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姐妹》冰雪森林

8、迪拜，黄金的沙漠 她们借了钱

　　她们借了钱才凑够去迪拜的费用。

　　机票、中介费、签证代办费，加起来是一笔她们无论如何也拿不出的数目。朱莉安给村里打了个电话，是母亲接的。她握着话筒，听着母亲在那头的声音，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妈，我需要钱。”母亲没有问她要钱做什么，没有问她什么时候还，只是说：“要多少？”朱莉安报了一个数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母亲说：“好。”三天后，钱汇到了她的账户里——那是母亲向村里的放贷人借的，利息很高，但母亲没有告诉她这一点。玛利亚的父亲则卖掉了他那艘渔船上备用的发动机，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值钱家当。两个女孩揣着那笔沉甸甸的钱，办好了手续，登上了飞往迪拜的航班。

　　飞机降落在迪拜国际机场时，一股热浪在舱门打开的瞬间扑面而来，像一堵无形的墙。那是朱莉安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热”——不是棉兰老岛那种湿热，不是马尼拉那种闷热，而是一种干燥的、灼热的、像从烤箱里涌出来的、能把人的水分瞬间蒸发的热。她站在舷梯上，被那股热浪击中，几乎喘不过气来。放眼望去，天空是灰白色的，被一层薄薄的沙尘笼罩着，地平线在热空气中微微扭曲。远处的建筑在热浪中浮动，像海市蜃楼。

　　她们被一辆面包车接走，穿过那些宽阔的、两旁种着棕榈树的公路，穿过那些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大楼和巨大的购物中心，驶向城市的边缘。窗外的景色逐渐从繁华的市中心变成了低矮的建筑和空旷的工地，最后，面包车在一栋别墅的后门停了下来。那是她们雇主家的房子——一栋巨大的、白色外墙的别墅，有修剪整齐的草坪和一个碧蓝色的游泳池。但她们没有从正门进去。面包车停在后门，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管家把她们领进了一扇小门，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向下走去。她们被带到了地下室。

　　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大约十平方米，墙壁是粗糙的水泥面，没有粉刷，地面铺着廉价的瓷砖，有些地方已经开裂了。房间里放着一张上下铺，一张小桌子，一把塑料椅子，墙角有一个简易的衣柜。天花板上挂着一盏裸露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没有空调——空调在楼上，冷气到不了地下室。房间里闷热得像一个蒸笼，空气是静止的，带着一股潮湿的霉味。管家指了指那张上下铺，说了一句阿拉伯语，然后转身走了。铁门在她们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朱莉安和玛利亚站在那间地下室里，听着管家的脚步声沿着楼梯远去，直到完全消失。她们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她们把行李放在地上，各自选了一张床，铺好床单，坐下来。头顶的灯泡嗡嗡地响着，像一只被困住的苍蝇。

　　她们很快发现，迪拜的残酷，和香港的残酷，是不同的。在香港，她们被拒绝，是因为她们的口音——那是一种温和的、礼貌的、制度化的排斥。你不够好，所以你不能进来。而在迪拜，没有人挑剔她们的口音。但她们在这里，根本不被当作“人”来对待。

　　她们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十点以后结束，中间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她们的职责包括：打扫整栋别墅——三层楼，十几个房间，无数个卫生间；清洗全家的衣物——雇主夫妇、四个孩子、以及经常来访的亲戚们的衣服，需要手洗的、需要干洗的、需要熨烫的，分门别类，每天一大筐；准备简单的餐食——虽然正式的烹饪由专门的厨师负责，但她们需要负责洗菜、切菜、洗碗、清理厨房；照顾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才两岁。她们需要给孩子们洗澡、喂饭、陪他们玩、收拾他们弄乱的房间。以及，随时响应任何家庭成员的任何指令——不管是深夜要一杯水，还是凌晨要她们去便利店买东西。

　　她们住在地下室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每天只有在睡觉的几个小时里，才能回到那个闷热狭小的空间，躺在那张硬邦邦的床铺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头顶灯泡的嗡鸣声，等待下一个黎明的到来。她们没有休息日。管家说，她们是“住家工”，住家工没有休息日——这是规矩。她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规矩，还是只是针对她们的规矩。她们没有力气去争辩。她们太累了。

　　雇主家的孩子，是另一种考验。四个孩子中，最让人头疼的是那个十一岁的大儿子。他大概是从父母和周围人的态度中学会了如何对待这些“下人”。他经常用阿拉伯语朝她们大喊大叫，虽然她们听不懂具体的词，但从语气和表情中，她们读懂了足够的恶意。他会故意把食物扔在地上，让她们去清理；会在她们拖地的时候把水打翻，然后指着她们大笑；会趁她们不注意时，把她们刚叠好的衣服从衣柜里翻出来，扔得满地都是。有一次，他跑过来，用力推了玛利亚一把，然后用英语说了一句：“You are a slave.”他的发音很清晰，带着孩子特有的清脆，像是刚刚学会了一个新词，急于在合适或不合适的场合展示出来。玛利亚站在那里，被推得踉跄了一步，稳住身体，低下头，没有说任何话。她继续做手里的事情，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但朱莉安看到，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水晶花瓶事件，发生在她们到迪拜的第三个月。

