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勒个去 说实话，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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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人在顺的时候是不知道顺的。
比如那天，最后一天拍摄，我和姜德志配合得天衣无缝。天衣无缝这个词用在这儿有点大了，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他拍他的，我拍我的，两个人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谁也没碍着谁。
那天的配合确实让我高兴了。
拍摄结束后我从地铁站出来，整个人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不是那种失重的棉花，是那种你知道脚底下有东西但不想使劲的棉花。春天快到了，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不全是海棠的花香，也不全是汽车的尾气，就是那种万物复苏和汽油味儿交织在一起的味道，闻多了让人想谈恋爱，闻久了让人想戴口罩。
我平时很少在外面吃东西。这不是因为我讲究，而是因为懒。在外面吃东西需要做决定，吃什么、在哪吃、怎么吃，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选择题，而选择题做多了会消耗人的意志。有研究表明，一个人一天能做的决定是有上限的，超过了就容易出错。我不知道这个研究是不是真的，但我用我的职业生涯验证过，是真的。
可那天心情太好了，好到我的嗅觉、视觉、味觉突然从长眠中醒了过来。这三个感官平时就像三个长期病号，躺在我的身体里吊着盐水，对工作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那天它们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四处乱窜，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
嗅觉说：哎，那边有咖啡味。
味觉说：我想喝。
视觉说：别急，我先看看那家店长什么样。
三个感官久违地达成了一致，把我拽进了一家叫“烩瓷”的西餐厅。
烩瓷。这名字起得有意思。烩是炖的意思，瓷是瓷器的瓷，合在一起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西餐厅的名字嘛，越让人摸不着头脑越显得高级。没有叫“张记西餐厅”的吧？那是包子铺。
我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三明治。咖啡是美式，黑乎乎的，喝第一口苦得我皱眉头。三明治是鸡肉的，面包烤得焦黄，咬一口咔嚓响，鸡肉嫩而不柴，生菜脆而不水。我就这么一口咖啡一口三明治地吃着，苦和香轮流在嘴里打架，谁也不让谁，最后打成平手，一起咽下去了。
舒坦。
我这人平时不太会说“舒坦”这两个字。不是不会说，是不敢说。因为每次我说完“舒坦”，紧接着就会来一件不舒坦的事。
但那天我忘了这个规律。
电话响了。
来电显示：姜德志。
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咯噔了一下。不是那种被吓了一跳的咯噔，是那种你在电梯里突然觉得电梯要往下掉的咯噔，没有理由，就是直觉。
人的直觉这东西吧，十次有九次是错的，但剩下那一次准得要命。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是对的那一次。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三秒钟，脑子飞速运转。今天拍摄很顺利啊，一切都很正常啊，姜德志打电话来能有什么事？难道是好消息？难道是因为素材拍得好，剪辑特别顺利，上面一次就审核通过了，让他通知我一起庆祝？
我在心里把这个剧本排练了一遍，觉得逻辑通顺，于是点了那个绿色按钮。
“喂，德志。”我的语气很轻松。
“凡，你采的那个裁判叫什么名字？单位是哪里？”姜德志的声音急促得让人害怕。不是那种普通的热锅上的蚂蚁式的急促，是那种热锅上的蚂蚁发现锅底下的火突然变大了的那种急促。
“啊？”我愣了一下。裁判？什么裁判？我今天采了好几个人，有选手，有教练，但哪来的裁判？
“你快点吧！把裁判信息发给我！上面催视频成片儿呢！”姜德志的声音又高了八度，像阴云里突然炸开一个雷，还是那种带着闪电的雷。
“哪个裁判啊？我没采访裁判啊。”我说。这话我说得很诚恳，因为我是真的想不起来。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干活干迷糊了，脑子不够用了，把什么事情给忘了。
“刘伊说是你采的！”姜德志说。
刘伊。
听到这两个字，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胖裁判。对，有一个胖裁判。但不是刘伊和姜德志采的吗？
“啊？”我这一声“啊”比刚才那声更响。不是惊讶，是困惑。
姜德志从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张截图。我点开一看，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脖子上一大堆丝状疣，这是我往他一幅领子上别麦克风时看到的，恶心死了。
“看图，就是这个人！”姜德志说。
我看着这张截图，这不就是那天刘伊——不！此时应该叫凤雏——告诉我的她已经和姜德志采过的那个胖子吗？
“这不是你采的么？”我说。
“我什么时候采了？”姜德志反问，语气里带着一种被冤枉的委屈，“这不你录的么？”
