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香港，玻璃之城 十八岁那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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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那年，她们坐上了去香港的飞机。
那是朱莉安和玛利亚第一次坐飞机。登机之前，她们在马尼拉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手足无措——不知道在哪里换登机牌，不知道行李要怎么托运，不知道登机口在哪里。她们跟着同行的几个女孩，像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鸡，紧紧跟随着前面那个穿制服的中介人员，生怕一不留神就走丢了。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朱莉安的腿有些发软。她找到了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系好安全带，然后转过头，看着窗外那个她从未见过的景象——巨大的机翼，跑道上连绵的灯光，远处停机坪上停着的其他飞机，在暮色中像沉睡的巨兽。飞机起飞时，引擎的轰鸣声震得她胸口发麻，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在座椅上。她紧紧抓住扶手，指节发白。然后，飞机穿过云层，窗外的世界突然变得开阔而明亮——云海在下方翻涌，天际线是一片橙红色的、正在慢慢变暗的光带。她看着窗外，说不出话来。坐在她旁边的玛利亚，也沉默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扇小小的窗户，像是要把眼前的景象刻进记忆里。她们没有说话。但她们的手，在座椅扶手下方，紧紧地握在一起。
飞机降落在香港国际机场时，是晚上。她们跟着人流走出到达大厅，穿过那些明亮的、光洁的、反射着灯光的走廊，然后，她们走出了航站楼的大门。那一刻，朱莉安停下了脚步。她站在门口，仰起头，看着眼前的景象，张大了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香港的夜景，像一堵由光筑成的墙，矗立在她面前。那些摩天大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一片发光的森林，每一扇窗户都是一颗星星，每一栋建筑都是一座灯塔。灯光有白色的，有黄色的，有蓝色的，有红色的，在夜空中交织成一幅巨大而璀璨的画卷。远处，维多利亚港的水面倒映着两岸的灯火，波光粼粼，像一条流动的银河。她站在那里，久久无法移动。她想起特蕾莎说过的话——“香港是一座由玻璃和钢铁建成的城市，到了晚上，整座城市亮起来，像一座发光的山。”特蕾莎没有骗她。这座山，此刻就矗立在她面前，比她想象的更高，更亮，更不真实。她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感觉到疼痛，才确信这不是梦。
中介把她们带到了位于太古城的一栋住宅楼前。那是一栋三十多层的高层建筑，外墙是浅灰色的，入口处有玻璃门和保安亭，电梯里铺着大理石地面，镜面墙壁映出她们疲惫而紧张的面孔。她们乘电梯上了二十三层，中介按响了门铃。门开了，一个穿着家居服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头发盘起来，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她就是雇主张太。张太的先生姓张，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张太本人以前也是职业女性，生了孩子后辞了工作，在家照顾双胞胎。但随着孩子长大，她觉得自己需要帮手，于是通过中介雇佣了两个菲佣——就是朱莉安和玛利亚。张太的家，对朱莉安和玛利亚来说，就像一个博物馆。一百多平方米的公寓，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已经算是相当宽敞。客厅里摆着一套米白色的真皮沙发，对面是一台巨大的液晶电视，电视柜上摆着各种她们叫不出名字的电子产品。厨房里有一台双开门冰箱，打开来，里面的食物琳琅满目——牛奶，果汁，奶酪，火腿，各种蔬菜水果，还有她们从未见过的、包装精美的进口食品。洗衣机是自动的，烘干机是独立的，吸尘器是那种不需要电线的。她们站在客厅中央，手足无措，像是两个误入了皇宫的乞丐，生怕碰坏任何一样东西。
第一周，她们几乎是在恐惧中度过的。她们不敢坐那张沙发，怕坐皱了；不敢用那个洗衣机，怕按错了按钮；不敢碰那个咖啡机，怕弄坏了赔不起。她们小心翼翼地走路，小心翼翼地说话，小心翼翼地呼吸，像两只警觉的小动物，时刻准备着逃跑。张太对她们还算客气，但那种客气是有距离的——她称呼她们“姐姐”，语气温和，但眼神里总有一种审视的意味，像是在评估一件刚刚到手的商品，看它是否符合说明书上的描述。双胞胎五岁，一男一女，正是最调皮捣蛋的年纪。他们对这两个新来的“姐姐”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试探。男孩会用英语命令她们做这做那，女孩则会用粤语跟哥哥交流，然后一起咯咯地笑，像是在共享某种她们听不懂的秘密。朱莉安和玛利亚努力地适应着，努力地记住每一个指令，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她们以为自己做得还不错。
问题出现在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
那天下午，张太把她们叫到客厅，表情有些不太自然。她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她说得很委婉，很客气，但每一句话都像一根细小的针，扎在朱莉安和玛利亚的心上。她说，中介跟她反馈，说两个女孩的英语口音比较重。她说，她并不是要挑剔她们的工作表现——她们很勤快，很努力，她都看在眼里。但是，她担心，孩子们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如果长时间和口音重的保姆待在一起，可能会“受到影响”。她说，她也是为孩子着想，希望她们能理解。她说话的时候，目光一直落在茶杯里，没有看她们的眼睛。朱莉安站在那里，听着张太的话，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烫，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根。她想说点什么——想说她们在培训营里学了三个月英语，想说她们已经很努力在纠正发音了，想说她们可以做得更好，请再给她们一次机会。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像一团湿透的棉花，怎么也说不出来。她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崭新的、中介统一配发的白色运动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玛利亚站在她旁边，也没有说话。但朱莉安能感觉到，玛利亚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试用期没有通过。中介来接她们的时候，张太站在门口，还是那副礼貌而疏远的微笑。她递给她们每人一个信封，里面是半个月的工资。“辛苦了。”她说。朱莉安接过信封，手指触到那薄薄的纸张，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屈辱。她不是来要施舍的。她是来工作的。她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做好了被挑剔的准备，做好了被骂的准备。但她没有准备好，被这样温和地、礼貌地、无可辩驳地拒绝。因为她的口音。因为她说话的方式。因为她舌头的位置不对，因为她发不出那个标准的、圆润的、被这座城市认可的元音。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信封，感觉到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却不可抗拒地推出了这个明亮的世界，推回了她来时的黑暗中。
