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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六章图纸背面 那一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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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
梦里反复出现同一口井。青砖砌的井壁,长满了暗绿色的苔藓,井口被一块水泥板封着。我站在井边,想搬开那块水泥板,但怎么也搬不动。井底传来一种声音,像是水在响,又像是有人在说话。我趴在井沿上,把耳朵贴到水泥板上——
然后醒了。
窗帘外面的天已经亮了,灰白色的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模糊的亮斑。我躺在床上,听着楼下偶尔传来的汽车声和远处早点摊的吆喝声,脑子里还残留着那个梦的碎片。
井。
我翻身坐起来,光着脚走到书房,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西方美术史》。图纸还夹在里面,我把它抽出来,摊在书桌上。
昨天光线太暗,我只是大致看了一遍,记住了这是一张祭祀坑的结构剖面图,标注密密麻麻,画的是一座地下建筑的内部构造。现在借着早晨的自然光再看,我才真正看清楚这张图的精细程度。
图纸是手绘的,用的是绘图铅笔,线条极细极均匀,每一根线的起止都干净利落。建筑物的剖面被分成好几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标注——有的是尺寸数字,有的是材料说明,有的是箭头指向某个部位,在旁边写着“疑似通气孔”“此处有水流痕迹”“石门,厚度约30cm”之类的小字。
图纸的正中央,是一个椭圆形的空腔,标注着“核心室”三个字。核心室的顶部有一条虚线向上延伸,穿过上面几层结构,一直通到地表。虚线旁边有一行字:“竖井通道,直径约1.2米,已被回填。”
竖井。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图纸翻了过来。
昨天我只看过正面,没有看背面。现在翻过来才发现,背面也有字——不是铅笔,是一支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比正面的铅笔字潦草得多,像是随手记上去的:
“入口不在黑水沟,在井里。——陈,62.3.12”
陈。陈鹤年。我外公。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他写完这张图纸的一年半之后,又在这张图纸的背面补了这么一句话。
入口不在黑水沟,在井里。
也就是说,我外公在完成这张图纸之后,又发现了什么问题——也许是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有误,也许是他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情况。总之,他在图纸背面留下了更正信息。
但这句话为什么写在背面?为什么不直接在图纸上改?
我想了想,给出了一个猜测:这张图纸可能不止一个人看过。我外公不方便在正面修改,因为正面是“正式版本”,所以他只能在背面悄悄地补上一笔。
那口井。
昨晚梦里那口井。
我放下图纸,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凉水。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出来,冰凉冰凉的,我喝了一大口,靠在灶台边上。
现在我知道了两件事。
第一,西望村地下祭祀坑的真正入口,不是李飞一直在调查的黑水沟,而是村里的一口井。这件事李飞知不知道?从他的信来看,他似乎一直被马奎的人盯着,活动范围受限,也许他到出事都没来得及发现这个秘密。
第二,我外公在画完这张图纸之后,又发现了什么。他把它写在背面,没有告诉任何人——也许他告诉了李飞,也许没有。从李飞的信里看,他提到过“陈工留给我的图纸”,但没有提到过图纸背面的这句话。
也就是说,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我放下水杯,回到书房,把图纸小心地折好,放回《西方美术史》的书页里。然后我打开衣柜,从最上层的被褥后面摸出那个铁皮饼干盒,把那七封信又看了一遍。
这一次我看得更仔细。
我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第一封信的信封上,收件人地址写的是“滨城市纺织厂家属院3号楼201室”。那是我外公家的地址。那时候我妈还没结婚,还住在我外公家。
但第七封信的信封上,收件人地址变成了“滨城市纺织厂家属院3号楼201室转陈秀兰”。多了一个“转”字。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寄信的人不确定我妈是否还住在那里,所以加了一个“转”字,请收件人帮忙转交。也就是说,李飞写第七封信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我妈的回信了——或者他根本不确定她有没有收到前面的信。
我翻到第七封信的最后一页,又看了一遍那句话:“如果这封信到了你手里,说明我已经出了事。请你替我保管好这些信,将来如果有人来找你问起我的事,把信交给他。”
他把这些信寄给我妈,是把她当成一个安全的保管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出事,他需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来替他保存这些证据。
他为什么信得过我妈?
因为我外公。
我外公和他一起工作过,他信任我外公,所以他信任我外公的女儿。
我把信收好,放回饼干盒里,又把饼干盒放回衣柜最上层。然后我站在客厅中央,环顾了一圈这个我住了三十多年的家。
墙上挂着我妈的照片,是她在纺织厂门口拍的,穿着蓝色的工装,头发塞进帽子里,笑得很好看。那是八十年代初,她还没结婚,还年轻,还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她收到这些信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她看完之后,有没有想过要去西望村找李飞?
她有没有后悔过——没有去?