“是我录的，但我这个没用啊！跟你说过了，跟你前一天采的重了！”我急了，声音也不自觉地大了起来。然后我想起来一个关键问题，“你采访他的时候没留下他的姓名和单位么？”
这是常识。你采访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你至少得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在哪儿上班。
“我根本就没采过这个胖子！”姜德志斩钉截铁地说。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的思维系统已经死机了，正在重启。明明是刘伊说他俩采过的，现在姜德志说没采过。这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或者是在犯傻。但无论是说谎还是犯傻，最终倒霉的都是我。
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生态链：上面的人生气，骂中层；中层被骂了，骂基层；基层被骂了只能自己憋着。我和姜德志都是最最基层的员工，赖谁不赖谁的，对骂也没意思，还是都憋着吧？我先憋。
算了，不跟他理论了。
这是我的工作习惯，也可以说是我的生存哲学：碰到问题先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再找人算账。这个顺序很重要，如果反过来，先找人算账再解决问题，往往账算清了，问题也变得更大了。
“你等会儿，我给你去问。”我说完这句话，没等姜德志回应就挂了电话。
桌上的三明治还有一半，咖啡已经凉了。我看了一眼，心想等会儿回来接着吃。
先打电话给谢韫。
嘟嘟嘟——没人接。
再打微信语音。
嘟——嘟——嘟——没人接。
打了几十次，结果都一样。我开始着急了，着急到脑子开始编故事。这是人类大脑的一个功能，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自动补全剧情，而且补的全是惊悚片。
“是不是比赛之后，谢韫躲一架失控的无人机失足掉进沟里了？”
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荒谬。但荒谬归荒谬，它就像一根刺扎在脑子里，拔不出来。我甚至能想象那个画面：一架无人机失控了，嗡嗡嗡地朝谢韫飞过去，谢韫往旁边一闪，结果脚下一滑，掉进了一条沟里，手机摔坏了，人晕过去了，到现在还没醒。
你看，我连细节都想好了。
打不通谢韫的电话，我只能翻自己的通讯录。通讯录这个东西平时不怎么用，一用就发现里面存着很多你想不起来的人。
翻着翻着，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名字：小张。
小张，全名张某（抱歉，当时我还没记住她的全名），是我们单位幼儿园的老师。我是怎么认识她的呢？说起来话长。N年前，有一次灾区支援，我奉命去采访，正好小张也作为志愿者去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采访她，之后加了微信，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但此时此刻，小张是我唯一的希望。因为我在朋友圈里看到过，她最近调到交流部了，跟谢韫是一个部门。
电话接通了。
“喂！小张！我是叶凡！紧急求助！”我的语速快得像在播新闻，而且是那种突发新闻，“我打不通谢韫的电话，现在得问问你，有个胖裁判，你知道么？”
小张显然被我吓到了，沉默了两秒钟才说：“我知道啊，怎么了？”
“他叫什么名字？单位是哪？”我问。
“我哪知道啊？”小张的声音里带着歉意，“我才刚来交流部没多少日子，好多事情还没理清楚。这事儿你得问谢韫，她什么都知道。”
挂了。
这是我这通电话得到的所有信息：谢韫什么都知道，但谢韫联系不上。
我又翻通讯录，找到了蒋英。蒋英以前在我们部门，几年前被发配到交流部。
“喂，我是叶凡。”我说。话还没说完，蒋英就接了话茬。
“你是不是要一个胖裁判的信息？”蒋英问。
我愣了一下。这不对劲啊。我还没张嘴，她就知道我要问什么？这老太太多长时间没见，学会读心术了？
“对呀！”我说，同时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还是老朋友靠谱，知根知底，心有灵犀。
“我没有啊！”蒋英说，语气干脆得像在砍瓜切菜，“摊子都收了，各回各家了，人都找不到了。”
我差点噎死。你没有，你怎么知道我要问？
“那你怎么知道我找胖裁判的？”我问。
“我和小张在一个车上呢！”蒋英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的意思。
“快挂了吧！你！”我说完这句话，挂了电话。
问了一大圈，屁都没问出来。我的喉咙开始发干，这是要上火的征兆。
但问题还没解决。姜德志还在等我的回复，上面还在等姜德志的成片儿，整个链条都卡在我这里了。
就在这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资讯部。
资讯部是我们单位的文字部门，他们这次也派人去采访了无人机大赛。虽然他们是写稿子的，我们是拍视频的，但采访对象有重叠。说不定资讯部的人采到了那个胖裁判，留了信息。
我拨通了心怡的电话。心怡是资讯部的部长，四十出头，老师人一个。
“心怡姐，我问一下你，资讯部有谁去过无人机大赛么？”我说。
“叶凡啊，有什么事情么？”心怡姐问。她说话的声音很稳，像一潭水，慢慢悠悠的，让人听了就不那么着急了。
“我采了个裁判，但忘记了问姓名和单位。”我把事情简化了，甚至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视频里需要标注被采访人信息的，我没有。”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因为我明明没有忘记，是刘伊说她采过了我才没问的。但我不能说这个，因为说起来太复杂了，需要解释前因后果，需要推卸责任，需要证明不是我的错。而我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些，我只想尽快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为了把事情办成，你得主动背锅。
