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渊双脉之画中人》芭乐奶盖

2、第一章 画上多了一个人 周五傍

　　周五傍晚，美术教室里就剩我一个。
　　下周要用的示范稿还没准备好，我转身从画夹里抽出那张槐树速写，想最后看一眼构图。
　　然后人就顿在那儿了。
　　树干左侧，凭空多出一个男人的侧影。深青色衣服，低着头，下巴快抵到胸口，像站那儿等了很久。
　　线条干脆，笔触肯定，连排线的方向都是我的老习惯——左下到右上，四十五度角。
　　但我完全不记得画过他。
　　凑到灯下看，铅笔压出的凹痕是新鲜的，没被蹭过也没被抹花。可我脑子里关于这张画的全部记忆，就只有一棵树。
　　周三下午，我坐窗边，先勾了树干的轮廓，画了枝条，画了远处教学楼的尖顶。画完了，签日期，合上画夹。就这些。后面的记忆像被人一刀切了，干干净净。
　　把画搁桌上退两步看。
　　那个男人的轮廓在画面里一点也不突兀——树干往右斜，他的身影在左边形成平衡，像是特意设计过的。
　　但这反而让人更不舒服。
　　要真是我画的，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要不是我画的，那这几笔是怎么上去的？
　　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窗外风大了些，有什么东西啪地打在玻璃上，又弹开了。
　　我把画收进画夹，拉上拉链，关灯，锁门，下楼。
　　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一盏，有一段路漆黑。
　　踩着台阶往下走，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回荡，听着像有人跟在后面。
　　我停下，回声也停下。再走，回声又跟上来。我没回头。
　　停车场空荡荡的，我那辆破夏利孤零零停在最角落里。
　　发动引擎的时候，收音机突然炸了一声电流噪音，接着是一段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讲话，信号被风撕碎了。
　　我伸手关掉，引擎哼了两声，总算打着火。
　　开出校门的时候瞟了一眼后视镜。校门口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空无一人的门卫室上。没人。但总觉得有人在看我。
　　周六早上去了城东旧货市场。离婚以后周末变得很长，长到让人心慌。
　　其实那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对——张建民有女朋友，他妈逼他娶了我。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七年，客气得像室友。
　　他妈一去世，他就来找我谈，说想离婚。我说好。没有争吵，没有财产纠纷，没有孩子。
　　办完手续那天天气很好，坐上公交车，发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终于又可以一个人待着了。
　　旧货市场永远热闹。我在一个旧书摊前蹲下来，随手翻了翻纸箱里的旧杂志，都是些八九十年代的《大众电影》《收获》，书页发黄，一股霉味。
　　翻到纸箱底的时候，手指碰到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挺大，没写字，封口用线绳缠了好几道。抽出来解开，里面是一沓照片。都是老照片，黑白的多，彩色的少。
　　照片上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穿中山装的年轻男人、梳辫子的姑娘、抱孩子的妇女，还有几个穿军装的，站得笔直，表情严肃。像是谁家的家庭相册，不知道怎么流落到这儿来了。
　　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手停了。
　　彩色照片，边角泛黄，画面还算清楚。
　　背景是一栋老旧的红砖楼，楼前站着七八个年轻人，穿的都是八十年代的衣服。站成一排，表情都有点儿拘谨，像是单位组织的合影。
　　我的目光落在中间那个穿粉橙色碎花裙的女孩身上。二十出头，半扎着头发，额前几缕微卷的碎发用一个浅色发卡别着。
　　站在人群中间，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但眼神不像其他人那样盯着镜头——她在看别处，像在看很远的地方，又像在看镜头后面的什么人。
　　这张脸很眼熟。但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一行褪色的钢笔字，墨水洇开了，还能辨认：
　　“送李飞同志最后一面。一九八六年夏。”
　　李飞。不认识这个名字。但手指触到那行字的时候，指尖麻了一下，像被静电打了。拇指在纸面上蹭了两下，字迹已经渗进相纸里了，擦不掉。
　　把照片放回信封里，问摊主多少钱。老头头也没抬：“十块。”
　　付了钱，把信封夹在腋下，转身就走。
　　走出市场大门的时候，三月的风迎面扑过来，带着潮湿的泥土气息。
　　我站台阶上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信封，忽然恍惚了一下——就那么一两秒钟，感觉自己好像不是站在旧货市场门口，而是站在另一个地方，一个灰扑扑的、有黄土味道的地方。
　　然后那个感觉就没了，像一阵风吹过去，什么都没留下。
　　回到家，把照片一张张摊在茶几上又看了一遍。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生活照，没什么特别的。
