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得的那些日子》你看那里有小白菜

6、第二章 旅途 等我能说出

　　坐惯了客运列车的人大概很难想象“闷罐车”是什么样子的，这种车大多是平时用来运牲畜、货物的，临时被征调过来载人。车上没有窗户，只有高处几个小小的通风口，坐在里边很难分清白天和黑夜，也没座位的设置，所有人都一起挤在铺着稻草或者煤灰的地板上，只有所谓的“头等车”有几个破烂的座椅。

　　杨桦学长他们托人从城内取回了怀砚等人的行李，托人买了去郑州的票，商量好一起搭乘早上九点半钟的火车出发。只是商量归商量，现实情况却和我们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火车站全是逃难的人，所有人挤在一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才走了每一步，就有好几个同学被人群挤散了。怀砚急急忙忙要去寻，被杨桦学长和静姝一手一个拉住拽了回来，劝他说横竖大家目标一致，总有会合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下冒昧去寻人走失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他听了这话立刻作罢，见杨桦学长护着小桥和静姝，顾不上我，就一手帮我拎了行李，一手抓了我的手腕拽着我用力往前走。

　　火车刚一到站，还未完全停下，无数人就冲着车门涌上去，人潮一阵一阵地扑上来，若非怀砚拽着我早已经被挤倒在地。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惊慌焦虑，那种恐怖无法用语言言说，只是想潮水一样蔓延过来，顷刻间就已将人淹没。

　　我在慌乱中被踩了好几下，被怀砚“拎”着上了车。他动作很快，大概是在篮球场上横冲直撞的习惯也带到了车站，非但迅速抢占了车上一个靠墙的角落，还将我和一众行李一起“拎”了起来，用力塞了进去。

　　静姝和杨桥坐在我们对面，杨桦学长靠在最外头，紧紧挡着过往的人群，不过片刻间、车厢连接处、车顶上都已扒满了人。乘客和乘务员的叫嚷声响成一片，我至今依然记得那种手心闷热潮湿的窒息感，顺着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渗进去，浸透在血液当中，无处不在。

　　当时的火车速度大概是三十公里每小时，我们离开北平时，时刻表已经完全作废，开车没多久后就停下来了，说是给军列让道。这一让大半天就过去了，好不容易开出去，没多远就又停下来，有持枪的宪兵上车检查证件。

　　我们的身份和证明都是当时杨桦学长找人伪造的，递到宪兵手中难免提心吊胆，好在他们查的也不仔细，只是看看人是否对上就放过我们了，并没有仔细盘问我们的身份。但没有证明的难民就会被宪兵赶下车，他们持着枪抵着他们，像赶动物似的将人赶出去，一时间哭喊声响成一片，看得我们心里也难受不已。怀砚在我旁边悄悄啐了几声，脸上满是恨意。

　　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在战争的巨轮前，个人就如蝼蚁一般渺小，毫无还击之力。这些人就这样被赶下车，不知道要去往哪里。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天，到了晚上时间就难熬起来了。车门一关，空气就不再流通，混合着烟味、汗味、呕吐物的酸臭味和车厢角落的无法清理的便桶散发出来的臭味，实在难闻至极。小桥苍白着一张脸靠在静姝肩上，半梦半醒间落下泪来。

　　怀砚小声问我困不困，我摇头。其实印象里是很困乏的，但是那样的环境实在是睡不着，只好睁着眼睛等到天亮。

　　就这个挨到了第二天夜里，车厢里依然是漆黑一片，我顺着那个高处的铁窗，隐约能看见一丝月亮的微光，看着看着，忽然很想我父亲母亲。从古至今，天南海北的人看得都是同一轮月亮，也不知道他们此时身在何处，想来也同样在旅途中颠簸吧。

　　我走时美国签证已经极难办。美国领事馆怀疑父亲工程师身份，大约是担心他有“技术移民倾向”，要求国民政府出资担保。父亲和政府官员扯皮许久才将问题解决，交通却已经成了大问题。他无法从北平直航美国，只好辗转去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乘船到旧金山。

　　他和母亲的出发日期就定在我出发的三日后，算算时日大约也在路上，身边大约也是撤退的难民，不知道会不会想到我？会不会惦记我？

　　黑暗中越想越伤感，四处都是呻吟声和哭泣声，怀砚坐在我身边，似乎已经睡熟。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大娘抱着个四五岁的孩子，直挺挺地睡在我们脚边。地方狭小，她整个人都垫在孩子身下，我见她这样，纵然想伸伸脚松快松快也不甚好意思了。

　　突然间，只听“呜——”一声撕裂长空的尖啸，火车急刹，惯性让所有人撞在一起，夹着孩子的哭喊声，尖叫四起。我尚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听见有人大喊：“敌机！下车！”

