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四方消息 改革的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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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消息先是从马途的嘴里传出来的。
他的消息来源一向不怎么靠谱，上次他说集团老总要退休，大家等了三个月，最后等来的是集团老总热然热衷于在各个公司里走走看看，上周来来我们这间办公大厅转了一圈，我们各个在位置上立正，接受“检阅”。所以马途说改革的时候，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把这仅仅当作一条小道消息来处理，心里未曾有过任何波澜。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我想的是，我就在这个半圆形的、腿都伸不直的办公桌前，有气无力地挨到退休算了。这个办公桌的设计者一定是个罗圈腿，或者是个跟全体上班族有仇的人。你坐直了，膝盖顶着桌板；你窝着，腰椎又受不了。我把椅子调到最低，总算能把两条腿勉强塞进去，但这样一来，我的视线就跟桌面平齐了，远远看去，就好像我把自己连根种在了办公桌里，只露出一个脑袋。
我就打算以这种植物的形态，在这个工位上生根、发芽、枯萎、腐烂，直到化作一堆有机肥料，被男女厕所通扫的那个满脸委屈相的男保洁员扫出去。
但几周过后，那条消息以各种方式从四面八方传来，密度越来越大，细节越来越多，多到你再也不能假装它不存在了。
先是周东升在一次部门会上，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有变动。”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飘的，一看就知道他知道得比说出来的多得多。周东升这个人，说话的水分含量跟他的发胶含量成正比，他能把一件板上钉钉的事说成“有这个可能性”，也能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说成“基本上大家都这么认为”。所以他的话，你得拧干了听，拧完了剩下的那点东西，大概就是真的。
然后就是那位满脸苦想的男保洁员，也不知道从哪个垃圾桶里捡来的消息，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你们要搬家啦？”我心想，大爷您这情报工作做得比我们信息处都到位。
再然后是集团食堂打饭的大姐，说：“多吃点，搬家累。”我端着盘子愣在那里，心想这消息的传播路径也太诡异了——先是马途，再是周东升，然后是保洁，最后是食堂大姐。这条信息链的最后一环竟然是餐饮系统，说明这件事已经深入到最基层的群众生活当中了。
每一回听到的消息，总是比前一回听到的更具体。
具体到什么程度呢？具体到了装修材料。
我们在后门的空地上抽烟的时候，周东升还拿出自己的手机相册给大家看。他是这么说的：“我给你们看点东西，但是——只能在手机上看，不许截图，不许转发，不许外传。”他连说了三个“不许”，搞得像是在展示某种绝密级别的机密。
我们七八个人围成一圈，脑袋凑在一起，活像一个正在开坛做法的违法组织。周东升用手指在屏幕上划拉着，一张一张给我们看设计效果图。那图上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工位整整齐齐，甚至还设计了茶水间和大屏幕。
我看着那张图，心里第一反应不是“真好”，而是“这不可能是真的”。在我们这个系统里，效果图和实际交付之间的差距，大概等于打开美颜、打开滤镜照片和关掉美颜、关掉滤镜之后的差距。
更具体的消息是，这间办公大厅里不只是我们走，连那些派遣人员和驻场公司的人，我们也要统统带走。
天啊！
我们走的时候才十个人，回去的时候要带回去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
比这次消息更具体的消息，在今天下班前也到了。
这次改革不仅仅是让我们搬家，它其实是一次部门改革，要成立一个新的影视部。影视部要从我们这儿挑走三个人，擅长剪辑的姜德志已经被默认为影视部的第一位员工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调侃说姜德志进了“AV部”。
姜德志每次听我这么说，都露出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嘴角抽搐着说：“你少来。”
其余两位还在物色当中。
擅长预测的田晓荷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把她的Switch游戏机“啪”的一声拍在桌上，那气势，跟股市分析师在电视上拍桌子喊“我早就说过”一模一样。她大声做出了大胆的预言：“我估计，新部门要的肯定是姜德志、叶凡和我！”
别人问她为什么。
她的回答是这样的，她先掰着手指头数：“你看，姜德志负责剪辑，我负责出镜，叶凡呢——叶凡，可以拍摄，还会画画，能做美术设计。主播、拍摄、剪辑、美术，这不都齐了吗？”
她说得头头是道，逻辑链完整得像一段精心剪辑过的Vlog。
田晓荷说这话的时候，不仅我们部门的“凤雏”刘伊竖着耳朵扫描着，连我的神经也开始敏感起来。
姜德志这边的情况就复杂多了。
前几年单位体检的时候，姜德志的肺部CT扫出来有点阴影。那时候他怕了，真的怕了。一个平时嘻嘻哈哈的人突然变得沉默，一个平时饭量惊人的人突然吃不下饭，那种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他戒了烟，戒得干净利落，说戒就戒，一根都没再碰过。我们所有人都见证了这个奇迹般的过程：“能让姜德志戒烟的不是医学，是恐惧。”
