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忙年荒唐 这周五咱们 ...
-
这周五咱们把自己带的东西都放在纸箱里，写上自己的名字。
早上十点钟，周东升提着一瓶矿泉水从外面走进来。那瓶水已经喝了一半，瓶身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看得出他是从车上下来，一路走过来的。他站在自己那个挨着消防栓柜子的工位旁边—。站定之后，用那瓶矿泉水朝空中画了半个圈，像是指挥一个不大不小的乐团。
“都听好了，”他说，“这周五咱们把自己带的东西都放在纸箱里，写上自己的名字。”
“王顺给盯着点，”周东升补了一句，然后声音忽然矮下去，像是被人按住了脖子，“另外一会儿把我这儿给收拾了。”
后半句他是小声说的，小到只有方圆两米之内的人能听见。王顺站在窗边，离他有五米远，本来听不见，但周东升说话有个特点，越是小声的时候，关键词越是穿透力强，像是一颗橡皮子弹，不偏不倚打进王顺的耳朵里。
说完，周东升推开办公厅那两扇枣红色的大门，消失了。那门是有年头的，推开的时候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像是这栋楼在叹气，又像是门自己在替所有人叹气。
王顺盯着那扇门看了三秒钟，确认周东升的车已经从停车场驶出去，才转过身来，对着空气说了一句：“哪来的纸箱子，哪呢？”
王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单位里，抱怨算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听到和没听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他一边说着抱怨的话，一边该干还得干。
他悄没声响地蹿到驻场公司那个小姐姐面前，面露羞涩地借纸箱子。跟女同志说话，脸上的表情就像欠了人家八百块钱没还。小姐姐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被这种反差萌到了，二话没说，从储物间里翻出十个纸箱子，叠成一摞，用胶带捆好。
王顺抱着十个纸箱子回来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单位里，任何事情都要靠“借”？纸箱子要借，螺丝刀要借，就连打印机坏了想换个硒鼓，都得去“借”。好像这个单位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在这里落个脚，包括我们自己。
十个箱子，刚好够我们用。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会议室后面的储物间里还有一堆破烂儿。说是破烂儿，其实都是好东西——摄像轨道、摄像灯、幕布、反光板、几根两米长的滑轨，还有一个斯坦尼康的背心，穿上之后像是要拍《红楼梦》。这些东西都是六年前我在分公司那会儿，周东升弄来的。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
六年过去了，这些器材还躺在储物间里，落满了灰。摄像轨道上的轮子已经涩了，推起来吱吱呀呀地响，像是一辆老旧的婴儿车。摄像灯的灯泡换过两次，换下来的旧灯泡也没扔，装在原装的纸盒里，纸盒上写着“备用”。幕布叠得整整齐齐，但打开一看，中间有一块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烫过的痕迹，圆圆的，像是烟头烫的。
这些东西归我和姜德志管。说是管，其实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有人来检查资产的时候，我们俩负责把它们从储物间里搬出来，让检查的人点数。检查的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的，一件一件地摸过去，像是考古学家在清理出土文物。摸完了，在表上打个勾，写上“账实相符”，签上名字，就走了。
每次这么折腾一回，我和姜德志都得洗两遍手，拍打半天的衣服，头发上落的灰能抖下来一小撮。有一次姜德志实在忍不住了，问那个检查的人：“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报废？”
那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种看惯了生死的平静，说：“先走流程吧。”
