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姐妹》冰雪森林

5、培训营 十五岁那年

　　十五岁那年，朱莉安和玛利亚被父母送去了马尼拉郊区的菲佣培训营。

　　出发的那天清晨，天还没亮透。罗莎和艾琳站在村口，看着自己的女儿背着一个小小的编织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塑料水杯、以及母亲们连夜准备的几块香蕉干和烤木薯。她们没有哭——至少没有当着女儿的面哭。她们只是站在那里，像两棵被风吹弯了腰的老树，目送着那两个瘦小的身影沿着土路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晨雾和树林的交界处。朱莉安回头看了一眼。她看到母亲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她没有挥手，母亲也没有。她们只是隔着越来越远的距离，互相望着，直到雾气把彼此吞没。然后朱莉安转回头，继续走。她没有再回头。

　　培训营设在马尼拉郊区的一片工业区中。大巴车在一条坑洼的水泥路边停下来时，朱莉安透过车窗，看到了一排低矮的铁皮屋顶建筑，被一圈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围住，大门是铁栅栏的，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串她看不太懂的英文。她后来才知道，那牌子上的字是“圣母之心家政培训中心”。听起来像是一个仁慈的、充满关爱的地方。但当她拎着编织袋走进那扇铁栅栏门时，她感受到的不是仁慈，不是关爱，而是一种沉闷的、压抑的、混合着消毒水气味和几百个女孩体温的特殊氛围。

　　宿舍是一间巨大的铁皮棚屋。里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双层铁床，床与床之间只够侧身通过。每个床位配发一条薄薄的草席、一张毛毯和一个枕头——枕头里填充的是碎布头，睡上去硬邦邦的，带着一股陈年的霉味。几十个女孩挤在这一间大通铺里，空气闷热而浑浊，混杂着汗味、洗衣粉味和青春期女孩特有的体味。朱莉安和玛利亚被分配到了相邻的下铺。她们把草席铺好，把衣服叠好放在枕头边，然后坐在床沿上，看着周围那些陌生的、和自己一样肤色黝黑的女孩们，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混合着不安和期待的情绪。她们知道，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她们就不再是棉兰老岛雨林里的野孩子了。她们将成为某种别的东西——某种被称作“海外务工人员”的东西。

　　培训营的作息是严格的。早上五点起床，五分钟洗漱，然后集合做早操。早操之后是早餐——一碗稀粥，一块面包，一根香蕉。吃完早餐，从七点开始，就是全天候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家政技能——如何正确地扫地、拖地、擦窗户、整理床铺、分类收纳物品。婴幼儿护理——如何正确地抱婴儿、换尿布、冲奶粉、哄睡、识别常见疾病症状。老年人照护——如何正确地协助老人翻身、喂食、测量血压、处理失禁。简单的烹饪——如何做几道基本的西餐和中餐，如何摆盘，如何根据雇主的要求调整口味。以及，最重要的——英语。

　　教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冈萨雷斯，身材高大壮硕，剪着一头短发，永远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和深色的长裤。她手里总是拿着一根教鞭——不是用来指黑板的，是用来敲桌子的。当她觉得哪个学员注意力不集中时，她会用教鞭猛地敲一下那个学员面前的桌面，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吓得那人一哆嗦。冈萨雷斯女士的英语非常流利，带着一种近乎苛刻的标准口音。她要求所有学员在课堂上必须用英语回答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尽量用英语交流。谁要是被抓到说了母语——不管是他加禄语还是比科尔语还是伊洛卡诺语——就要被罚抄写英语单词一百遍。抄不完，不许睡觉。

