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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第 34 章 方言一个人 ...

  •   方言一个人坐在观众席上,手里握着那本手写的剧本。剧场的灯光在头顶微微闪烁,像某种无声的倒计时。
      他低头看着剧本封面上的那两个字,《土龙》。然后翻开第二页。那一页只有一行字,写在整页空白纸的正中央。
      “他说不出的那句话,我替他说。”
      剧场外面,夜色正在降临。人工湖的柳树在晚风里摇晃,下棋的老人们收起了棋盘,一盏盏灯在社区的窗户里亮起来,像无数只睁开的眼睛。
      第九章我们都是毒蛇
      晚上八点,小剧场里的灯准时亮了起来。
      方言坐在第三排中间的位置,手里的剧本沉甸甸地搁在膝盖上。他注意到今晚的剧场和之前任何一次排练都不一样,舞台上的布景没有变化,但那棵道具榆树的树干上多了一样东西: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被钉在树干正中央。照片上,五个年轻人站在一棵大树下,对着镜头微笑。在画面的边缘,一个模糊的侧影正在走开,只留下一只摆动的手臂。
      那是周蕙唯一一次被拍到的痕迹,一只手,一道侧影,一个正在消失的姿势。
      剧场里陆续走进来人。先是郑国安,那个把陈树生批注稿交给方言的老人,他拄着一根拐杖,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坐下,腰板依然挺得很直。然后是几个方言在餐厅里见过的老人,叫不上名字,但脸熟。接着是护工小周,那个圆脸的年轻女孩,她推着一辆空轮椅走进来,把轮椅停在第一排前面的无障碍区域,自己坐在旁边的折叠椅上。方言注意到那辆空轮椅,那是刘建国的轮椅,扶手上还挂着他的毛毯。
      老丁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没有坐轮椅,而是自己走过来的,佝偻着身子,在最后一排靠过道的位置坐下,就是他上次抽烟的那个位置。方言回头看了他一眼,老丁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舞台上灯光亮起,但没有人走上台。小颜从侧翼走出来,站在舞台边缘,手里没有话筒,也没有剧本。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黑色长裤,头发扎成了低马尾,看起来不像主持一场戏剧排练,倒像是在参加一场追悼会。
      “谢谢大家今晚过来。”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剧场里听得很清楚,“今晚不是排练。今晚,我想请大家帮我完成一件事。”
      她停顿了一下,环顾台下。
      “在座的各位,有一些人认识我很久了,有一些人只知道我是前台的颜如玉。但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母亲叫周蕙。”
      台下传来一阵细微的骚动。几个老人交换了眼神,有人低下头,有人坐直了身体。
      “周蕙,”小颜重复了这个名字,“她是在那份情况说明上签字的第六个人。她是给你们拍过合照的那个人。她是那张照片上唯一没有出现的人。她今年六十四岁,住在南方一个小城市里,每年七月会去一棵大树下插三炷香。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从来没有。”
      剧场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今晚,我不打算替她说话。她的故事,她已经写在了剧本里,方律师手里那本就是她的手稿。今晚,我想听听你们的故事。你们每一个人,四十年前在哪里?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签了什么?然后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怎么过的?”