　　这一声恰如一滴水滴进滚沸的油锅里，人群立刻哄闹起来，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向外涌去。我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场景，大脑一片空白愣在原地，任由怀砚拽着我往门口挤，慌乱中只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哀嚎声。我已想不起当时是如何随着人群下车的，只是感觉被人挤得双脚腾空，就跟着怀砚一道滚下路基，他一只手捂着我的嘴，另外一只手按在我的肩头，不叫我抬头。

　　头顶飞机的轰鸣声如滚雷碾过，大概是距离我们很近，我听得很清楚，趴在田埂上能闻到很重的泥土腥气。视野却很有限，只能看到几道短促的光从眼前划过，大概是机枪扫射的曳光弹打进身边的水沟、泥土里，声音很闷，随后就能听见低低的啜泣声，空气中就弥漫出一丝淡淡的血腥气。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四周寂静下来，大概是飞机走了。我整个人下身都是僵硬的，被怀砚从地上捞起来，扶着他才勉力站稳。哭喊声慢慢大起来，我抬起头才看见火车头已经开始燃烧，火光凄厉地照亮了大半边夜色。

　　杨桦学长和怀砚他们上车去抢行李，静姝和我扶着小桥站在下边等待，静姝低声说：“不要害怕，这以后就是我们的日常了。”

　　她声音很静，落在这喧闹的夜晚很有分量，很轻易就让人平静下来。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要习惯，要勇敢，要去坦然地面对未知的一切，包括如影随形的死神。

　　空袭过后，铁路陷入瘫痪。我们五个人一直等到天亮，顺着铁轨一路前行，到了一个叫“白河沟”的镇子上落脚。我们重新分类了行李，除了钱随身携带，将行李分为了必要的和非必要时可舍弃的，好在大家运气尚可，虽然做了这样的准备，但一直到长沙也都没有再丢什么行李。

　　这样的空袭还遇见过两次，两次都是白天。因为火车时刻不准，我们只能在白河沟的站台上等待，一直等到傍晚，我们才又搭上了另外一趟列车。

　　车厢照例是没有下脚的地方，怀砚将行李摞在一起搭成一个凳子让我们三个女生坐在一起，自己和杨桦学长站着，一直站到次日天亮，有人下车后才有空间让我们站起来换他们坐下。

　　第四日中午，我们终于到了郑州。有长沙临大的职员沿途设救济站，用稀粥和馒头接济学生，我们几个到站就跟着人群去排队，队伍里的人都是三校校友，当时我还未入学，几乎都不认识。杨桦学长却和他们当中不少人都熟识，只是彼此见了面也都没了寒暄的力气，大家对视时连笑容都是苦涩疲惫的。

　　有难民在站台上提着篮子叫卖，一个鸡蛋卖一块大洋。小桥看了许久，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个。那人大概自己都没想到能卖出去，对着小桥连连道谢，只夸她是“活菩萨”，动静大的不少人纷纷侧目。小桥红着脸尴尬异常，从那人身边跑开。

　　她握着那个鸡蛋，递给了站台上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那妇人年岁瞧着和我们差不多大，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布衫和同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布鞋，这样热的天她还包着头巾，遮着半边脸。

　　她孤身一日抱着孩子，身后还挎着两个大包裹，腰身很宽，大概是肚子里已经又有了孩子，正呆呆地靠坐在站台的柱子边，不多时一个小女孩拿着一个搪瓷杯子跑过去，低声喊她，看那个样子大概是她的女儿。

　　小桥呆呆地看着，手中已经在暗暗摸衣服兜，看那样子似乎已经又要掏钱。静姝看出她的意图，赶忙将她按下了。

　　入目皆是老弱病残，能救一时又岂能救一世，更何况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出手就是三块大洋，无异于引火烧身。

　　小桥大概自己也反应过来，整张脸都红透了，偏怀砚硬要凑过去打趣她，说她这下可真成了活菩萨了。小桥气不过，连着打了他好几下，氛围反而轻松了些。

　　对于小桥，杨桦学长是很包容的。面对小桥的慷慨，他既没有像静姝一样出手阻拦，也没有像怀砚一样打趣。东北沦陷后，他们随着父母一起迁往北平。北平沦陷后，他们兄妹二人就相依为命，感情一直很深厚。

　　他曾经说过，为人兄长，最希望的就是妹妹永远天真。

　　我看他看小桥的目光，总是很动容。有时候看着杨桦学长，我会不自觉地想起李之苇，自从他离家后，我常常想念他，但每次写信时，我都觉得说不出口，等我能说出口时，已经无法和他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