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深水埗的阁楼 被辞退后的 ...
-
被辞退后的第一周，她们还抱着希望。
香港这么大，有上万个家庭雇佣外籍家政人员，总有人不嫌弃她们的口音吧？她们每天一早出门，背着那个装着简历复印件和培训营证书的文件夹，穿梭在港岛和九龙的大街小巷。她们去中介公司排队填表，去街边张贴的招聘广告上抄电话，去那些据说缺人的社区打听消息。她们用磕磕绊绊的英语重复着同样的话：“我叫朱莉安/玛利亚，来自菲律宾，我有培训证书，我可以做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我肯吃苦，请您给我一个机会。”大多数时候，对方听完，看一眼她们的资料，说一句“等通知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少数时候，对方会当场拒绝，理由各不相同——“我们要有香港经验的”“我们需要粤语流利的”“我们想找个年轻一点的”——但她们心里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她们开口说第一句话时，那股洗不掉的口音，像一枚隐形的印章，盖在了她们的额头上。
第二周，希望开始变薄了。
她们跑遍了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一带的中介，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有一家中介的职员甚至当着她们的面说：“菲律宾的太多了，现在雇主更喜欢印尼的，听话，便宜，英语也不用太好。”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随意，像在讨论超市里哪种洗发水在打折。朱莉安站在那里，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烫，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是低下头，转身走出了那家中介。玛利亚跟在后面，一路上没有说话。
第三周，她们不再跑了。不是不想跑，是跑不动了——不是因为腿累，是因为心累了。她们坐在阁楼那张窄窄的下铺上，并排靠着墙，看着对面那面斑驳的墙壁，沉默着。窗外的声音透过那扇紧闭的窗户传进来——汽车的喇叭声，行人的说话声，远处工地的敲打声——那些声音混杂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粥，咕嘟咕嘟地响着，和她们无关。她们像两艘搁浅的小船，被困在这间四五平方米的阁楼里，进退不得。
积蓄在迅速地消耗。她们开始计算每一分钱的开支。房租是固定的，两千港币，不能少。交通费能省则省——能走路绝不坐巴士，能坐巴士绝不坐地铁。电话费尽量控制在最低额度，只用来接听中介的电话。剩下的，就是伙食费。她们开始吃最便宜的方便面——那种超市自有品牌的、一大包里面有五小包、售价不到十港币的方便面。一顿煮一包，两个人分着吃，再兑点开水，把汤也喝干净，就算是一顿饭。后来，一包也分成两顿吃——中午半包，晚上半包。再后来，她们改成一天只吃一顿，那唯一的一顿，放在傍晚，因为晚上最难熬，肚子里有点东西，比较容易睡着。
有一天中午，玛利亚在街上走着，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眼前的景物开始旋转，脚下的地面变得像棉花一样软。她试图稳住自己，但身体不听使唤，摇晃了几下，然后她不得不扶住路边的一根栏杆，蹲了下来。她蹲在那里，低着头，闭着眼睛，感觉到冷汗从额头上渗出来，胃里空荡荡的，像一只被掏空的口袋在不停地收缩。她蹲了很久，久到路过的行人开始侧目，久到一位好心的阿姨走过来，用粤语问她有没有事。她听不懂粤语，但她摇了摇头，挤出一个微笑，示意自己没事。那位阿姨半信半疑地走开了。玛利亚继续蹲着，直到那阵眩晕慢慢过去，才扶着栏杆，慢慢地站起来，继续走。她没有告诉朱莉安这件事。但那天晚上，当她端起那碗只有半包方便面的晚餐时，她的手在微微发抖。朱莉安注意到了。
“你怎么了？”朱莉安问。“没事，可能有点累。”玛利亚低头吃着面，没有看她。朱莉安看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把自己碗里的面拨了一半到玛利亚碗里。“我不饿，你多吃点。”她说。玛利亚抬起头，看着朱莉安，又低头看着碗里那多出来的几根面条。她知道朱莉安在撒谎——她们吃的一样少，怎么可能不饿？但她没有推辞。她只是低下头，把那几根面条慢慢地吃完了，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朱莉安端着那只空碗，喝了几大口水，让胃里有了点填充感，然后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她听到玛利亚在隔壁床上翻了个身，然后是一阵压抑的、轻微的抽泣声。她没有睁开眼睛。她只是躺在那里，听着那声音，感觉到自己的眼眶也在发热。但她没有哭。她不能哭。如果她也哭了，她们就真的撑不住了。
