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黄土手札》芭乐奶盖

13、第十二章投名状 下午两

　　下午两点多，天色暗得像傍晚。
　　云层压得很低，沉甸甸的，像是憋着一场大雨还没下来。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个缩着肩膀匆匆走过，都在赶在下雨之前回到屋里去。穿过马路，推开咖啡厅的门，一股混合着咖啡豆和奶泡的热气扑面而来。
　　店里比上次安静一些。吧台那个扎马尾的姑娘在擦杯子，角落里有一个人戴着耳机在看电脑。我扫了一眼，选了最里面靠墙的一张桌子——旁边是一扇落地窗，能看到街面，但位置偏，离吧台和其他客人都有一段距离。
　　我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脚边，点了一杯热水。
　　包里装着那两幅新画。今天早上我用牛皮纸把它们仔细卷好，又在外面套了一个塑料袋。出门前检查了三遍，确认没有遗漏。
　　坐在那里，手指搭在杯壁上，感受着温热透过陶瓷传到指尖。窗外的天色还是阴沉沉的，街对面的屋顶在灰白色的天光下轮廓分明。屋檐下蹲着一只橘猫，缩成一团，尾巴搭在爪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街上。
　　吧台那边传来收音机的声音，低低的，像是调在一个聊天的频道上，听不清在说什么，偶尔夹杂着几声电流的杂音。
　　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杯垫。白色的硬纸壳，边角有些毛了，上面印着咖啡厅的名字，已经被之前客人留下的水渍洇出一个浅黄色的圆圈。我用指尖沿着那个圆圈的边缘描了一圈，然后把手收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收音机里说话声停了，换了一首歌的前奏响起来。主持人趁着前奏的间隙插了一句话，声音含含糊糊的，像是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两点四十了，下一首老歌，送给午后还在外面奔波的朋友们……”
　　门被推开了。
　　是赵磊。他走进来的时候好像带进来一股外面的凉风。今天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和上次同一件——或者款式差不多。左手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看起来有些旧了，边角有些磨损。他进门之后目光很快地扫了一圈店里，看见我后，点了点头，走过来。
　　扎马尾的姑娘从吧台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您好，喝点什么？”
　　他摆了一下手：“不用，谢谢。”
　　姑娘没多问，缩回去了。
　　赵磊坐下的时候，把公文包放在了靠墙一侧，挨着他自己的腿边。然后他坐定，看着我。
　　“您说又画了画。”
　　陈述句，不是疑问句。
　　我没有多说，弯腰从帆布包里抽出那卷画，放在桌上。我把水杯和杯垫挪到一边，腾出一块平整的桌面，然后解开外面的塑料袋，取下牛皮纸套，把两幅画并排展开。
　　第一幅：一扇黑漆木门，门缝里露出一张孩子的脸。门板上挂着一把黑色木柄的短刀。
　　第二幅：一队人的背影，走在一条灰黄色的土路上。最前面的人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两只手臂。画面右下角，有一只人手从地面伸出，五指张开。
　　赵磊低头看着那两幅画，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他的目光从第一幅移到第二幅，又从第二幅移回第一幅。他没有伸手去摸画纸，只是看着，像是在辨认什么。
　　“这是什么时候画的？”他问。
　　“今天凌晨。”我说，“我昨晚做了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发现画架上多了这两幅画。”
　　他顿了一下。再开口，声音比之前轻了一些，像是怕吓到什么似的。
　　“……什么样的梦？”
　　我沉默了几秒。我在决定说多少。
　　“我梦见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说，“一个叫陈月的女人。她住在西望村，丈夫叫赵大壮，有两个孩子。但这两个孩子不是她亲生的——她嫁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八岁，一个四岁。”
　　我停下来，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赵磊没有插话，在等我继续。
　　“我在梦里知道她家的门闩怎么插，知道从村口走到学校要多长时间，知道村里谁可以相信谁要绕着走。那些不是我学过的东西，我就是知道。像是有人把一段记忆直接塞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放下杯子。
　　“今天早上，我在我母亲的针线盒里找到了一张照片。是陈月年轻时候的照片，黑白的，藏在盒盖内侧，用胶带贴着。”
　　我从钱包里抽出那张照片，放在桌上，推到赵磊面前。
　　赵磊低头看了一眼。他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他的手指在触摸照片边缘的时候，动作比之前慢了一些。
　　“您知道陈月是怎么死的吗？”
　　“难产。一九七五年。”我说。
　　赵磊点了点头。他把照片轻轻推回我面前，然后靠回椅背上。他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让自己接受一个等了很久的事实。