“秦舟去了！”心怡姐说。
这一句话，像一把钥匙，把我心里那把锁打开了。秦舟，资讯部的资深记者，干了十几年，做事细致，记录齐全。如果她去了，她一定有记录。
我挂了心怡姐的电话，立刻打给秦舟。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秦舟的声音听起来一如既往地冷静。
“秦舟，我是叶凡。有个事儿急需要你帮忙。无人机大赛上有个胖裁判，你记得么？”我问。
“记得，姓孙，叫孙德明，是空管部门的。”秦舟说，语速不快不慢，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差点哭出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专业的人采完一个人，会记下来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表情、他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不专业的人采完一个人，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记得。
挂了电话，我立刻把信息通过微信发给了姜德志。
“姓名：孙德明，单位：空管部门。”
发完这三个信息，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四十秒。
姜德志回了一个字：“好。”
又过了十分钟，好消息从上面传下来了：视频审核通过，可以发布。
我放下手机，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像是刚从水底下浮上来一样。然后我转头看向桌上的那半个三明治和已经凉透了的咖啡，一股脑地把它们塞进了嘴里，嚼了嚼，咽了。
我站起来，离开了烩瓷西餐厅。走出门口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几分钟前的好心情。现在天还是蓝的，风还是暖的，但我觉得它们是在嘲笑我。
这种感觉，我给它起了个名字：上坟心情。
就是你明明站在阳光底下，但心里想的全是坟头。
第二天，我特意挑了个姜德志不在的时间，去找刘伊。
不，不叫刘伊。凤雏。她在我的心里就叫凤雏，卧龙与凤雏的凤雏本雏！
凤雏正在工位上盯着屏幕，一脸认真，嘴里还叽里咕噜地发出什么声音来，听上去好像是“哎呀！欸！不对！坏了！”这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么？
“刘伊。”我喊了一声。
她转过头来，用那种呆傻的表情看着我。什么叫呆傻的表情？就是眼神空洞，嘴巴微张，像一只刚睡醒的树懒。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如果她告诉你她什么都没想，你是相信的。
“你不是告诉我那胖裁判你和姜德志采过么？”我开门见山，语气不轻不重，但每个字都是铁钉。
“啊？没有吧？”凤雏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天然的困惑，好像她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啊？没有吧？
这四个字像四把刀，一刀一刀扎在我的心上。我采了那个人，你说你和姜德志采过了，我就没问他名字。现在因为没问他名字，我差点把整个视频项目搞砸，差点被上面骂得狗血淋头，差点在烩瓷西餐厅里哭出来。
你现在跟我说“啊？没有吧？”
我从口袋里掏出Pocket 3，调到最大音量，按下播放键。
“这个裁判我昨天跟姜德志采过了。”
这是凤雏的声音，清清楚楚，一字不差，从那个小机器的扬声器里钻出来。后面还有裁判被采访的声音，但我没放，因为不需要了。
凤雏的表情变了。不是说从呆傻变成了聪明，而是从呆傻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呆傻。我仔细看了看，发现那不是愧疚，不是慌张，而是——狡辩的神情。
什么叫狡辩的神情？就是你知道自己理亏，但你在零点五秒内已经决定不认账，并且开始搜索语言系统里所有可以用来狡辩的词汇。这种神情我在很多人脸上见过，但凤雏脸上的这一款，堪称教科书级别。
“哎！我说的是裁判长。”凤雏说。
裁判长。
她说的是裁判长。
我被这三个字气笑了。真的笑了，不是冷笑，不是苦笑，是真的笑了。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了，荒谬到了一种喜劇的高度。
录音里明明说的是“这个裁判”，“这个”是什么？是指向性的词语，手指着那个胖男人说的。不管他是什么身份，裁判也好，裁判长也好，甚至裁判他二舅也好，“这个”就是指这个人。
凤雏在“裁判”后面加了一个“长”字，就想把整个事情翻过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说你看清楚，录音里说的是“这个裁判”，不是“这个裁判长”。想说你知道吗，因为你这句话，我差点被逼疯，打了十几个电话，喝了半杯凉咖啡，吃了半个软三明治。想说你知道吗，在这个行业里，一句话说不清楚就可能让整个项目推倒重来，让所有人的努力白费。
但我没说。
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我发现一个道理：跟傻子争辩，你永远赢不了。
算了，放弃吧！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我勒个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