那段时间，她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熄灯之后，她们会轮流给对方讲一件开心的事。不管多小的事都可以。比如，“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只特别胖的橘猫，蹲在便利店门口舔爪子。”比如，“今天那个卖菠萝包的阿姨多给了我一个，可能是看我脸色太差。”比如，“我还记得培训营里那首英文歌的歌词，今天走路的时候在心里默唱了一遍，没有卡壳。”这些细小的事情，像一根根火柴，在黑暗中擦亮，照亮一小片空间，然后熄灭。但至少，在那几秒钟的光亮里，她们觉得，生活还没有完全坍塌。
有一天晚上，轮到玛利亚讲了。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朱莉安以为她已经睡着了。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今天在想，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出来，留在村里，现在会是什么样。”朱莉安没有回答。她也想过这个问题。留在村里，她们可能已经嫁人了，嫁给某个和她们父亲一样的男人——渔民，农民，或者椰油厂的工人。她们会在二十岁之前生下第一个孩子，然后在三十岁之前生下第三个或第四个。她们会在天不亮的时候醒来，生火，洗衣，煮饭，照顾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破旧的衣裳。她们会在周日去那座铁皮屋顶的小教堂望弥撒，会在每晚睡前跪在圣母像前祈祷，祈祷孩子们吃饱穿暖，祈祷丈夫平安归来。她们会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在贫困和沉默中慢慢老去，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然后下一代，再重复同样的循环。“我不知道。”朱莉安终于回答了，“但我知道，我不想那样。”玛利亚没有再说话。黑暗中，朱莉安听到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然后是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那声叹息里，有对家乡的思念，有对现状的无奈，有对未来的迷茫，但更多的，是一种她们谁也不愿意承认的、正在一点点滋生的恐惧——恐惧她们付出了这么多，走了这么远，最终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那包最后的方便面，是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被吃掉的。那天下午，玛利亚接到了一个中介的电话——不是通知她们去面试，而是告诉她们，之前投的一份申请，对方已经招到人了。挂掉电话后，她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那部老旧的手机，坐了很久。然后她站起身，走到那个放食物的纸箱前，翻了翻，拿出最后一包方便面。“今天就吃了吧，”她说，“留着也不会变多。”朱莉安没有说话。她看着玛利亚把那包面掰成两半，放进锅里，加了水，打开那小小的煤气炉。蓝色的火焰舔着锅底，水慢慢沸腾起来，面条在翻滚的水中散开，散发出那种熟悉的、廉价的、但此刻却无比诱人的香气。她们一人分到半碗面，几口就吃完了。然后她们把汤也喝干净，把碗放下，面面相觑。纸箱空了。钱也快没了。签证还有不到两个月到期。她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退路。“我们得做决定了。”玛利亚说。朱莉安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回国，或者，想办法去别的地方。回国，意味着承认失败，意味着带着一身债务和一张无用的证书回到村里，面对母亲们期待落空的眼神。去别的地方，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风险，更多的不确定性。但至少，意味着还没有放弃。
朱莉安坐在那里，手里握着那只空碗，碗底还有几滴残汤。她想起母亲跪在圣母像前祈祷的样子，想起母亲念出“远方”那个词时颤抖的声音。她想起特蕾莎从村里离开时坐的那辆三轮车，想起她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摸着她的头说：“学好英语，将来我介绍你们出去。”她想起培训营里那些熬夜抄写单词的夜晚，想起冈萨雷斯女士的教鞭敲在桌面上的声音，想起她和玛利亚缩在蚊帐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一遍一遍地练习发音。她想起那些音节——table，chair，window，please，thank you，I am sorry——那些她们用舌头和嘴唇反复摩擦、试图磨平棱角的音节。那些音节，没有帮她们留在香港。但它们带她们来到了这里。也许，它们还可以带她们去更远的地方。“我们走吧。”朱莉安说。她没有说去哪里。但玛利亚听懂了。“好。”玛利亚说。那天晚上，她们躺在各自的床上，在黑暗中，听着楼下街道传来的、模糊的夜声。没有人说话。但她们都知道，她们不会就这样回去的。她们已经走了这么远。她们还可以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