可此时此刻，他又跑到后门去，一根一根地抽。
我透过办公大厅的玻璃门看出去，他站在后门的台阶上，右手夹着烟，左手插在裤兜里，低着头，不知道在看地上的蚂蚁还是在看自己鞋面上的灰尘。他抽烟的姿势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姜德志抽烟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拇指和食指捏着烟，仰头吐烟圈，像个港片里的古惑仔。现在他抽烟，是把烟藏在手掌心里，低着头，像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又像是在数自己还剩下多少根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逃避。
为什么呢？
他怕啊。
我是了解姜德志的。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知道他这个人，技术没得说，剪辑功底在整个集团都是数得上号的，但他的问题在于——他不喜欢被人告诉“该做什么”。或者说，他不喜欢那些“拍脑门”和“突发奇想”。
我们部门现在是以文字和活动为主，剪辑视频只不过是响应一下现在移动媒体的新趋势。领导们想起来的时候会说“你们也做一个视频呗”，想不起来的时候，姜德志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剪他想剪的东西，甚至可以不剪东西，刷一下午短视频，只要不出格，没人管他。
这种日子，说好听点叫“自由度高”，说难听点叫“边缘化”，但对于姜德志来说，边缘化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但建立了新部门就不一样了。新部门意味着新指标，新指标意味着新任务，新任务意味着新压力，新压力意味着——领导们的拍脑门和突发奇想会越来越多。
“小姜啊，做个短视频，要火的。”“小姜啊，这个片子明天就要，加个班。”“小姜啊，这个调调要那种高级感，就是那种……你懂的吧？”“小姜啊，这个音乐要那种……哎呀我也说不上来，就是那种感觉。”
上回马途就遇到过一回，拿着片头去过审，领导的回复是：“能不能要那种效果，就是长起来的效果。”虽然马途回办公室后连领导的手势都是原版复原的，但我们所有人都解析不出来这个“长起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
这些话是姜德志最怕听到的。
“要火的”——要是知道怎么能火，我自己早就是网红了。“那种高级感”——一个说不清楚的感觉要你用一种非常具体的剪辑技术来实现，这和在黑夜里闭着眼睛射箭有什么区别？“我也说不上来”——说不上来就别说啊，你不说我还知道怎么做，你一说我更不知道怎么做了。
这些都是姜德志犯愁的东西。在这里还好，领导们也就偶尔想起来那么一下，忘记了就忘记了，没人追究。但新部门成立之后，这玩意儿就成了主业，主业意味着考核，考核意味着你不能“差不多就行”了，你得“越来越好”。从“差不多就行”到“越来越好”，中间隔着的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姜德志从心底不愿意把自己放置在那种环境里。
他宁可用原来的方式，慢慢地、业余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干着。
他不想被抽调到影视部，一点都不想。
所以他又开始抽烟了。抽烟是他的应激反应，就像猫遇到危险会炸毛，章鱼遇到危险会喷墨，姜德志遇到危险会点一根烟。他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知道自己的肺里有阴影，知道这根烟可能会让那个阴影变得更浓更暗，但他还是点了。因为比起那些还不知道在哪里的、遥远的、可能发生的肺部病变，此刻的焦虑是切实的、具体的、就在眼前的。
一根烟能解决的事，为什么不用一根烟来解决呢？
姜德志觉得，这就是烟被发明出来的意义。
我和姜德志恰恰相反。
一个崭新的部门，意味着崭新的开始。它将让我离开周东升创造出来的铁幕，重新恢复到N年前那种自由工作的状态！结束现在这种“干就得被别人吸血，不干就会把自己废掉”的窘境。
我们这个部门的生态，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多劳者不多得，少劳者也不少得，不劳者偶尔还得个表扬。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活都是少数人在干，功劳都是多数人在分，出了问题都是干活的人扛。
我在这里待了这几年，眼看着自己的血被一拨又一拨的人吸走，像一头被拴在磨盘边的驴，蒙着眼睛一圈一圈地转，以为自己走了很远，其实一直在原地，以为自己在前进，其实只是在原地拉磨。更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在慢慢适应这种生活，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有气无力、腿都伸不直的中年人。
这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期待这次改革。我期待得理直气壮，期待得光明正大。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回去”就让我兴奋的原因。