这句话在单位里，就像是庙里和尚说的“阿弥陀佛”，万能。你说什么，后面都可以跟一句“先走流程吧”。你说“打印机没纸了”，先走流程吧。你说“食堂的菜太咸了”，先走流程吧。你说“这栋楼好像歪了”，先走流程吧，流程走完了，楼也塌了。
这个流程一走，就是六年。
有时候我想，这个单位最擅长的可能不是干工作，而是留住东西。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进了这个单位的大门，就别想出去了。器材是这样，人是这样，那些过了期的文件也是这样。但你不能扔，因为“还没到保管期限”。保管期限是多少年？永久。
永久。
这个词用在这个地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这次搬家，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这么一个流程龟速的单位，竟然能让我们这么迅速地搬家——周五收拾，周一到新办公室办公。虽然不是次日达，但这个速度，说实话，已经赶上了大多数快递。京东自营也不过如此。
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单位突然按下了加速键？
两天之后，我们这个被压缩成.RAR格式的部门，就在那间分公司新建的办公大厅里被无情的解压了。
说起来这个比喻还挺贴切的。压缩的时候，大家都在纸箱子里，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谁也不嫌弃谁。解压之后，各就各位，该是谁就是谁，该在哪儿就在哪儿。解压总比压缩快，这是电脑常识，也是人生常识。你收拾东西要三天，但东西散开只需要三秒钟。
我们很快就各就各位了。座位是提前安排好的。谁安排的？这个问题我问了姜德志，姜德志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你还需要问吗？
周东升呗。
新的办公大厅在分公司的一楼。不是正门的一楼，是和它平齐的侧门。
我6年之前在这个分公司办公的时候，这间屋子还是一间小超市，正守着地铁门口。卖什么东西呢？水、饮料、方便面、火腿肠、面包、辣条，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小玩具。赚不赚钱我不知道，只知道看超市的是一个玩闹儿——在我们这儿的方言里，“玩闹儿”的意思是那种不太正经、有点混混气质的人。他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坐在超市门口，把两个音响开到最大音量，放“李亮杰大鼓摇滚”。
单位把它给装修出来之后，弄得还挺干净。雪白的墙壁，亮堂的灯光，崭新的办公桌椅，地上。这个大厅还是个错层——被设计成了两个层次，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中间用三级台阶连着。
我管下面那层叫“池子”。
池子下面是派遣员工和驻场公司的位置。他们面东朝西地坐着，对面是一个巨大的LED屏幕，屏幕上有时候亮着，更多的时候是黑着的，黑得能照出人影来。我有时候站在池子上面往下看，觉得他们像是坐在一个剧院的前排，等着演出开始。但演出从来没开始过。
我们坐在池子上面。我那个位置还不错，虽然背后不是墙——我身后坐着的是第二排的韩存利。但我面对的位置很不错。正对着大厅前面的两扇大玻璃，玻璃外面是一条不算宽的马路，马路的对面是一个购物中心。购物中心门口人来人往，有提着的袋子的，有推着购物车的，有牵着孩子的，有挽着对象的。你可以坐在座位上，隔着那两扇大玻璃，看这些人走过来走过去，看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看他们手上提的东西，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你可以猜这个人是来买东西的还是来吃饭的，猜这个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猜这个人跟旁边那个人是什么关系。
这种观察有一个好处：你看着别人的生活，就不用想自己的生活了。
我旁边那个座位也不错，是姜德志坐的。
那“凤雏”坐哪儿呢？
我们三个在一组，我、姜德志、刘伊（凤雏），按照常理，一个组的人应该坐在一起，方便沟通，方便商量，方便随时互相看一眼然后心领神会。但周东升这个人，做事情从来不考虑常理。
他偏偏不把我们分到临近的位置。
