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得的那些日子》你看那里有小白菜

4、第三章 天下事 若父女一场

　　回家之后我就被关了禁闭。母亲发了好大的火，叫我开学前都不许出去。我那时很不理解，自以为做了一件大事，纵使得不到夸奖，也绝不至于被她责备，故而哭着同她赌了气，还是父亲从中调和才同她和好。

　　现在想来，父亲忙着公事，兄长远在异国求学，数年不得见面，她一个人守着家总是孤单的。我在家里陪着她说话玩笑，总归热闹些，也免得她担惊受怕。

　　那次游行并未造成什么后果，清北的教授得知学生被抓后联和向警局施压，当天就将我们放了出来让我们各自回了家。没有人预料到，之后二十几天局势急速发展，更不知道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就在几天后。

　　我困在自己的脾气里，短暂地在家中待了两天。期间静姝来过一回，她生得实在好，很得我母亲喜欢。我母亲很赞同我和这样的女伴交往，很热情地招待了她，只是依旧不肯叫我们出去玩。

　　不出所料，静姝回家也挨了骂，只是她母亲听她说她是同杨桦学长一道，也就稍微放心了些。她此次来是邀我同去看热闹的，当日大家一起进了警察局，怎么算也是过命的交情了。年轻人本就志气相投，又都喜欢集体生活，出了警局之后就约了篮球赛，还叫其他人也去捧场。

　　这样的场合，杨桦学长自然也是要上场的。他既要上场，静姝自然是要去旁边加油助威的。她自己不好意思，想叫我同她一起。

　　这样的热闹我很想凑，只是母亲那关过不去，我只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决定翻墙出去了。

　　我家后院里有棵很高的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我父亲当初瞧上这个院子也是因为这树枝繁叶茂，给炎炎夏日添了不少清凉。我小时候常常爬，被我母亲瞧见了总是要挨骂，说我不是淑女。她希望我长成静姝那样子，我却很让她失望，一直踩着那树从墙上翻出去，怎么看也不像个淑女。

　　篮球赛定在静姝找我的第二日傍晚，我一大早醒了就期待起来，想着若是母亲能出门就更好了。可惜偏偏怕什么来什么，母亲非但没出门，还叫我穿了新旗袍同她出去见客。

　　这些年家中鲜少有客，登门拜访的也大多是父亲的同僚，一般都不许我去打扰，更遑论叫我出去见人。我见了那雪白的新旗袍和新鞋，越想越觉得奇怪。除非逢年过节，母亲很少给我做新衣服，就算是有新衣服，也不给我穿这样不耐脏的颜色。

　　我正想着偷偷去看看是什么样的客人这样大的阵仗，就听外头母亲叫韩妈看住了我，她叫我出去时我再出去，韩妈是我们家的帮佣，平日里很疼我，可这回无论我怎么撒娇讨饶她都不肯叫我出门，只叫我换好衣服等母亲吩咐。

　　眼见着距离我和静姝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心里也越来越急，一直从午后等到傍晚母亲也没有叫我，我实在坐不住，便和韩妈说饿了想要吃的。韩妈拗不过我，又因着母亲的吩咐不敢离开，脸上神情犹犹豫豫，我只好趁热打铁。好不容易说动韩妈离开，转身就往后院走。

　　经过回廊时隐约听着父母在里头说话，两个人声音都不小，似乎时起了争执。我本想偷听，后头韩妈喊“姑娘”的声音就已经传了过来，只得加快脚步往前跑。

　　韩妈到底年纪不小，脚程也没我快，只好眼睁睁看着我攀上树爬上墙，顺着那墙头翻过去了。

　　只是这样一耽误，到底是比我和静姝约定的时间迟了许多。我到了球场时篮球赛已经开始了不知多久，静姝站在观众当中，正大声呐喊加油。她喊得热火朝天，没有半分和我说起时的羞怯，我看着又好气又好笑，干脆也不往她那头凑，自己站在树下乘凉了。

　　我不懂球，却也能看出场上局势之白热化。宗玉在其中，人也很投入，分不出半点眼光给我。

　　场上这些人我都只叫的上名字，没怎么说过话，南渡昆明时才渐渐都熟悉起来，可惜日后各自离散，到了今日还能保持联系的旧友已没有一个，想来实在唏嘘。

　　怀砚说那是他第一次见我，我倒没有什么印象。他这个人奇怪，性子和这个名字实在不搭，我常常听宗玉说起顾怀砚如何如何，却始终对不上号。

　　他高高壮壮，头发也短，眼睛很大肤色黝黑，在一众追求洋气的清华学子中格格不入，看着不像学物理的，倒像是专门搞体育的。后来回忆起来，我才想起来，当日球场上似乎确实有个横冲直撞的人盯着我瞧，我还和他对视了好几次，却没放在心上。