她们被安排住进了深水埗一间狭小的阁楼床位，等待中介重新安排工作。深水埗和太古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光洁的大理石地面，没有双开门冰箱，没有能俯瞰维多利亚港的落地窗。这里的街道狭窄而拥挤，两旁的旧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晾衣竿从窗户伸出来，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衣物，像一面面破碎的旗帜。街边摆满了各种摊位——卖手机的，卖电子零件的，卖廉价衣物的，卖小吃的——人声鼎沸，空气里混合着煎炸食物的油气、汗味和垃圾的酸腐味。她们的阁楼床位在一个老旧大厦的顶层，要爬八层楼梯。房间大约四五平方米，刚好能放下一张上下铺，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排气扇，嗡嗡地转着，把外面浑浊的空气抽进来，又把里面更浑浊的空气排出去。房租每月两千港币，押一付一，几乎是她们全部积蓄的一半。她们并排坐在那张窄窄的下铺上，沉默了很久。
“我们怎么办？”朱莉安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玛利亚没有回答。她坐在那里，低着头，双手交握在膝盖之间，不知道在想什么。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比朱莉安预想中要平静一些：“继续找工作。香港这么大，总有人不嫌弃我们的口音。”朱莉安没有说话。她知道玛利亚说得对。但她也知道，香港很大，但机会并不像她们想象中那么多。她们是菲佣，是成千上万在港外籍家政人员中的两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只有一张培训营的证书和一身使不完的力气。而这座城市，对她们的英语口音，有着比她们预想中更严格的筛选标准。
接下来的几周，她们跑遍了港岛和九龙的中介公司。一家一家地敲门，填表，面试，等待通知。有的中介看了她们的资料，直接摇头；有的让她们回去等消息，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有的一见面就问她们有没有香港工作经验——她们没有，于是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她们的英语口音，像一道隐形的门槛，把她们一次又一次地挡在门外。那些中介不会直接说“你的口音不行”，他们只是会说“我们再联系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朱莉安开始怀疑，培训营里那三个月的苦练，到底有没有用。她想起那些熬夜抄写单词的夜晚，想起那些被纠正发音时舌头打结的窘迫，想起她和玛利亚缩在蚊帐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一遍一遍地念着那些陌生的音节。她以为那些努力，能帮她们敲开这个世界的大门。但现在她发现，那扇门根本没有锁，只是门缝太窄了，窄到她们的发音方式，就成了被挡在门外的理由。
积蓄在迅速地消耗。她们开始削减开支——早餐不吃，午餐和晚餐各吃一个最便宜的菠萝包，配白开水。她们不再坐地铁，能走路的地方尽量走路。有一次，朱莉安在街上走着走着，忽然感到一阵眩晕，眼前发黑，不得不扶着路边的栏杆蹲下来。她蹲在那里，等那阵眩晕过去，然后站起身，继续走。她没有告诉玛利亚。她知道，玛利亚也在饿着。有一天晚上，玛利亚在翻钱包的时候，发现里面只剩下不到两百港币了。她坐在床上，手里攥着那些皱巴巴的纸币，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朱莉安，说：“我们得换个地方。”朱莉安看着她：“换去哪里？”玛利亚没有立刻回答。她低下头，看着手里那些纸币，像是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然后她说：“我听说，迪拜那边缺人。工资比香港高，而且……没那么看重口音。”
朱莉安没有说话。她坐在那里，在闷热狭小的阁楼里，听着排气扇嗡嗡的转动声，听着楼下街道上传来的、模糊的人声和车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她想起了培训营里冈萨雷斯女士的教鞭，想起了张太那礼貌而疏远的微笑，想起了那些中介敷衍的“我们再联系你”。她想起了母亲跪在圣母像前祈祷的样子，想起了母亲念出“远方”那个词时颤抖的声音。她不知道迪拜是什么样的。她不知道那里会不会比香港更好，或者更差。她只知道，香港，她们待不下去了。“好。”她说。“我们去迪拜。”
那个晚上，她们躺在窄窄的上下铺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谁也没有睡着。朱莉安听着玛利亚在翻身时床板发出的吱呀声，听着她轻轻的呼吸声，忽然想起了她们离开棉兰老岛的那天清晨。母亲站在村口，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目送着她走远。她当时以为，走出去，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现在她知道了，走出去，只是第一步。走出去之后，还有无数的门槛在等着她们。而那些门槛，有些看得见，有些看不见。有些是口音，有些是肤色，有些是她们现在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闭上了眼睛。明天，她们要去办去迪拜的手续。后天，她们要收拾那少得可怜的行李。再然后，她们要飞往另一座陌生的城市，继续她们漫长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旅程。她不知道迪拜会怎样对待她们。她只知道，她们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像那些在村里再也没有出去的人一样，一辈子活在泥水里，活在母亲们的祈祷里，活在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的阴影里。她不能回去。至少，不是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