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黄土手札》芭乐奶盖

6、第五章饼干盒 我坐在

　　我坐在母亲房间的地板上，手里捧着那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半天没动弹。
　　盒子上的图案是那种八十年代常见的——红色的牡丹花，金色的边，盖子边缘有一圈锈迹。小时候家里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装的是花生糖和芝麻饼，我经常趁我妈不注意偷偷掀开盖子摸一块吃。
　　但这个盒子里装的不是糖。
　　我解开橡皮筋，那沓信松松地散开。一共七封，信封都已经泛黄发脆，边角有些磨损。每一封的正面都用钢笔写着同样的字：“陈秀兰同志亲启。”落款都是一个字：“李。”
　　我抽出第一封里面的信纸，展开。纸已经发黄了，折痕处有些磨损，但字迹还很清晰。钢笔字，笔画有力，横平竖直，一看就是练过字的人写的。
　　信的开头没有称呼，直接切入正题：
　　“今天是到西望村的第三天。村子比我想象中大，大约有三百来口人，主要种玉米和红薯。村西有一条干涸的河沟，当地人叫黑水沟。我借口勘探地形去走了一趟，沟底的土层确实有问题——表层是正常的冲积土，但往下不到两米就有明显的人工扰动痕迹。”
　　我屏住呼吸，继续往下看。
　　“晚上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坐了一会儿，有几个村民过来搭话。问我是哪儿来的，来干什么。我说我是下放劳动改造的，他们就不再问了。但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人一直在打量我，眼神不太友善。后来别人告诉我，那人叫马奎，是村革委会主任的侄子。”
　　马奎。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脑子里。
　　我在梦里见过这个人。那个穿绿色军上衣、腰间别着黑色木柄短刀的男人。那个带着人要抓我的男人。
　　原来他真的存在。
　　我放下第一封信，拿起第二封。日期是一个多月以后。
　　“黑水沟那边我又去了几次。沟底的扰动层范围比我想象中大得多，不是普通的塌方或洪水冲刷造成的。我怀疑下面有大型人工构筑物。但眼下没法开挖——马奎派人盯上我了，每次我去西边都有人跟着。”
　　第三封信的日期又往后推了两个月。
　　“今天在村东的高坡上碰到一个年轻人，叫赵大壮，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聊了几句，发现这人不错，直性子，心里不藏事。他告诉我一件事：去年七月十五，村里有七个人在黑水沟那边失踪了。村里说是塌方，但尸体一具都没找到。他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声音，还回头看了看。”
　　赵大壮。
　　又一个梦里的名字。
　　我坐在地板上，膝盖上摊着那些信，感觉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
　　第四封信，第五封信，第六封信。每一封都不长，两三页纸，字迹工整，措辞克制。写信的人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口吻，记录着他在这座村庄里的发现——黑水沟底部的异常地层，村民讳莫如深的态度，马奎越来越明显的敌意，以及那个叫赵大壮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的暗中帮助。
　　第七封信，也是最后一封。日期是1975年农历七月初十。
　　信只有一页纸，字迹比前面几封潦草一些，像是匆忙间写的：
　　“时间不多了。马奎已经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大壮让我尽快离开村子，但我不能走。那个东西还在下面，我必须确认它到底是什么。如果这封信到了你手里，说明我已经出了事。请你替我保管好这些信，将来如果有人来找你问起我的事，把信交给他。”
　　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字：
　　“李。”
　　我坐在地板上，把那七封信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窗外的光线慢慢暗了下来，房间里变得灰蒙蒙的，我没有开灯。
　　李飞。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不是一个梦里模糊的影子。他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一个有血有肉、会写工整的钢笔字、会在地质队里学会看土层、会在深夜坐在老槐树底下观察村民的人。
　　他来西望村的时候三十岁。他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寄给我母亲。
　　我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些信。
　　她把这些信藏在铁皮饼干盒里，塞在床底下，用旧衣服和樟脑丸盖住。她守了这个秘密一辈子，直到去世。
　　为什么？
　　我拿起最后一封信，又看了一遍最后那句话：“如果有人来找你问起我的事，把信交给他。”
　　有人来找过吗？
　　我不知道。
　　但我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信封上的邮戳。我拿起第一封信的信封，凑到窗边借着最后的天光仔细看。邮戳上的字已经很模糊了，但还是能辨认出几个字：“柳河”，“1971”。
　　柳河县。
　　李飞从西望村寄出的信，走的柳河县的邮政。
　　我又拿起第七封信的信封。邮戳上的日期是1975年8月。也就是说，这封信寄出之后没多久，他就出事了。
　　我翻到第七封信的背面，发现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加上去的，笔迹比正文淡一些：
　　“另：饼干盒里有一张图纸，是陈工留给我的。你看不懂没关系，留着。将来会有人用得着。”
　　陈工。
　　陈工是我外公。陈鹤年。
　　我拿起那个铁皮饼干盒，翻过来摇了摇。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我又伸手到纸箱子里摸了摸，摸到一个扁平的塑料袋，用胶带粘在纸箱的内壁上。
　　我撕开胶带，打开塑料袋。
　　里面是一张折叠起来的牛皮纸。展开之后，大约有A3纸那么大，上面是用铅笔绘制的一幅图纸。线条精细，标注密密麻麻，画的是一座建筑物的剖面结构图。
　　图纸的右下角，有一行铅笔小字：
　　“西望村地下祭祀坑结构示意图。测绘人：陈鹤年。一九六〇年十一月。”
　　我捧着那张图纸，在地板上坐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朦朦胧胧地照在图纸上。那些铅笔线条在昏暗的光线中若隐若现，像是一条条通往地下的路。
　　我盯着图纸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小心地折好，放回塑料袋里。又把那七封信装回铁皮饼干盒里。我把这两样东西分开藏在了不同的地方——图纸夹在了书架上那本《西方美术史》的书页中间，饼干盒放回了衣柜最上层的被褥后面。
　　做完这一切，我站在客厅中央，环顾了一圈这个我住了三十多年的家。
　　它忽然变得陌生了。
　　好像每一面墙后面都藏着暗格，每一块地板下面都埋着秘密。而我活了三十六年，到今天才第一次发现。
　　我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
　　离婚以后我开始抽烟的，抽得不多，一天两三根，通常是在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今晚的月色很好，月光照在对面楼房的屋顶上，镀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远处的街道上偶尔有一辆车驶过，车灯划破夜色，又迅速消失。
　　我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摁灭在阳台的花盆里。
　　然后我回到屋里，锁好门窗，关掉手机，躺在床上。
　　我没有开灯。黑暗中，那些信上的字句还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滚动。李飞，马奎，赵大壮，黑水沟，祭祀坑，七个人失踪。
　　还有那句“将来如果有人来找你问起我的事，把信交给他”。
　　李飞等的那个人，是我吗？
　　如果是，他等了我三十年。
　　如果不是，那他现在还在等谁？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那些画，那些梦，那封信，那张图纸。它们像拼图的碎片一样散落在我面前，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把它们拼到一起。
　　不过没关系。
　　我有的是时间。
　　而那些藏在暗处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别的什么——它们等了这么多年，也该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