　　朱莉安的英语底子很差。在村里的小学，英语课虽然从一年级就开始开设，但教他们的老师自己的发音都不标准，教出来的学生自然更是一塌糊涂。朱莉安能认得一些简单的单词，能磕磕绊绊地读出课本上的句子，但要让她用英语完整地表达一个意思，她的舌头就像打了结一样，那些音节堵在喉咙里，怎么也出不来。上课第一天，冈萨雷斯女士让每个学员用英语做自我介绍。轮到朱莉安时，她站起来，脸红到了耳根，嘴唇动了半天，才憋出一句：“My name is… Ju… Julian…”然后她就卡住了。她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她不知道“我来自棉兰老岛”用英语怎么说，不知道“我今年十五岁”用英语怎么说，不知道“我想去香港工作”用英语怎么说。她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手指紧紧地攥着衣角，指甲几乎要嵌进布料里。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她听到后排传来几声压抑的窃笑。

　　冈萨雷斯女士走到她面前，用教鞭轻轻敲了敲她的桌面。“Sit down.”她说。朱莉安坐了下来，低着头，盯着自己面前那张空白的笔记本，感觉到眼眶在发热。但她没有哭。她咬着嘴唇，把那股热气压了下去。坐在她旁边的玛利亚，在桌子底下伸出手，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那只手是温暖的，有力的，像是在说：没关系，我在这里。

　　那天晚上，她们缩在蚊帐里，借着一支小小的手电筒，开始补习英语。玛利亚的英语比朱莉安好一些——她在学校里成绩更好，也更有语言天赋。她把白天的笔记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给朱莉安看，指着那些单词，一个一个地教她发音。“This… this is a… table.”“This is a… table.”“不对，table，ta-ble，舌尖要顶一下上颚。”“Ta… ble。”“对，再来。”“This is a chair。”“This is a chair。”“Good. This is a window。”“This is a… win-dow。”“对！就是这样！”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怕吵醒其他已经睡着的女孩。手电筒的光在狭小的蚊帐空间中形成一个昏黄的光晕，照亮了她们凑在一起的两颗脑袋，照亮了笔记本上那些歪歪扭扭的英文字母。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汗水顺着脖颈流下来，但她们没有停下来。她们一遍一遍地念着那些陌生的音节，舌头在口腔中探索着那些从未使用过的发音位置，像在学习一种全新的行走方式。

　　那些音节对她们来说是抽象的，空洞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Table”只是一组字母的组合，“chair”只是一种发声的方式，“window”只是一个需要舌尖抵住上颚再放开的动作。她们不知道这些单词会在未来的哪一天派上用场，不知道它们会和什么样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她们只知道，冈萨雷斯女士说过，英语是通往那个“远方”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她们连大门都摸不到。所以她们一遍一遍地念着，像念咒语一样，把这些陌生的音节刻进舌头的肌肉记忆里。

　　惩罚是家常便饭。朱莉安因为说母语被罚抄单词的次数最多。有一次，她在排队打饭时，不小心用他加禄语对前面的玛利亚说了一句“今天的香蕉看起来好小”，被巡查的助教听到了。当天晚上，她被罚抄一百遍“I will not speak Tagalog in the training center”。她坐在宿舍角落那张简陋的木桌前，就着一盏昏暗的灯泡，一笔一划地抄写着那行英文句子。抄到第五十多遍的时候，她的手指开始酸痛，字迹也变得潦草起来。玛利亚洗完澡回来，看到她还在抄，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她旁边坐下来，拿起另一支笔，开始帮她抄。朱莉安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你不用帮我抄，这是罚我的。”玛利亚头也不抬：“少废话，快点抄完早点睡。明天还有课。”她们两个人，一人一半，把那剩下的一半抄完了。抄完之后，朱莉安把作业交给助教，回到床边，躺下来，感觉到手指在微微颤抖。玛利亚已经躺下了，背对着她，似乎已经睡着了。朱莉安看着玛利亚的背影，在黑暗中，那轮廓模糊而熟悉。“玛利亚。”她轻声叫了一句。“嗯。”玛利亚没有转身。“谢谢你。”玛利亚没有回答。但朱莉安看到，她在黑暗中翻了个身，面朝自己这边，然后从蚊帐的缝隙中伸过手来，轻轻拍了拍她的头。那个动作，和母亲曾经做过的一模一样。