　　现在想来真是可惜，我和他同在一所中学，一起参与过许多社会活动，有不少共同好友，却一直无缘相识。

　　我们夫妻这一生情意深重，偏偏聚少离多，若能早一刻相识也能多一刻相守，可惜老天吝啬不肯成全，我与他所得皆不过片刻光阴，只好加倍珍惜。

　　篮球赛结束后，我磨磨蹭蹭不敢回家吃晚饭，一直到很晚才壮着胆子敲开家门。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并没挨骂，大约是情势紧张，已经容不得父母再像往常一样了。

　　因为过了零点，就是1937年7月7日。

　　当天夜里，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进行所谓“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后，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驻守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219团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还击，枪炮声整夜轰鸣，北平城中无人能眠。

　　这样的情况下，母亲自然不肯再叫我出门。宗玉随学生战地服务团去29军劳军，回来后说长辛店铁路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冒着炮火为前线守军修筑工事、运送弹药和伤员，他们正组织募捐准备购买食品和药品送往前线。我听得很着急，恨自己不能尽一份力，只好将攒下的零用钱都拿给宗玉。

　　父亲听说宗玉来，也拿出不少钱来叫宗玉一并带去。他眉头紧锁，仍然不许我出门。母亲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是把棉被罩在窗户上，外边的子弹就射不进来，父亲虽然觉得荒谬，却也拿母亲无计可施。

　　屋内很暗，父亲拉我坐在桌前，问我道：“之葳，你想去美国吗？”

　　记忆中，他从未用那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好像倒真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大人来尊重似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不知道该同他说些什么。

　　此时国民政府正在向美国求购飞机，要父亲以技术顾问的身份随行。兄长之苇此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航空工程专业，写信说国内局势不太平，希望家人能一同前往暂避。母亲本就害怕，又思念兄长，自然是很迫切，父亲却与她意见不同。

　　彼时尚在大洋彼岸的周培源等知识分子在战争爆发后正辗转回国，父亲受“航空救国”影响多年，好不容易学成回国，还未来得及将全部抱负施展，自然不甘心在此时前往美国。

　　当时我们求购的主力机型是霍克-111（寇蒂斯）的后续型号霍克—75（P-36),美国设备多采用英制标准，国内设备则德制、苏制、法制并存，兼容性极差。他大约已经预料到了此行艰难，故而迟迟无法决定，只是此后情势急转直下，已容不得父亲犹豫。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

　　7月17日，□□再庐山发表谈话，宣示“地无分南北，年五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25日至27日，日军连续制造廊坊、广安门事件，平津局势急剧恶化。

　　7月28日，日军对南苑发起总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怀砚父亲也在战中离世，北平沦陷。

　　7月29日，日军蓄意炸毁南开大学，无数珍贵典籍、手稿、档案系数化为灰烬。

　　当时南开是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张伯苓校长多次公开发表抗日演说，南开师生组织义勇军、抵制日货，日军视其为眼中钉，当时日军驻天津领事馆在答复外国记者质问时，公然宣传南开大学时抗日据点，必须摧毁。

　　轰炸当天张伯苓校长不在天津，据说张校长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悲愤至极，对记者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他还说：“我对我自己办学时抱有信心的。日本人能烧毁我的房子，但他们永远不能烧毁我的精神。”

　　这几句话迅速传遍全国，登报当天，父亲在书房坐了整整一夜，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

　　天亮了后，他叫母亲收拾行李，决定去美国。

　　唯一未决的是我的去留。

　　母亲一听说要我自己决定，立刻就哭闹起来，拉着父亲的手说不管生生死死，我们一家人总在一处，要是留我一个人在国内，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她可怎么活。

　　父亲却很坚持要我自己做主，抗战最初大家都很乐观，都觉得战争只是暂时的事情，很快大家就又能在一起团聚，自然不希望我因此荒废了学业。

　　8月初，教育部下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议定联合办学，迁往长沙，定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织学生前往长沙报道。

　　是走是留，成了当时困扰我的最大难题。

　　南开被炸毁后，杨桦学长的妹妹杨桥寄住在我们家。这对兄妹是东北流亡学生，因为家乡被占领，都很痛恨日本人。

　　杨桥当时在天津读中西女校，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办的，宋庆龄就是从美以美会办的学校出来的。她正预备考南开大学的外文系，南开轰炸后，杨桦学长不放心她在天津，将她借来了北平，暂时借住在我这里。

　　她性格很活泼，笑起来有两个梨涡，我们都将她看作自己的小妹妹，叫她小桥，常和她互送零食和书本，彼此很亲近。可惜南开被轰炸后，她整日做噩梦，梦里边都哭喊着要报仇，可见东北沦陷之阴霾始终环绕在她心头，无一日能忘怀。

