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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三章 初到长沙 这样的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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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整十天三次空袭,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临时停车,沿津浦铁路,辗转徐州、郑州,一直到8月27日晚,我们一行人才终于到抵达了长沙。
从长沙站走出月台,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墙上贴的抗战标语和难民收容所的指示牌。有人操着南方口音向来往的人群指路,我们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但他却很热情,一直引着我们往外走,一路走到临大的接待处。
远远的,我就瞧见宗玉和其他几个同学举着牌子站在那里,很用力地冲着我们挥手。他和几个同学走水路到达长沙,同样也是九死一生,大家好不容易又重新聚在一处,每个人都是百感交集,甚至于热泪盈眶。
同时每个人也都疲惫不堪灰头土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有些东西在这短短的十天之内已经悄无声息的改变了。
第一夜大家一起住了酒店,洗完澡沾了床的瞬间我就已经失去知觉,这一生难免好梦,而进入长沙当晚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可谓昏天黑地,往后睡过再舒适安逸的床,也都不如那一夜了。
报到处设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最初去时校舍尚未谈妥,我们就被安置在了教室和校本部的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住二十人有余,床位却不过八张,先到先得,到得晚的就只有打地铺的份。
我们去的时候女生宿舍只有三间,前两间都已经满了,一直问到第三间才有了空位置。几个不认识的女同学帮我们挪开了箱子,勉强腾出一块地方让我们三个睡。我和静姝、小桥将箱子摞在两边当作矮墙,折了几件衣服当作枕头,勉强给自己布置出了一方天地。
到了第二天,往来报道的同学越来越多,仅有的三间宿舍就已经住不下了。男生们发扬风格,将宿舍腾了出来让给女生,自己睡在走廊里。
开始的时候情况尚可,八月底的长沙天气还热,大家睡在走廊里也没有什么。可一旦下雨就不成了,走廊四面透风,风一吹雨就飘进来,连带着铺在身下的褥子都浇湿了。
学校尽可能地想办法,陆续租借了涵德女校、陆军第四十九标营房当作宿舍,我们这才有床可睡。
开学日期定在11月1日,还有大批同学依旧在路上辗转。宗玉就安排我们帮忙接站,核对往来同学的身份,安排他们的住宿。
陆续到来的人越来越多,宿舍也就越来越挤,尤其是被充当男生宿舍的第四十九军标营房,窗户是四面透风的空洞,被大家戏称为“风雨飘摇楼”。
这样的宿舍环境大家自然无法久待,除了晚上睡觉几乎都在外头待着。没有事情可做的时候,我们四个就一起去逛长沙城。
小桥照例是不跟着的,因为南迁她的学业被迫中断,却还是要继续备考,杨桦学长看她课业看得很紧,她每日都有大量功课要做。
至于杨桦学长和静姝,两个人在一起总要拉着我和怀砚一道,似乎四个人一起出去就不那么尴尬了,但实际上即使是四个人一道,他们两个也是远远走在前头,我和怀砚两个人走在后头,刻意地保持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到后面就干脆不一起出去了。
我那时和怀砚已经很熟悉,从北平到长沙的路上已经说过不少话,然而好不容易有了些许平静的时候,怀砚却似乎不会跟我说话了。他这个人本来是话很多的,人群中喊口号总是他声音最大,性子也很莽撞,说是之前念高中的时候也和不少人打过架。
但我印象里他那时侯是很温柔的,有时候看着我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却又像是很想和我说话的样子,可我要是凑近去和他说话,他又一言不发转头就走。唯有谈论到时局的时候,他是很坚定的。他从前就坚定地主张武力反抗,自从他父亲牺牲后,想要弃学从军的念头就愈发强烈了,只是他兄长一直不许。
他家中世代都从军,只有他一个人被父亲给予了厚望,要他好好读书。他心里也明白,国家当时积贫积弱,正是需要科学来改变的时候,是以并不排斥读书,只是心中想从军的愿望依旧很强烈。
人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究竟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的。也许有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能树立终身的目标,但对我们这些平凡的普通人而言,我们都是无数次在现实的挫折中做出选择,走向既定的道路的。
我听怀砚讲他的父亲,讲他父亲的军队和他父亲亲自教他开枪的故事,他眼神里流露出的向往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后来反复地想起那一刻,越想越觉得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
他这个样子,我是注定留不住他的。
那一个月我们两个人一直都在一起,我们一起在黄昏时的湘江边散步,看万山红遍、江流北去。有宣传抗战的学生在江边排练爱国歌曲,我们听见了也会跟着大声歌唱,一路唱着歌走进茫茫夜色中回到宿舍里。
再就是一起去逛民治书局,民治书局是当时长沙最大的进步书店之一,可以买到最新的救亡报刊,有时前线的最新消息也会刊登在上头。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完后再回去讲给宿舍里更多的人知道。那时候书是很难得的,我们常常去找了感兴趣的小说看,一天看几十页,没想到这样下来也看完了好几本。老板也很体谅我们,我们这样做其实是很不利于他买卖的,他却从未出言阻止过我们,足见长沙人的宽厚温和。
除此之外,我和怀砚还去逛过一回八角亭,不过只是看着过过眼瘾,充当“精神消遣”罢了。
当时我俩总一块出去,渐渐就有人议论,说我们两个在谈恋爱。那时候男生追女生总不是直来直往,纵使是想送一块手绢给喜欢的人,也要买一宿舍人的手绢才成。
只是后来关于我和怀砚的议论声就少了,怀砚送的东西大多都是吃食,东西不多,除非我主动去分,否则大家绝不会开口讨要。后来怀砚送了一回臭豆腐,我就被她们赶了出去吃,再也没有人对我和他之间的事情感兴趣了。
就连静姝当时也颇感无奈,直言怀砚这个人一点罗曼蒂克的天分都没有,我和他在一起,实在是很务实。
我倒不觉得,臭豆腐有什么不好,虽然闻着味道不好,但吃着确实是香啊。
除了臭豆腐之外,怀砚还常常早起去南门口排队买辣椒包子,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给我的时候还都是热的。我俩就蹲在我们宿舍门口一起吃,外边来往的人看着我们常觉好笑,我们俩也不在意。
下过雨后的傍晚,我俩有时候从定王台的图书馆出来,就一同去街头买一种名叫“神仙钵饭”的快餐。
所谓“神仙钵饭”是长沙方言的叫法,是一种用小土钵蒸熟的热米饭,上头盖一些剁辣椒、酸菜、萝卜干、青菜、豆腐和些许荤腥,以大量调料压住米糠的味道,我们开玩笑说这饭吃了像神仙一样快活。不过对于饭量大的男生来说,就有了另外一种解读,说这饭如同神仙餐风饮露一般,吃过就没了。不过这饭价格很实惠,抗战前只要几分钱一碗,我们那时刚从给家里出来不久,身上还有盈余,不必完全考贷金过活,所以即使价格上涨我们也都还负担得起。怀砚将他的菜拨给我一半,我再将我碗里的米拨给他一半,再各自浇上一勺酸菜汤,就是一顿很好的饭了。
11月,临大的文学院设在了圣经学院的分部,文学院的学生们就都住在山里了。怀砚他们就组织了去爬岳麓山的活动,他还托人捎来信,说有机会要邀我同游,一起去看晚枫。
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了12月,南京沦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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