　　只有那张合影让人觉得不对劲——不是因为那个女孩眼熟，而是整张照片的气氛。那些人站在一起的姿势，脸上的表情，总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合影。
　　最后一面。
　　这话听起来像是告别，送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
　　出差？调离？还是别的什么？
　　没往下想。把照片收回信封里，搁书架上了。
　　那天晚上失眠了。躺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
　　快两点的时候爬起来，走到画架前坐下，拿起炭笔。没想好要画什么，就是想让手做点事，让脑子停下来。
　　炭笔落在纸面上，沙沙地响。没有刻意控制它，任由它在纸上游走，画出一些没有意义的线条。窗外的风停了，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笔尖摩擦纸面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回过神来。
　　低头一看，画纸上出现了一排房子。黄土夯的墙，灰扑扑的屋顶，歪歪扭扭的院墙。那些房子低矮、敦实，像从地里长出来的，跟周围的土坡融为一体。窗户很小，黑洞洞的，像一只只没有瞳孔的眼睛。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房子。
　　但我的手记得它们。
　　炭笔的线条很顺，每一笔都不带抖的，像画过几百遍一样熟悉。
　　我看着自己的手，手指还握着炭笔，指节泛白。虎口处有一道浅浅的铅笔灰，蹭进皮肤纹理里了，像是已经在那儿待了很久。
　　把画纸取下来放桌上，盯着看了很久。然后翻出那张旧照片，把照片和画并排放在一起。
　　两者之间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心跳得很快，快到不得不坐下来深呼吸。
　　周一早上到学校，传达室老张叫住我：“陈老师，有你的包裹。”
　　牛皮纸袋，很轻，寄件人一栏是空的。
　　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复印的老照片。跟我从旧货市场买回来的那张一模一样——同一群人，同一栋红砖楼，同一个穿碎花裙的女孩。唯一不一样的是，这张照片背面没有字。
　　我站在传达室门口，把那张复印的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普通A4打印纸，复印质量一般，画面有点模糊。
　　抬头看了看四周，校园里安安静静的，学生们在上早自习。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
　　谁寄的？为什么要寄给我？不知道。
　　把照片塞回纸袋里，走进教学楼。
　　到了办公室坐下来，我才发现自己手心里全是汗。
　　在旧货市场买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没太当回事。但收到这张复印照片后，我知道事情不对了。
　　隔壁桌的刘芸正在泡茶，看我一眼：“怎么了？一大早就魂不守舍的。”
　　“没什么。”
　　“没什么你脸都白了。”
　　我没接话。刘芸比我大几岁，教音乐的，嗓门大，热心肠。她端了茶杯凑过来，压低声音：“又做噩梦了？”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想了想，把纸袋推过去：“你看看这个。”
　　刘芸抽出那张复印的照片，歪着头看了看：“这什么人啊？”
　　“不认识。”
　　“那这照片哪儿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说，“周六我在旧货市场买了一沓老照片，里面有一张跟这一样的。今天就有人复印了寄到学校来，寄件人什么都没写。”
　　刘芸的表情变了。她把照片放回桌上，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时桉，这事儿有点邪门啊。”
　　“我知道。”
　　“要不你今天请个假回去歇歇？”
　　“不用，上午就两节课，上完再说。”
　　上午两节课上完，我回到办公室。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桌上那张复印的照片上，把那些人的脸照得清清楚楚。
　　我又看了一遍那个穿碎花裙的女孩——她站在人群中间，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眼神不像其他人那样看着镜头。
　　手机响了。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青海。
　　我愣了一下，接起来：“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一个女人说话了，声音有点哑，像是很久没开口说过话一样：
　　“你是陈时桉？”
　　“是我。您是……？”
　　又是一阵沉默。长到我以为她挂了。
　　然后她说：“我叫苏婉宁。”
　　这个名字我没听过。
　　“对不起，”我说，“我们认识吗？”
　　“你不认识我。”她说，“但你手里应该有我的照片。”
　　我握紧手机。
　　“什么照片？”
　　“一九八六年夏天，柳河县职工医院门口。我穿了一件粉橙色的碎花裙子。”
　　心跳开始加速。
　　“那张照片，”我说，“你怎么知道在我手里？”
　　“因为是我寄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