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角》林语安

38、第 38 章 如果幕后真

　　如果幕后真的有一个人，或者说一群人，在操纵一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他重新摊开笔记本，开始从头梳理每一起死亡的时间线和在场人员。
　　陈树生的死亡，案发时间：下午2点左右。地点：三号楼302室。孙明义在1点50分敲门，陈树生让他等一会儿。孙明义下楼抽烟。2点05分孙明义返回，发现陈树生已死亡。
　　这十五分钟里，在孙明义下楼抽烟的时间段（约1点50分到2点05分），有谁经过了三号楼？
　　方言从老马的案卷里翻出了当天的监控记录摘要。三号楼大厅的监控显示，1点55分，刘建国坐着轮椅经过，推轮椅的是护工小周。他们在三号楼入口处停了大约两分钟。然后离开。但还有另一条记录，当初方言第一次看监控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老马的补充勘验报告里写着：1点58分，保洁员吴秀英推着清洁车进入了三号楼电梯，2点12分离开。时间覆盖了案发前后。
　　吴秀英。双河镇人。七号楼“破房子”住户。
　　方言在笔记本上写道：陈树生案，保洁员吴秀英在案发时间段进出三号楼。她有机会接触302室吗？她的清洁车上有没有携带任何东西？
　　他翻到第二起死亡的材料。
　　孙明义的死亡，案发时间：夜间10点到凌晨2点之间。地点：三号楼309室。密室。反锁的房门，内锁的窗户，无攀爬痕迹。走廊监控显示案发时间段无人进出。只有值班护士长周桂兰在次日早上用紧急门禁卡开门，发现了尸体。
　　周桂兰。双河镇人。七号楼“破房子”住户名单上也有她。
　　监控显示无人进出，但如果监控本身就被动了手脚呢？方言在笔记本上写道：保安队长王德彪负责监控系统。他是双河镇人。孙明义案，监控是否完整？谁在案发当晚值班？
　　然后他翻到第三起死亡。
　　赵美兰的死亡，案发时间：下午3点左右。地点：小剧场舞台。死因：聚光灯坠落，击中头部。警方结论：舞台设备金属疲劳导致卡扣断裂，意外事故。剧场里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方言闭上眼睛，在脑子里重放那天的画面。赵美兰走到舞台中央，聚光灯从吊杆上坠落，砸中了她的头部。所有人都看到灯是“自己”掉下来的，没有人碰过吊杆。
　　但如果那颗螺丝不是在那一天松动的呢？如果有人在排练之前，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前，就已经松动了那颗螺丝，只是让它保持在“暂时不会脱落”的临界状态，等待最后一点振动、最后一下敲击？
　　他翻开老马的材料，在后勤主管的资料上停了下来。张大军，四十八岁，双河镇人。负责社区所有建筑的日常维护，包括剧场舞台设备的检修和保养。维修记录显示：小剧场的舞台设备每月例行检修一次，上一次检修日期是赵美兰出事前三天。检修人签名：张大军。
　　方言在笔记本上写下第三行：赵美兰案，聚光灯卡扣是谁在什么时候松动的？后勤主管张大军的检修记录。螺丝是被松动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是故意松动，为什么没有留下人为破坏的痕迹？
　　他放下笔，看着这三行笔记，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诡异。三起死亡，心脏病发、密室猝死、舞台意外。每一桩都看起来像是自然原因或意外。每一桩的案发现场都有双河镇的人在场。但每一桩案件里，那个在场的人都不是凶手，他们只是在那里，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恰恰是这种“恰好在那里”，让方言感到无比不安。吴秀英恰好那个时间在三号楼做清洁。周桂兰恰好是发现孙明义尸体的人。张大军恰好是最后一次检修舞台设备的人。他们都没有做任何法律上可以被定义为“杀人”的事。他们只是在那里。
　　如果这些都只是巧合呢？
　　方言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不可能。一起是巧合。两起太巧了。三起，就是模式。
　　他重新拿起笔，在笔记的底部写了一行字：如果有第四起死亡，谁会死？谁会“恰好”在那里？
