就意味着有人会恰好出现在某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