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级底牌》未知的乔

7、第 7 章 季老爷子坐

　　季老爷子坐在沙发上，翻着那份测试报告，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季桐注意到他翻页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
　　“她跟谁学的英语？”陈小姐问。
　　季老爷子沉默了一秒，说：“她以前的爷爷。”
　　他没有再往下说。季桐也没有解释。有些事情不需要跟外人讲，讲了别人也不懂。禹爷教她英语的时候不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而是在深夜的火车站候车室里，借着墙壁上那盏昏黄的灯，两个人对着一本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英文杂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禹爷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南洋口音，但她后来发现，那种口音在某些场合反而显得格外地道——那是老派殖民地的英语，带着旧时代的气味，像发黄的地图，像褪色的明信片。
　　法语是她第二个开始系统学习的语种。季老爷子给她请了一个法语老师，姓林，是上外毕业的研究生，讲话温温柔柔的，像一根丝绸带子。季桐学法语的时候格外认真，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禹爷最后跟她说的话里有法语。那天在诊所里，禹爷的嘴唇发紫，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说了一句“Ma petite étoile”——我的小星星。然后他的手就凉了。
　　季桐那时候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她查了很久，在手机上一个词一个词地输入，终于拼出了那句话。从那以后，她学法语的时候总觉得禹爷就站在她身后，弯着腰，手指点在课本上，用那种慢悠悠的语调说：“来，再念一遍。”
　　十二月底的时候，季桐已经能用法语做简单的对话了。林老师说她语感非常好，发音也很标准，唯一的缺点是词汇量还不够。季桐点头表示接受，然后每天晚上睡前多背五个单词。她用的是禹爷教她的方法——把单词写在纸条上，贴在床头，早上醒来第一眼看到什么，就记住什么。
　　德语是她自己选的。季老爷子问她还想学什么，她想都没想就说“德语”。为什么？因为她有一次在书房里翻到一本德语词典，扉页上有人用钢笔写了一行字——“Der frühe Vogel f?ngt den Wurm.”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字迹清隽有力，落款是一个“季”字。她后来问了周姨，周姨说那是季淮序十二岁时写的，他学过两年德语，后来功课紧了就没再继续。
　　季桐没告诉任何人她学德语是因为这个。她只是觉得，那个人会的东西，她也会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就会近一点。这个想法很幼稚，她自己也知道，但她控制不住。有些东西是理性管不了的，比如你会不自觉地注意一个人，不自觉地模仿一个人，不自觉地想成为离他更近的那个人。
　　学德语比法语难一些，但季桐不怕难。在她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事情——能活下来的和活不下来的。学外语属于前者，再难也难不过冬天没有被子盖。
　　期末考试前两周，学校开始停课复习。说是停课，其实就是不用上新课了，每天到校自习，老师在各班之间巡视答疑。季桐对这种安排嗤之以鼻——她宁愿上新课，至少有点新东西学，自习课就是坐着发呆。
　　所以她又开始逃课了。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她不是一个人。
　　秘密基地从那以后就成了三个人的地盘。陆砚舟和小胖只要没有主课，就会溜过来。三个人一开始只是各待各的，陆砚舟打游戏，小胖吃零食，季桐背单词。后来不知道是谁提议的，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打扑克。
　　陆砚舟从家里带来一副德国进口的扑克牌，牌面是烫金的，装在丝绒盒子里，看起来贵得离谱。季桐第一反应是：这副牌够她在巷子里吃一个月的馒头。第二反应是：这个人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用这么好的牌在地下打？
　　“你会不会打？”陆砚舟问。
　　季桐看了他一眼，把牌从盒子里抽出来，一根手指弹开，牌像展开的扇子一样在她手里铺开。她洗牌的动作又快又利落，牌在手指间翻飞，发出清脆的响声，像赌场里的荷官。
　　陆砚舟看呆了。
　　小胖在旁边拍手：“哇，桐桐你好厉害！”
　　季桐没有解释她为什么会洗牌。在流浪的那些年，她跟各种各样的流浪汉学过各种各样的技能——洗牌是跟一个退伍老兵学的，那人说自己以前在澳门赌场当过荷官，后来输光了家产才流落街头。季桐不信他的故事，但学洗牌学得很认真。不是因为想赌博，而是因为她发现一个人如果手快，就能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多拿一个馒头。
　　当然，这些她不会告诉陆砚舟。
　　三个人打的是一种叫“斗地主”的玩法。陆砚舟技术最烂，每次都抢地主，每次都输，输完了就拍桌子骂牌烂，骂完了又抢。小胖是个佛系玩家，手上有什么打什么，从不发脾气，输了就嘿嘿一笑，说“下次一定”。季桐是三个人里打得最好的，她算牌准，记牌牢，出牌果断，每次都让陆砚舟输得心服口服。
　　“你是不是出老千？”陆砚舟有一次输了十三把之后，把牌往地上一摔，瞪着眼睛看她。
　　季桐把牌一张一张捡起来，整整齐齐地理好，递给他：“你一个输家，有什么资格说赢家出老千？”
　　陆砚舟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反驳。
　　小胖在旁边笑得浑身肉都在抖：“砚舟哥，你就认了吧，桐桐就是比你厉害。”
　　“闭嘴，吃你的薯片。”