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了。我妈已经不在了,我没办法问她。
但我可以替她去做一些事。
我换好衣服,背上包,出门。今天是周三,上午有两节课,下午没课。我打算上完课之后去一趟市图书馆,查一查西望村的资料。
三月的滨城,风里还带着凉意。路边法国梧桐的枝丫已经开始冒芽了,细细的嫩绿色,在灰扑扑的树枝上显得格外鲜亮。我走在人行道上,缩了缩脖子,把围巾裹紧了一些。
到学校的时候,早自习刚下课,走廊里到处都是学生。几个女生从我身边跑过去,笑嘻嘻的,马尾辫在脑后甩来甩去。一个男生靠着墙在背英语单词,嘴里念念有词,眼睛盯着课本,但明显已经走神了。
我穿过走廊,上楼,进办公室。刘芸已经到了,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喝茶,看见我进来,打量了我一眼:“你今天气色好点了。”
“是吗?”
“昨天那脸白得跟纸似的,吓人。”她喝了一口茶,“怎么,想通了?”
“算是吧。”我把包放下,拿出教案,“就是没睡好,没什么大事。”
刘芸没再追问。她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
上午的两节课上得还算顺利。初二(4)班今天画静物,我摆了一组陶罐和苹果,让他们用素描表现明暗关系。大部分学生画得还算认真,有几个明显在摸鱼——一个男生把陶罐画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土豆,旁边还加了一张笑脸。我走过去看了一眼,忍住没笑,让他重新画。
下课之后,我在食堂随便扒了几口饭,然后开车去了市图书馆。
滨城市的图书馆是老建筑,灰白色的楼体,大门上方挂着“滨城市图书馆”几个铜字,已经有些发绿了。里面光线不太好,阅览室的日光灯管有几根坏了,嗡嗡地响着,忽明忽暗。
我找到地方志的区域,在书架之间穿梭。西望村所属的县叫青平县,我找到那本《青平县志》,厚厚的一大本,深蓝色的封面,书脊已经有些开裂了。我把它抽出来,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开始翻。
县志是按年份编的,我翻到1970年代的部分,一页一页地找。前面都是些常规的内容——农业生产、水利建设、人口统计——翻到1976年的时候,我停住了。
有一页的标题是:“青平县青龙水库移民安置工作总结”。
我往下看。文章写得四平八稳,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措辞,大意是说青龙水库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库区群众“积极响应号召,舍小家为大家”,按时完成了搬迁任务。文章后面附了一个表格,列出了所有受影响的村庄和搬迁户数。
西望村,户数:七十三户,人口:三百一十二人。全部按期搬迁完毕。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三百一十二人。这些人后来去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还记不记得西望村的样子?那些老人——那些知道“老人会”秘密的老人——还活着吗?
我继续往下翻。翻到1975年的时候,又看到一条简短的报道:
“我县西望村一社员因违反安全生产规定,擅自进入废弃矿洞,导致塌方身亡。有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切勿进入废弃矿洞,以免发生意外。”
没有姓名。没有具体细节。就这短短两行字,夹在农业生产的报道和一篇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之间,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但我知道这条报道说的是谁。
李飞。
我合上县志,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灰白色的天空。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光斑,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
我坐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站起来,把县志放回书架上,走出了图书馆。
下午的风比早上大了一些,吹得路边的法桐枝条来回摇晃。我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一刻。还有时间。
我翻开手机通讯录,找到一个号码,犹豫了一下,拨了出去。
嘟——嘟——嘟——
响了四五声,那边接起来了。
“喂,你好。”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点本地口音。
“你好,请问是青平县档案馆吗?”
“是,你哪位?”
“我是滨城市的一个读者,想查一些青平县的老资料,不知道方不方便?”
“查什么资料?”
“关于西望村的。”我说,“就是以前青龙水库淹没区那个村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西望村?”那个声音变得有些迟疑,“你查那个村子干什么?”
“我家里有人在那边待过,想了解一下情况。”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那个男人说:“我们这边的档案,不对外公开查阅。”
“那需要什么手续?”
“你等一下。”电话那头传来翻东西的声音,然后那个男人说,“这样吧,你留个电话,我问清楚了给你回过去。”
“好的,谢谢你。”
我报了自己的号码,挂了电话。
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我握着手机,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风把头发吹到脸上,我伸手拨开。
那个人的语气让我有些在意。我一提“西望村”,他的语气就变了。是我想多了,还是这个村子的名字在青平县依然是一个忌讳?
我走下台阶,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上车之后,我没有立刻发动引擎。我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脑子里转着各种念头。
那张图纸背面的话。那七封信。那口井。那个在电话里迟疑的声音。
它们像珠子一样散落在我面前,我隐约看到了把它们串起来的那根线,但还看不清楚整条线的走向。
不过没关系。
我有的是时间。
我发动引擎,挂上挡,把车开出停车位。
后视镜里,图书馆的灰白色楼体渐渐远去。
而我的脑子里,那口井的画面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