　　这个问题让他脊背发凉。他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律师事务所楼下的巷子里，两个老头正在下象棋，周围围了一圈人，有人在大声支招，有人在摇头，落子的声音隔着玻璃窗隐约传来。他看着那两个下棋的老人，忽然想起了他在晚晴湖边捡到的那枚没有刻痕的棋子，此刻就在他口袋里。没有刻痕的那枚。第七枚。那枚棋子不属于六人组。不属于签字的人。它属于谁？小颜把它交给他的时候说，这是“备用的”。意思是，如果非要再找一个人的话，那个人就是，方言没有把那个念头想完。窗外的棋局结束了，围观的人鼓起掌来。方言从窗外收回目光，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线索已经够了，缺的是一根把它们串起来的线，还需要一个回答，或者一个人，能把这一切解释给他听。他伸手拿过电话，拨通了老马的号码。
　　“老马，你那份材料里提到一个叫吴桂英的老人，七号楼的，已故。她是什么时候死的？”
　　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吴桂英，我看看，两周前。自然死亡。九十三岁，心力衰竭。她身体一直不太好，入住社区之后基本卧床不起。怎么？”
　　“她也是双河镇的人。两周前，差不多就是孙明义和赵美兰死亡之间那段时间。”方言说，“老马，帮我查一下她的详细信息，越详细越好。她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子女，子女在哪里。”
　　“你觉得她和案子有关？”
　　“我不知道。但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长的双河镇名单。七名工作人员，十二名住户。这十九个人，像十九颗棋子一样散布在棋盘上。我需要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在哪一天、哪个时间段、做了什么。”
　　老马沉默了一会儿。方言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他又在抽烟。
　　“方言，你意识到了吗？你在查的不是一桩谋杀案。你在查的是，怎么说呢，一种很难定义的集体行为。就算最后证明确实是这十九个人中的几个人配合完成了这三起死亡，我们拿什么定罪？每个人做的事单拆开来，都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最多算职业道德问题，通报批评，内部处分。”
　　“我知道。”方言说。窗外，暮色正在降临。他打开台灯，光晕照亮了桌上那些摊开的名单和笔记。
　　“但我想知道真相。不管真相能不能被写进起诉书里。”
　　老马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声。
　　“你这个人啊。行吧，我去查吴桂英。你那边继续。有事随时联系。”
　　方言挂了电话，重新拿起笔记本。他把那十九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重新抄在空白页上，用线圈起来。横线连起同一栋楼的住户，竖线连起同一班次的工作人员。线条密密麻麻交织，逐渐形成一张覆盖整个社区的网格。
　　七名工作人员占据的是物理层面的关键节点，医疗，饮食，监控，维护，出入。十二名住户则分布在每一栋楼，每一个楼层，每一扇看得见走廊和湖面的窗户后面。其中一个人正好在陈树生隔壁弹琴，一个人正好在孙明义楼下失眠，一个人正好坐在剧场角落里听见了排练。一次巧合是偶然。两次巧合让人起疑。三次，三次以上，就有了意图。
　　但意图本身，不构成证据。
　　方言在网格下方写下一个字，笔画很重，几乎划破纸面：动机。然后又在旁边写下另一个词：共谋。
　　十九个人如果都来自双河镇，都亲身经历了四十年前那桩死亡事件，或者受害于它的余波，那么四十年来他们各自背负各自的沉默。但当命运把他们聚集到同一座养老社区之后，当他们在餐厅、在走廊、在剧场里互相认出对方的时候，沉默不再是平行的孤独，而成了一种无声的共识。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唯一还惦记着土龙的人，直到他们在这里见到彼此。然后，不需要开口，他们就已经知道，时机到了。
　　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策划者。不需要秘密会议，不需要书面计划。只需要一些心照不宣的眼神，一些“恰好”的举动，一些被故意忽略的细节。没有一个人杀了人，但所有人都递了一把刀。
　　方言在纸上写下最后一行字：这不叫共谋。这叫“无声的交响乐”。
　　第十二章无声的交响乐
　　第二天一早，方言接到了老马的电话。
　　“吴桂英的资料我发你邮箱了。”老马的声音带着一种罕见的低沉，“你看完之后给我回个电话。我有话跟你说。”
　　方言打开邮箱，下载了附件。吴桂英的资料不多，一份户籍档案扫描件，一份养老院入住登记表，一份死亡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