我家就在分公司附近。那里有4所大学，一条河，湖里还有一座插在云彩里的、高高的电视塔。公园有三处，购物广场多到我记不清有几个了。总之，分公司那片区域，到处都充满了让人有活力的气息。走在路上你能看到背着书包的大学生，能看到牵着手的情侣，能看到跑步的中年人，能看到遛狗的老年人，能看到活着的一切形态和颜色。
可看看我现在待着的集团总部和它旁边的第一总公司。院子里面环境还不错，有花有草有假山，但出了院子，要么是啥都没有的荒凉，要么就是那些大姨大妈们对葱姜蒜展开的聒噪讨论。
“今天的蒜三块五，昨天才三块！”“你这葱不行，太老了。”“姜多少钱？给我称五块钱的。”
每天都是这些。要不就是两块钱的差价，要不就是邻里之间的鸡毛蒜皮。我不是说普通人的生活不值得关注，我是说，当你每天能听到的只有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在被某种力量不断地缩小、缩小、缩小，缩到跟葱姜蒜差不多的大小，缩到两块钱的差价就能定义你一天的情绪起伏。
我不能这样。
而且回去了，不仅风景如画，环境也是适合我的环境。这些年我在集团总部活得像个异乡人，回去分公司，对我来说不是“搬家”，是“回家”。
说到回家，就不得不提张蕾。
当初我离开分公司之前，我对张蕾的称呼还是“张老师”。她比我大好些岁，但是长得挺好看，皮肤白净，说话轻声细语的，对我也很和善、很热情。那时候我觉得她像女演员谭雪。
我在集团总部待了这几年，张蕾在分公司已经混到了最高的职位。现在我得管她叫“蕾总”了，不能叫“张老师”了。
前几年我回分公司办事儿的时候，看见过张蕾几次。这几年下来，她的变化很大。牙齿变得不那么规范了，已经是矫正器也矫正不过来那种了；皱纹比以前深厚了，像是用刻刀一笔一笔刻上去的；两颊的肉受了地球引力的明显影响，有了明显的下坠。老了，真老了。
她看见我，还会笑着叫我一声“小叶”，张老师终究还是张老师，不管她是张老师还是蕾总，她对我的态度没有变过。在这个人情冷暖、翻脸比翻书还快的系统里，这已经很难得了。
要是问我，这些人里谁对搬家这事儿最抵触，那毫无疑问，一定是周东升。
周东升是怎么起家的呢？这事得从头说。
周东升的上升期，就是从六年前那次整个部门被借调到集团总部开始的。那时候我们部门，归分公司管。某一年，集团总部要搞一个大项目，需要一批人来干活，分公司就把整个我们整个部门打包借调上去了。说“借调”，但其实没有期限，说“打包”，但其实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我们就这么悬在了半空中——人在集团总部干活，身份还在分公司。
分公司的所有上级，都轮番地尝试着管理这块“飞地”。什么叫飞地？就是你明明知道这块地是你的，但你管不着，因为这块地飞走了，落到了别人的地盘上。分公司的领导们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来，说要来检查工作，说要来开会。周东升每次都答应得很好：“好的好的，欢迎欢迎，一定配合。”但等人家真的来了，周东升就说：“哎呀真不巧，集团总部临时有任务，我们全体人员都在加班。”
这招使了六年，屡试不爽。
原因只有一个：你是上级，你当然可以来管我，但是我做的事儿都是集团总部让我做的，你又奈我何？你要是不让我做集团总部安排的事，那你跟集团总部说去；你要是敢动我的人，那你去跟集团总部解释去。层层推诿，环环相扣，推到最后，分公司的领导们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根本推不动这块飞地。不是因为周东升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这块飞地下面的地基，是集团总部铺的。
就是这一招，周东升使了六年。
六年啊，周东升用这一招，硬生生地在我们部门和分公司之间砌了一堵墙，他在墙这边做他的土皇帝，分公司的人在墙那边干瞪眼。
现在要搬回去，搬回去就意味着这招以后完全使不了了。墙没有了，飞地落地了，你得完全听蕾总的领导了，且只有一个领导。以前你可以说“集团总部让我做的，你管不着”，现在呢？
对于他来讲这还不算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部门改革。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他的位置被改掉了呢？
如果影视部成立之后，原来的部门就不需要存在了呢？
如果不需要存在了，那么部长这个位置也就不需要存在了呢？
如果这个部门的部长不需要存在了，那周东升去干什么呢？
他的事儿无从知晓，我像了解的事儿倒是明了的。
最新消息来了！姜德志春节后就要被调到新部门影视部。剩下两个人是谁？没有进展，还在物色中。田晓荷的预言到底准不准，叶凡到底能不能进，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但有一条消息是明确的：走了三个人，还会进来三个人。这个部门总归是会有新鲜血液注入的，就像人的血管，坏死的细胞被清除出去，新的细胞长出来，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新鲜血液快来吧？来冲淡这些发炎暗红的血管。
你们快来吧！
我都等不及了。
你们来了，我就不用一个人扛着那些没人愿意干的活了；你们来了，我就不用每天听那些关于葱姜蒜的讨论直到脑袋发胀了；你们来了，我就不用在这个腿都伸不直的打字台前把自己的腿锯掉了。你们来了，我要带你们去河边跑步，带你们去大学门口吃烤串，带你们去看那座插在云彩里的电视塔，告诉你们，活着不只是葱姜蒜和两块钱的差价，活着还有别的。
让我们红尘作伴，共享人世繁华，认认真真工作，创造快乐氛围。
是的，这就是我想要的。
等着我，我回来了。
作者有话说
第7章 四方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