　　培训营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女孩们也在这种艰苦中找到了一些微小的快乐。周末的晚上，如果表现好，冈萨雷斯女士会允许她们在食堂里看一会儿电视——虽然只能看指定的英语频道，但能看到画面，听到声音，对她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她们挤在那台老旧的小电视机前，看着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影像——西方的电影，美国的新闻，英国的纪录片。她们看不太懂，但她们专注地盯着屏幕，努力地从那些快速流动的对话中捕捉自己认识的单词，像在湍急的河流中试图捞起几片落叶。偶尔听懂了一个句子，她们会兴奋地对视一眼，像是捡到了一枚硬币。

　　她们还学会了唱一首英文歌。那是一首老歌，是冈萨雷斯女士在某个周末的晚上教她们的。歌词很简单，旋律也很容易上口。她们一遍一遍地跟着唱，虽然发音不准，虽然不理解每一句歌词的意思，但唱着唱着，她们会感到一种奇异的、轻盈的感觉，像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那旋律托了起来，飘到了半空中。那天晚上，她们躺在各自的床上，在黑暗中，轻声哼着那首歌的旋律。哼着哼着，有人开始小声地唱出歌词。然后是更多的人加入。那歌声在闷热的、拥挤的宿舍中低低地回荡着，像一条细小的、温暖的地下河，流过那些坚硬的水泥地面和铁皮屋顶，流过那些年轻而疲惫的身体，流向某个她们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朱莉安躺在黑暗中，听着那歌声，忽然想起了母亲跪在圣母像前祈祷的样子。她想起了母亲念出“远方”那个词时颤抖的声音。她忽然觉得，此刻躺在这间铁皮棚屋里，和几十个和她一样黑皮肤、一样做着同一个梦的女孩们一起哼着这首英文歌，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远方”。虽然它和她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光鲜，没有那么轻松，甚至充满了枯燥的重复和严厉的惩罚。但它是真实的。是可以用手触碰到的。是可以一步一步走过去的。

　　培训营为期三个月。三个月后，她们将通过考核，获得一张证书，然后被中介安排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三个月，听起来很长，但过起来很快。快到朱莉安还没有完全掌握那些复杂的时态和语法，还没有学会如何用英语流利地介绍自己，就已经要面对结业考试了。考试前一天晚上，她失眠了。她躺在硬邦邦的床铺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周围女孩们均匀的呼吸声和偶尔的翻身声，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地跳着，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兽。她害怕。她害怕明天考不过，害怕拿不到证书，害怕被送回村里，害怕让母亲失望，害怕让玛利亚失望。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把脸埋进那个硬邦邦的枕头里。然后她感觉到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是玛利亚。“别怕。”玛利亚的声音在黑暗中很轻，很稳，“你一定能过的。你已经比刚来的时候好太多了。”朱莉安没有说话。她只是把手伸过去，握住了玛利亚的手。两只手在黑暗中紧紧地握在一起，像是要从对方那里汲取最后一点勇气和力量。

　　第二天，她通过了。不是最高分，但通过了。拿到那张证书的时候，她站在培训营的院子里，在正午的烈日下，低头看着那张盖着红章的纸，看了很久。纸上的英文她大部分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她不太确定具体的意思。她只知道，这张纸，是她用三个月的时间，用无数个熬夜抄写的夜晚，用无数次被纠正发音时的窘迫，换来的。她把它小心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玛利亚走过来，手里也拿着她的证书，朝她扬了扬，笑得露出了牙齿。“我们做到了。”她说。朱莉安看着她，也笑了。那是她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真正地、发自内心地笑。她们站在烈日下，手里攥着那张通往“远方”的门票，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她们不知道香港是什么样的，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样的人家和什么样的生活。她们不知道，那张她们用汗水和眼泪换来的门票，在到达目的地之后，会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她们不知道，她们将要面对的，是比培训营的教鞭和罚抄单词残酷得多的现实。但此刻，她们只是站在那里，笑着，攥着那张纸，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她们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