刘伊坐在我们这一排的最里边的位置。那个位置，怎么说呢，正对着机房的门口。里面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发出一种嗡嗡嗡的低频噪音。那个声音，你关上门还好，能挡住百分之六十。但只要那扇门一打开，嗡的一声，像是有几十万只蜜蜂同时从里面涌出来，直往你脑子里钻。低频噪音这个东西跟高频不一样，高频噪音你可以捂耳朵，低频噪音是直接穿透你的身体，震动你的内脏，让你觉得心脏都在跟着嗡嗡嗡地跳。长此以往，不是精神衰弱就是心脏病。
我趁刘伊不在的时候，走到她那个工位前面看了看。桌上收拾得还算整齐，显示器、键盘、鼠标、一个水杯、几支笔、一沓便签纸。但我注意到显示器的右侧挂着一个挂件。
什么挂件？
鳄鱼爪子。
干的。
就是一只真正的鳄鱼的前爪，不知道经过什么工艺处理，缩成了巴掌大小，皮肤干枯，鳞片分明，五个指甲弯曲尖锐，被一根黑绳穿着，挂在显示器旁边，像是某种古老的护身符。我盯着那只爪子看了五秒钟，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得什么人才用这种东西辟邪？一般人招架得住吗？
机房的嗡嗡声加上鳄鱼的爪子，这个工位的风水，说实话，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就像一个病人，感冒、发烧、咳嗽、拉肚子全占了，你说先治哪个？哪个都不用治了，直接办后事吧。
我转身就走，回到我那个阳光明媚的风水宝座上去。我的座位的阳光是真的好，下午两三点钟，太阳从大玻璃照进来，正好落在我的后背上，暖洋洋的，像是有人在给你做热敷。我有时候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来的时候脸上都是阳光的味道。而刘伊那个位置，别说阳光了，连自然光都少见，头顶上是惨白的日光灯，照得人脸发青，像是停尸房里头的灯。
我刚坐回自己的宝座，事儿就来了。
周东升拿着一张表走过来。那张表是彩印的，红黄蓝绿分得清清楚楚，像是幼儿园小朋友的画。我盯着那张表看了三秒钟，心里涌起一个巨大的疑问：我六年前离开这里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单位居然连彩色打印机都有了？
“都进屋来，”周东升指着我们座位身后的会议室说，“我给大伙讲讲这张表怎么回事。”
那个会议室是用玻璃隔开的一间屋子，大概能坐七八个人。最有意思的是那面玻璃墙——有个开关，一碰，玻璃马上变成磨砂的，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景。
我们都进了会议室坐好。我离周东升最近，坐在他右手边。姜德志坐在我旁边，刘伊坐的位置隔着我们俩三个工位。韩存利那组的人也进来了，坐了另外半边。
“这不快过年了么？”周东升开口了。
这句话一出，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一下。在这个单位里，“快过年了”这四个字，通常后面跟着的是“发过节费”或者“发年货”。去年发了一桶油、一袋米、一箱橙子。前年发了一条羊绒围巾，男同事不知道怎么用，女同事嫌颜色不好看。大前年发了一箱鸡蛋，结果第二天田晓荷就拿回来说是发错了，我们的鸡蛋箱子里装的是鸡蛋，她鸡蛋箱子里装的是几棵萝卜。
但周东升接下来的话，让我们知道这一次“快过年了”后面跟着的不是年货，是活儿。
“这张表上是十二个咱们要拍的春节前的人物，”他说，“一组四个。黄颜色的是韩存利组，蓝颜色的是姜德志组.....”
我伸手把表抓过来，跟姜德志一起看。刘伊也皱了皱眉头，凑过来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能看明白，但她看得很认真，像是一个不懂外语的人在看一份外语报纸，每个字都不认识，但每个字都看得很仔细。
二组任务：
一、去一家焊接工厂拍摄年前的焊接工教学。
二、去地铁施工现场拍工人。
三、去海外矿山工作人员家里拍春节云报平安。
四、
第四个任务后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四是什么？”我指着那个空白问周东升。
周东升看了那个空白一眼，表情有点复杂，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实话。犹豫了有两秒钟，他决定说实话了：“你们这个要和资讯部的同事们一起做，他们负责联系和写策划，咱们负责拍摄和剪辑。叶凡，你说的这个第四项，我也不知道去哪。”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负责这第四项的楼上同事是个慢毒，连张蕾都嫌弃她慢，等着吧。”
