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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四章病房 我盯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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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那张画看了很久。
画上的男人躺在病床上,脸上扣着氧气面罩,只露出额头和眼睛。他的眼睛闭着,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睡梦中也无法放松。他的颧骨很高,脸颊凹陷下去,和第一张画里那个站在槐树下的侧影比起来,瘦了太多。
但我知道是同一个人。
我把画纸取下来,和前三张并排放在一起。四张画,四个人物:一个握拳的男人,一排黄土房子,一个年轻女人的侧脸,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病人。
这四张画之间有什么联系?
那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病了?苏婉宁为什么坐在他的病床边?她说的“你来晚了”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画架前,一直到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楼下传来环卫工人扫街的声音,刷刷的,很有节奏。远处有狗叫了几声,然后又安静下来。
我揉了揉眼睛,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一杯凉水喝。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出来,冰凉冰凉的,灌进喉咙里的时候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今天是周二。
我还有课。
我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把四张画收进画夹里,背上包出门。走到楼下的时候,发现信箱里塞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又是那种信封。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地址。
我四下看了看。早晨的小区里只有几个晨练的老人在慢悠悠地打太极,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从楼门前经过,没有人注意我。
我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照片。
不是复印的。是一张原片,和旧货市场那张一模一样的原片——同样的红砖楼,同样的一群人,同样的碎花裙女孩。
但这一次,照片背面有字。
不是“送李飞同志最后一程”那行褪色的钢笔字。
是一行全新的字,用黑色签字笔写的,字迹很新,笔画有力:
“他在等你。”
我站在楼道口,捏着那张照片,感觉三月的晨风忽然变得很冷。
到了学校,我没有直接去办公室,而是先去了教学楼后面的自行车棚。那里僻静,早上没什么人。我掏出手机,翻到苏婉宁的号码,拨了过去。
嘟——嘟——嘟——
响了五六声,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次。这次响了三声就接了。
“喂。”苏婉宁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像是没睡好。
“苏医生,我又收到了。”
“收到什么?”
“一张照片。和旧货市场那张一样的合影。但背面有字,写着‘他在等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他”是指谁?
“我不知道。”苏婉宁说,“但这句话不是写给你的。”
“那是写给谁的?”
“写给我的。”
我愣住了。
“那张照片,是你放的?”
“不是我。”苏婉宁说,“但我知道是谁放的。”
“谁?”
“一个和我一样,欠了李飞一条命的人。”
上课铃响了。远远传来第一节课的铃声,在教学楼之间回荡。我站在自行车棚里,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时桉,”苏婉宁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认真,“你听我说。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你不太能理解的事。你不要慌,也不要试图一下子搞清楚所有事。有些答案,得等到该来的时候才会来。”
“什么叫该来的时候?”
“等你画完第七张画的时候。”
“又是第七张。”我说,“为什么一定是第七张?”
“因为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苏婉宁说,“七个人失踪,七张画,七天创世。你外公信这个。”
“你怎么知道我外公信这个?”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因为他告诉过李飞。”苏婉宁说,“一九六〇年,他和你外公在同一个工地上待过两个月。”
我握着手机,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外公认识李飞?”
“认识。”苏婉宁说,“而且不只是认识。你外公教会了李飞很多东西——怎么看地形,怎么分辨土层,怎么判断地下有没有空洞。没有你外公,李飞根本找不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指的是什么?我没有问。但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西望村。黑水沟。祭祀坑。
“苏医生,”我说,“我妈知不知道这些事?”
“知道。”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她不会说的。”苏婉宁的声音变得很轻,“她答应过你外公,这辈子都不会提西望村这三个字。你外公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一句话——‘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我握着手机,站在自行车棚里,看着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对面的教学楼上。瓷砖墙面反射着白光,刺得人眼睛发酸。
“但你妈最后还是破了戒。”苏婉宁继续说,“一九八六年,我把李飞的手札交给她的时候,她问我:‘这里面写的是什么?’我说:‘是你爸当年没来得及说的事。’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收下了。”
“她看了吗?”
“我不知道。”苏婉宁说,“但我猜她没有。她把它收起来了,放在一个只有她知道的地方。然后她继续过她的日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那个手札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苏婉宁说,“也许在你妈留下的遗物里,也许被她销毁了。你得自己找。”
上课铃已经响过好几分钟了。我该去教室了。但我站在原地,一步都迈不动。
“苏医生,”我说,“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
“我为什么会做这些梦?为什么会画这些画?”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因为你外公选了你。”苏婉宁说,“他把自己最重要的记忆留在了血脉里,等着有一天有人能接收到它们。你妈不愿意接收,你外公就只能跨过她,直接找你。”
“他怎么能确定是我?”
“他不能确定。”苏婉宁说,“但他赌了一把。”
“赌什么?”
“赌你会和他一样,对真相有着压不住的渴求。”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自行车棚里,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慢慢变暗。早晨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和青草的味道。远处传来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混杂着操场上体育老师的哨子声。
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平常。
但我感觉脚下的地面,正在一点一点地裂开。
那天上午我请了假。
我跟教导主任说我身体不舒服,下午再来。教导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就批了。
我开车回家,进门之后直奔母亲的房间。
母亲去世五年了,她的房间我一直保持着原样。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衣柜里的衣服叠放得规规矩矩,书桌上的东西也没怎么动过。我以前从来不翻她的东西,总觉得那是她的隐私,她走了,就该让它们保持原样。
但今天不一样。
我打开衣柜,把上层的被褥一摞一摞搬出来。没有。我又打开书桌的抽屉,翻遍了所有的文件夹和笔记本。没有。我趴在地上,伸手到床底下摸了摸,摸到一个积满灰尘的纸箱子。
我把它拖出来,打开。
里面是一些旧衣服和旧床单,叠得整整齐齐,散发着樟脑丸的味道。我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翻到箱子底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一个铁皮饼干盒。盖子已经生锈了,费了好大劲才撬开。
里面是一沓信。用橡皮筋捆着,整整齐齐。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封已经泛黄了,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字:
“陈秀兰同志亲启。”
落款是一个字: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