      小颜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平静而坚定。
      “这不是审判。没有人会报警,没有人会起诉。三个死了,一个疯了,一个消失了四十年。剩下的人,都在这里了。如果今晚不说,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沉默。长久的沉默。
      然后,后排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我先说。”
      所有人回过头。老丁从最后一排站了起来,佝偻的身子微微发抖。他走到中间的过道上,没有上舞台,就站在观众席中间,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像一个等待判决的犯人。
      “我叫丁建国。1984年7月15日,我在双河公社中学烧锅炉。那天晚上,我在锅炉房里听到了后山传来铁锹挖坑的声音。很闷,像敲门。我没有去看。我关了锅炉房的门,把火捅旺,让鼓风机的声音盖过一切。第二天早上,听说土龙摔死了。我没有问。一个月后,我在一张纸上签了名。他们说这份材料上写满了,让我签在另一张纸上,附在后面。我签了。然后我离开了那所学校,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的声音越来越沙哑,但越来越稳。
      “四十年。我每一天都在告诉自己,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只是一个烧锅炉的,这事跟我没关系。但我的睡眠从来没有超过三个小时。我的婚姻没有超过三年。我的儿子不接我的电话。我这辈子,就活在一扇关了门的锅炉房里,听着后山的铁锹声,从来不让自己走出去。”
      老丁把话说完,站在原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回了座位。
      郑国安站了起来。
      “我叫郑国安。我没有在那份材料上签字。我不是那六个人。但我认识老陈,陈树生,认识三十年了。我们在同一个系统里工作,他在师范学院,我在宣传部。有一次喝酒,他喝多了,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四十年前,他推了一个孩子。”
      剧场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想吓唬那个孩子,让他不要再跑到学校里来。那个孩子聋哑,脑子也不好,经常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在窗外比划,发出奇怪的声音。他觉得烦。他觉得这个孩子让他们在村民面前丢脸。那天下午,他们几个在后山上,那个孩子又来了。他伸手推了他一把,不是想推下山崖,只是想推他一个踉跄。但那天下过雨,后山的土很松。”
      郑国安顿了一下,拐杖在手里微微发颤。
      “土龙往后倒的时候,脸上的笑容还没消失。他不知道这是伤害。他以为这是在玩。老陈说,他在梦里见过那个笑容无数次。每一次,土龙都在笑。每一次,他都在梦里说对不起。但土龙听不见。”
      方言闭上眼睛。老钱在病房里看到的那只手,他推了一把的那只手,原来是陈树生的手。那个反复追问别人“有没有做过噩梦”的人,自己活在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里。他把土龙推下了山崖。然后用四十年的时间教书育人,批改回忆录,试图从别人的记忆里找到一个比自己更罪孽深重的人。
      他找到了吗?他找到了老丁,找到了老钱,找到了赵美兰,找到了刘建国,找到了周蕙,每个人都欠土龙一笔债,但欠得最大的人,是他自己。
      “老陈去世前一周来找过我。”郑国安继续说,“他交给我一个信封,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让我把信封交给来调查的人。他当时已经收到了那枚棋子,土龙的棋子。他知道有人在找他。他把信封给了我之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毒蛇。但土龙到死都以为我们是农夫。’”
      方言猛地想起了赵美兰那块小黑板上的字,“我们都是毒蛇,他却以为自己是农夫。”
      原来那行字是陈树生说的。不是赵美兰。陈树生说自己是毒蛇。他把这句话告诉了郑国安,告诉了赵美兰,告诉了每一个他信任的人。然后在临死前,他用这句话做了自己的墓志铭。
      小颜站在舞台边缘,脸上的表情被灯光遮住了一半。方言看不清她的眼神,但他看到她的手在身侧微微握紧了。
      “谢谢您,郑老师。”她的声音依然平稳,“还有谁愿意说?”
      护工小周站了起来。她推着刘建国的空轮椅走到台前,把轮椅转过来,面对着观众席,然后自己站在轮椅旁边,一只手轻轻搭在扶手上。
      “我替刘爷爷说。”她的声音很年轻,带着一种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平静,“刘爷爷去世之前,几乎每天都跟我说一些话。他说他的腿不是老了才不好的。是十几年前,他去双河镇出差,在后山脚下摔了一跤。那一跤摔得并不重,但他说,从那天起,他的腿就越来越不好了。他说,‘这是我欠的。’”
      小周低头看着空轮椅,那只搭在扶手上的手指微微收紧。
      “他让我每天推他去湖边散步。其实社区里有电动轮椅,他不需要我推。但他就是要有人推着他走。他说,土龙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推过他。没有人带他去任何地方。他只能自己走,走到那所学校里,走到后山上,走到悬崖边。”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但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下去。
      “刘爷爷去世的那天晚上,他让我把一枚棋子交给老丁。他说那是他欠的。他还说,他当年没有推土龙,但他看到有人推了。他没有说出来。他签了字。他不是毒蛇。但他是看着毒蛇咬人却不开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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