“慢毒”这个词在我们的语境里，意思是一个人慢性子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毒性的级别，能毒死周围所有人的耐心。连张蕾都嫌弃她慢，这个慢的程度，大概已经是慢到了可以用光年计量的地步了。
“一会儿开完会，”周东升说，“你们分别联系联系楼上的同事，看看怎么拍摄。”
这个会就这么简短地结束了。周东升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拉开玻璃门，走了。他走路的速度很快，像是后面有人追他。三秒钟之后，我从会议室的玻璃墙看出去，他已经消失在大厅的尽头了。那扇枣红色的大门——不对，新办公室没有枣红色的大门，新办公室的门是有机玻璃的——那扇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发出一声轻快的“咔嗒”，不像旧门那样叹气。新门不会叹气，新门还没学会叹气。
我和姜德志拿着表格，坐在座位上，心里其实早有了安排。干我们这行的，拿到一个任务清单，脑子里大概要过一遍：谁适合干哪个，哪个先干哪个后干，哪个需要什么设备，哪个需要提前踩点。这些东西就像是打牌，牌发到你手里了，你得先理一理，把顺子凑出来，把炸弹藏起来。
“凤雏”负责联系楼上的同事。我跟姜德志对视了一眼，都没说什么。美其名曰让她联系，可是那用得着联系么？楼上的同事顾名思义都在楼上，跟我们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三米——对，新办公室上面还有一层，资讯部就在那一层。从我们的工位到楼梯口，走过去不到二十秒，上楼再用十秒，总共半分钟就能到的地方，你让我“联系”，那怎么联系？打电话？发微信？
但“凤雏”就是“凤雏”，她做事情有她自己的一套逻辑。她真的去“联系”了。她拿起手机，给楼上的人发了微信。
第一个联系来的人是慕涵。
慕涵就是任务清单里第三项的那个人——录制剪辑矿山工人用微信给家人春节报平安的那段视频。也就是说，慕涵是这个任务的策划人，她负责联系采访对象、写脚本、协调拍摄时间，我们负责拿着Pocket3去拍，拍完了剪出来。
慕涵是去年单位新招的员工，是通过集团总部考试进来的。
我没见过慕涵。但我对她印象不错。
为什么？因为去年集团企划部给了我一个稿子，让我做成可视化的推文。我接过稿子读了一遍，写得很好。那种“好”不是辞藻华丽的好，而是逻辑清晰的好。你知道有些稿子，你读三遍都读不明白它的逻辑，作者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但慕涵的稿子不是，你读一遍就能明白她要说什么，而且你会觉得她说得对。稿子好，我就会做得好。稿子烂，我再怎么补救也不行，就像你给一个厨子烂白菜，他再怎么厉害也做不出开水白菜。所以我喜欢好稿子，这是对厨艺的尊重，也是对吃饭的人的尊重。
那篇推文做出来之后，效果很好。企划部的那群大佬们很高兴，在群里发了三个大拇指的表情包。当他们让我标注作者名字的时候，我才知道写那个稿子的人叫慕涵。
所以当刘伊说“慕涵联系上了”的时候，我心里动了一下。那种动，不是心动，是好奇。我想看看写那个稿子的人长什么样。
刘伊说：“慕涵说一会就把脚本发过来。”
我和姜德志正在看表格上的内容，刘伊说完这句话又跑了——她就是这样，明明只隔着两个工位，她非要跑，跑得飞快，像是有个人在后面拿鞭子抽她。我喊住她：“你跑什么？”
她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的意思大概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跑，我习惯了。
“我明天能留在部门里发稿么？你们俩先去？”刘伊说。
我和姜德志对视了一眼。姜德志的眼神是：随便。我的眼神是：也行。
“行，”我说，“那第一次拍摄，我和德志去，你在单位盯稿子。第二次，德志和刘伊去，我在单位盯稿子。”
我把这个安排跟姜德志对了对。姜德志点了点头，拿出一张纸，把这个分工表写了下来。他写得很正式，像是签合同。
“暂且这么定，”我说，“以后的以后再说，随机。”
“随机”这个词在我们的工作里，意思是“到时候看情况”。而“看情况”的意思是“谁也说不准”。
就像这个单位的很多事情一样。就像那堆放了六年的器材一样。就像那个慢毒的第四项任务一样。
随机。
等着吧。
作者有话说
第8章 忙年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