　　“我养父临终前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说，“他说我养母——就是陈月——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她能梦见自己从没去过的地方，能画出她从没见过的东西。有时候她半夜会突然坐起来，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他问她梦见了什么，她不说。但她会把那些梦画下来。”
　　他顿了顿。
　　“我养父没读过什么书，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事。但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做梦。他把陈月画的每一张画都收起来了，用一个木匣子装着，藏在炕洞里。他跟我说：‘这些东西我看不懂，但将来会有人能看懂。’”
　　我的手指停在杯沿上。
　　“他说，西望村出事之前那段时间，她做得特别频繁。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有时候一夜要做好几次。她跟他说，她梦见村西的地下有什么东西，梦见有人在井底下说话。他让她别说了，她就不说了。”
　　窗外响起一声闷雷，滚过天际，低沉而绵长。
　　赵磊没有转头看窗外。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已经是肺癌晚期了，说话很费力。但他还是坚持把这件事说完了。他说：‘将来如果有人来找你，说她也能梦见西望村，说她也能画出那些画——那个人就是我们要等的人。’”
　　他看着我的眼睛。
　　“您今天来了。带着画来了。”那个“画”字他说的很轻。
　　我没有说话。低头看着桌上那两幅摊开的画，线条在午后的光线中清晰而安静。
　　“您画了几幅了？”赵磊问。
　　“……六幅。”
　　赵磊沉默了几秒。
　　“等第七幅出来。”他说，“画完之后，告诉我。那时候我们再商量下一步。”
　　“为什么是第七幅？”
　　“因为我养父说过，陈月每次把事情说完整，都需要七幅画。”赵磊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七，但她就是这样。少一幅都不行。”
　　我没有追问。低头看着桌上那两幅画，心里默默数着：第一幅，槐树下的男人。第二幅，黄土房子。第三幅，苏婉宁的侧脸。第四幅，病床上的李飞。第五幅，那扇门。第六幅，那队人和那只手。
　　我轻而缓的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还差一幅。
　　赵磊的左手伸进公文包，在里头停了两三秒。他没有立刻拿出来，手指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像是还没下定决心。然后他动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桌上。他的左手拇指在档案袋的边缘来回摩挲了两下，像是在抚摸一个老朋友的轮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把档案袋推到我面前。
　　“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收集的关于西望村的资料。”他顿了顿，语速又缓了几分，“一部分，是从档案馆抄录的，一部分，是走访移民的口述记录，还有一些…是我自己拍的。”
　　我低头看着那个档案袋，没有立刻打开。我的目光落在赵磊那只手上——他的拇指已经停止了摩挲，但还搭在档案袋的边缘，没有收回去。
　　“你为什么愿意把这些给我？”我问。
　　赵磊把手收回去，缓缓靠在椅背上。
　　“因为我养父等了一辈子，没有等到人来。”他说，“他走的时候，是带着遗憾走的。”
　　他停了一下。
　　“我不想带着同样的遗憾活着。”
　　我走出咖啡厅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
　　雨不大，细细的，被风吹着斜斜地飘下来，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路灯已经亮起来了，昏黄的光晕在雨丝里化开，在地面上的积水里映出一团团模糊的光影。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把帆布包抱在胸前，穿过马路，跑回车上。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头发上沾了一层细密的雨珠。我把档案袋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了引擎，打开雨刷。雨刷刮过挡风玻璃，发出轻微的胶条摩擦声，一下，一下。
　　开出两条街之后，我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来，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我伸手摸了摸它。里面的纸页厚厚一沓，很压手。
　　我打开收音机，调低音量。一首老歌正在放，旋律很熟，像是九十年代流行过的，但我叫不出名字。歌手的声音沙哑而松弛，唱着一个我听不清歌词的故事。
　　我听了两句，觉得这首歌好像在哪儿听过，又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时候听的。也许是很多年前的某一天，在母亲的收音机里，或者在商场里路过的时候听过一耳朵。
　　绿灯亮了。我踩下油门，往家的方向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