　　那天下午，玛利亚在打扫客厅时，不小心碰倒了一个摆放在矮几上的水晶花瓶。花瓶落在地毯上，没有碎——但瓶口磕在大理石茶几的边角上，崩出了一个缺口。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昂贵的水晶花瓶，切割面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玛利亚把它捡起来，看到那个缺口，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她试图把花瓶放回原位，试图用角度掩盖那个缺口，但她的手在抖，怎么也对不准位置。那天晚上，女雇主发现了。她拿着那个花瓶，端详着那个缺口，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她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玛利亚，用英语说：“你知道这个花瓶多少钱吗？”玛利亚不知道。她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三千迪拉姆。”女雇主说。三千迪拉姆——相当于玛利亚三个月的工资。女雇主把花瓶放在桌上，转身离开了。第二天，管家通知玛利亚，她未来三个月的工资将被扣除，用于赔偿那个花瓶。玛利亚站在那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她能说什么呢？说她不是故意的？说那个花瓶放的位置太危险了？说她已经小心翼翼地工作了三个月，从来没有碰坏过任何东西？那些话有用吗？

　　朱莉安得知这个消息后，一股怒火从胸腔里猛地窜上来。她找到管家，用她那不太流利的英语，试图替玛利亚理论。“她不是故意的，那个花瓶放在那里很容易碰到，而且三个月工资太多了，这不公平……”她的话还没有说完，管家就打断了她。他用阿拉伯语朝她吼了几句，她听不懂，但他的手势是明确的——他指着楼梯的方向，示意她滚回地下室去。朱莉安还想说什么，管家上前一步，用力推了她一把。她踉跄着后退了几步，撞在墙上，肩膀被撞得生疼。管家又指了指楼梯，这次他的表情更加凶狠。朱莉安站在那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拳头攥得紧紧的。她看着管家那张冷漠的脸，看着他那双没有任何波澜的眼睛，忽然意识到——在这里，她没有说话的资格。她的愤怒，她的委屈，她的道理，在这个地下室里，一文不值。她转身，走下楼梯，回到了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玛利亚坐在下铺的床沿上，低着头，双手交握在膝盖之间。听到朱莉安进来的声音，她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哭。“算了。”玛利亚说。朱莉安在她旁边坐下来，靠着她的肩膀。她们就这样坐着，在闷热的、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在昏黄的灯光下，肩并着肩，沉默了很久。然后玛利亚的身体开始颤抖。她没有发出声音，但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滴在她交握的手背上，滴在她膝盖上那条洗得发白的裤子上。朱莉安伸出手，搂住了她的肩膀。她把玛利亚拉近，让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她们就这样抱着，在闷热狭小的房间里，无声地流泪。她们的眼泪不是因为那个花瓶，不是因为那三个月的工资，不是因为管家那一推。她们的眼泪，是因为她们不知道，除了这里，还能去哪里。她们已经花了那么多钱，走了那么远的路，忍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如果离开这里，她们能去哪里？回香港？香港已经证明她们不够好。回菲律宾？她们没有脸回去。她们被困住了。被困在这座黄金色的沙漠里，被困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被困在一种她们从未想象过的、令人窒息的孤独中。

　　那天晚上，她们没有吃晚饭。她们躺在各自的床上，在黑暗中，听着头顶灯泡的嗡鸣声，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城市的声音——那些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属于那些住在楼上、拥有游泳池和花园的人们的声音。她们不属于那个世界。她们住在那个世界的下面，在它的阴影里，在它的脚底下。她们是看不见的。她们是可有可无的。她们是——那个十一岁的男孩说的那个词，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她们心里，拔不出来。

　　“玛利亚。”朱莉安在黑暗中开口了。“嗯。”“我们离开这里吧。”沉默。然后玛利亚的声音响起，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去哪里？”朱莉安没有回答。她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她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如果再在这里待下去，她心里某些东西——那些让她坚持走到今天的东西——会彻底熄灭的。“不知道。”她说，“但一定有地方。一定有比这里好的地方。”玛利亚没有回答。过了很久，久到朱莉安以为她已经睡着了，她听到玛利亚的声音，在黑暗中，像一根细细的线：“好。我们走。”

　　她们没有钱。她们的工资被扣光了，她们甚至没有足够的钱买两张回程的机票。但她们开始筹划。她们利用每周唯一一次外出采购的机会，偷偷地联系了一个同乡——那个同乡在迪拜待得更久，认识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门路。同乡告诉她们，欧洲有机会。不是合法的工作签证，而是先办旅游签过去，再想办法留下来。风险很大，但如果成功了，报酬比迪拜高，待遇比迪拜好，最重要的是——在那里，她们会被当作人看待。同乡说了一个国家的名字：荷兰。阿姆斯特丹。朱莉安听到那个地名时，心里动了一下。她想起了特蕾莎，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坐在村口大榕树下的下午，想起了特蕾莎描述阿姆斯特丹时那种复杂的眼神。“那里有运河，”特蕾莎说，“有很多很多的运河。”朱莉安不知道运河是什么样子的。但她想去看一看。看一看那个建在水上的城市，看一看那些在特蕾莎眼中留下复杂情绪的东西。也许在那里，她们能找到一条不同的路。也许在那里，她们能重新学会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