　　小胖乖乖地咬了一口薯片，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季桐看着他们两个，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这种时候，她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可以吵架，可以笑，可以在草地上打滚而不担心会被人赶走。这种感觉很陌生，像是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但穿久了好像也没那么不舒服。
　　当然，她不会让自己沉溺在这种感觉里。偶尔偷来的快乐就像是捡来的钱，花了就花了，不能指望天天都能捡到。
　　期末考试前三天，季老爷子请的礼仪老师来了。
　　这位礼仪老师姓顾，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据说以前在涉外饭店做过大堂经理，专门培训过国宾级别的接待礼仪。她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穿一件深蓝色的羊绒连衣裙，走路的姿态像是头顶有一本书，每一步都踩在同一条直线上。
　　季桐见到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走路不会累吗？
　　顾老师很严肃，但不是那种让你害怕的严肃，而是一种让你不自觉就端正坐姿的严肃。她看着季桐，上下打量了一遍，目光在她的头发和肤色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开，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季小姐，”她说，“在正式场合，一个人的仪态代表的是她背后的家族。季家是传承了百年的世家，你作为季家的孙女，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会被解读为季家的教养。”
　　季桐点了点头。这句话她听得懂——不是“你要变得有教养”，而是“你丢脸就是季家丢脸”。后者比前者更容易让她接受，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为某个理由做某件事。为自己做很难，为别人做反而简单。
　　礼仪课从站姿开始。顾老师让季桐靠墙站立，脚跟、小腿、臀部、肩胛骨、后脑勺五个点全部贴墙，收腹，挺胸，下巴微收，目视前方。季桐站了十分钟，腿开始发酸，十五分钟的时候腰也开始疼，但她一声不吭，眼睛盯着前方的某个点，像一棵被钉在墙上的植物。
　　顾老师站在旁边看表，二十分钟后说了一声“休息”。季桐从墙上离开的瞬间，整个后背像被人松开了发条，咔嗒一声，脊柱一节一节地弹回原位。她活动了一下肩膀，发出几声细小的“咔咔”声。
　　“站得很好，”顾老师说，语气里难得地带上了一丝赞许，“很多成人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
　　季桐没说话，她在心里算了一笔账：站二十分钟换来一句表扬，这笔买卖不亏。但如果站二十分钟能让季老爷子在亲戚面前有面子，那才是真正的赚。
　　接下来的两周，顾老师每天下午来两个小时，教她坐姿、走姿、蹲姿、手势、表情、眼神交流、餐桌礼仪、问候礼仪、告别礼仪……季桐学得很用心，每一个动作都反复练习，直到顾老师点头为止。她学东西的方式和她在巷子里找食物的方式一样——不挑，不拣，能吃的一律往嘴里塞，先活下去再说。
　　顾老师有一次教她如何与人握手，说握手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力度适中，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握三下，自然松开。季桐和她练习了二十遍，每一遍都严格按照要求来。顾老师看着她，忽然问了一句：“季小姐，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学这些？”
　　季桐想了想，说：“因为我要回京都过年。”
　　顾老师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答案是这么具体的一件事。她以为季桐会说“为了提高自身修养”或者“为了融入上流社会”之类的话。但季桐说的就是事实——她学礼仪，就是因为季老爷子说了，过年要回京都，回家代表的是身份，礼仪是必须要学的。就这么简单。
　　顾老师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这是她两周来第一次笑：“你很诚实。”
　　季桐不知道这算不算夸奖，但她决定当成夸奖收下。
　　头发的事情是周姨先提起的。
　　季桐被认回季家的时候，头发乱得像鸟窝，又因为长时间不洗头，上面甚至长了虱子。周姨没办法，只能给她剃了个寸头，剃完以后季桐对着镜子看了很久，伸手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头皮，觉得手感还挺好。禹爷以前也给她剃过头，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手动推子，夹头发，疼得她龇牙咧嘴。
　　寸头长了五个月，到了年底已经齐肩了。季桐的头发很黑，很直，像墨汁泼在白纸上，服帖地垂在耳侧。周姨每天早晨帮她梳头，梳子从头顶划到发尾，发出“唰”的一声轻响，季桐觉得那个声音很好听，像雨打芭蕉。
　　“桐桐的头发真好看，”周姨一边梳一边说，“等再长一点，可以扎辫子了。”
　　季桐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头发长了以后，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她的五官也慢慢长开了，眉眼间有了一点她那个没见过面的母亲的影子——鼻梁高而细，嘴唇薄而轮廓分明，下颌线流畅得像被水冲刷过的鹅卵石。皮肤也比刚来的时候白了一些，但离“白皙”还差好大一截，顶多从“黑炭”变成了“小麦色”。
　　但季桐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另一件事——她的异瞳。隐形眼镜戴了五个月，她已经习惯了眼睛里有个东西的感觉，就像习惯了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