　　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无从预料未来究竟如何。我看着小桥，心中除了痛惜之外又生出了另外一种懵懂的情感，它无关乎它人，只关乎我自己。

　　我突然间生出了一种冲动，为我、为身边人、为九百六十万神州大地上如我一般深切爱着这个国家的人做些什么的冲动。

　　我不知道那叫“使命”，等我认得它的时候，再回首已是百年。

　　小桥如此，静姝便常来陪伴她。我悄悄问静姝去留，她神色悲戚，张口欲言但又沉默。她有志读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文系，本该有大好前程，却因战事陷入两难，一边是自幼理想，为此付出无数苦功；一边是艰难寡母，难舍生恩养恩。

　　时代的转折将我们每个人都卷入滚滚洪流中，静姝忍着肝肠寸断，最终与母亲议定继续南下长沙求学，而我也决定和父母告别，与她一同南下往前走，到我们每个人都该去的地方去。

　　原以为我这样做，母亲肯定是不同意的，但也不知父亲和她说了什么，她竟然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后来我才知道，她肯放我离开也是因为兄长之苇写了信劝她叫我走。

　　我这一生未曾在双亲身边尽过一日孝，家中无论何等大事，皆是兄长一手操办。我也曾写信给兄长聊表歉意，兄长回信说：纵天涯相隔明月两乡，然心在一处血脉相连，又何必见外。

　　此言一出，免不了让人心酸泪泣，只觉亏欠更甚无以为报。

　　既然决定了要随学校南迁长沙，母亲就开始为我打点行李，一时间要做长远打算无论冬夏衣物皆要打包，一时又觉得很快团圆将打包好的行李拆开。我原本想要自己来，父亲却说只管叫母亲去弄，她有事情做心里反而不慌，只好由着她去了。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离开母亲，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心里自然也不好受，她听父亲的话重新为我打点了行李，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却让我带了不少现金，在贴身衣服上封了口袋装在里头。

　　临出发前母亲从手腕上褪下来一个玉镯子要我带上，我自然不肯。一来父亲说外边兵荒马乱不太平，带着金银首饰恐怕叫人抢了去；二来这镯子不知道是从何处而来，自我记事起就带在她腕上，想来意义非凡，又怎么好给了我。

　　母亲很坚持，说这镯子是当初在美国一个军官太太给她的。父亲当时在美国读书，那军官一直资助他，帮了他们不少忙。母亲语言不通，不大出门，只与那位有同样困境的军官太太谈得来，一来二去两家关系渐渐好了起来，那军官太太就说要与我们家结亲，这镯子就算是信物。

　　可惜不久后那位军官就携妻儿回了国，开始时两家人还保持着通信往来，后来各自辗转渐渐就没了音讯。母亲这一生都围着家庭转，父亲在时围着父亲转，父亲没了就围着兄长，没有什么闺中密友，自然很珍惜这段友情。她心里大概也清楚，用这镯子定了我这儿媳妇是假，那位军官太太爱重她才是真。

　　这样珍贵的信物我自然更不肯要，母亲却说做不过是个物件，留着它也是留个念想，更何况她没有什么其他的能给我，这屋子里的东西似乎都属于她，却又没有一件是她的。

　　我那时很不愿意听她说这样伤春悲秋的话，对她的悲观很不以为意，现在想来其实是很不好的。

　　她对我的选择不肯认同，但还是很尊重的，我却从未正视过她的情感，想来母女一场，从未理解过彼此一日，终归是一件憾事。只是人生漫长，遗憾之事浩如烟海，这一件放在其中，倒也算不得什么了。

　　北平沦陷后，日军迅速控制了所有的交通枢纽，前门火车站成了检查最严的关口。大家一致计划的路线是出城前往天津，再从天津到达徐州，从徐州到汉口，再从武昌到长沙。

　　我和静姝等人约定在学校内见面，大家一起出城。当时日军对学生的搜查很严格，大家只好脱掉学生装，装作商铺学徒或者逃难的人，舍弃一切书本笔记或照片，只带最简单的衣服和干粮，靠步行或搭农民的车出城。

　　父亲送我到北大内，一路上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到了地方后说了句：“在外头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和同学走散了。”

　　离别的酸涩在他说完后刹那间爬上心头，我强忍了眼泪点头，赶紧别过头去往前紧走几步，走出好远后才敢回头看，见他还站在原地就朝他用力挥了挥手。

　　我不敢叫他看见我的眼泪，唯恐他觉得我还没长大离不开他，年少的自尊心就这样阻拦了我所有的表达。

　　我无数次问自己，倘若当初知道那就是我和父亲今生最后一面，我会同他说什么？我还能为他做什么？

　　可我怎么想也想不出，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做梦梦见他，梦见他站在北大的门口目送我远去，我终于知道了答案是什么。

　　倘若父女一场，终究是他目送我越走越远，那这一次应该换我停下来，看他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