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黄土手札》芭乐奶盖

12、第十一章针线盒 这一夜

　　这一夜，我基本上没睡。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
　　身体像被榨干了一样酸软，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但脑子不肯停。那个梦的画面一段一段地往我眼前跳——孙德厚说“她是李飞的人”时的语气，马奎听到这句话之后的表情变化，赵大壮夺刀的动作，那队人端着托盘走过的背影，还有那个孩子被抓住的画面。它们像幻灯片一样循环播放，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就是一遍一遍地放。
　　我闭着眼睛躺了一会儿，又睁开。
　　窗帘外面是黑的。
　　闭上，再睁开，还是黑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鸟开始叫了，一声接一声，清脆而固执。我听着那些鸟叫，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睡着了。
　　揉着太阳穴坐了起来，后背的睡衣湿了一片。头有些昏沉沉的，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下床，去厨房倒了一杯凉水，站在窗边一口一口的喝完。冰凉的液体顺着食道流进胃里，突突跳的头痛得到了片刻的缓解。
　　楼下的街道空荡荡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远处的天际线泛着一层灰白色的光，天就要亮了。
　　我站在窗边，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变亮。那个梦还在我脑子里转，但我已经不再试图把它赶走了。我知道它不会走。它会在那里，一直提醒我——
　　梦里的那个女人，她叫陈月。
　　她死了。
　　她和我有血缘关系。
　　而且她死之前，正在被人追捕。
　　六点一刻，我拿起手机，拨了教导主任的号码。响了几声，那边接起来了，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喂？”
　　“王主任，我是陈时桉。我想请个假，身体不太舒服。”
　　“怎么了？严重不严重？”
　　“没事，就是肠胃炎，歇一天就好。”
　　“行，那你好好休息，课我安排一下。”
　　挂了电话。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中央，知道今天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件事——把母亲藏了那么多年的东西，全部找出来。
　　环视四周，选择先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搬了下来。一本一本地翻，每一本都抖一抖，看看有没有夹着什么东西。
　　没有。
　　然后是衣柜，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翻了一遍，口袋掏空，夹层摸遍。
　　没有。
　　然后是床底下的纸箱，厨房的抽屉，玄关鞋柜上的杂物筐。
　　没有，没有，没有。
　　我站在客厅中央，喘了口气，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累的。我才翻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开始觉得吃力了。我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歇了几分钟，等呼吸平稳了，又站起来继续翻。
　　我又回到了母亲的房间。
　　这一次，我不再翻那些明显的地方。我跪在地上，把手伸进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摸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
　　我又爬到床底下，用手电筒照着，一寸一寸地看床板的背面。
　　什么都没有。
　　我坐在地板上，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我看着这个住了几十年的房间，第一次觉得它陌生得可怕。母亲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她藏了那么多东西，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目光落在梳妆台上。
　　那个针线盒还在老地方。铁皮的，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油漆已经磨掉了一半。我以前见过它无数次，从来没有多想。母亲生前用它装针线、纽扣、顶针，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物件。她去世之后，我收拾遗物的时候打开看过一眼，里面就是些针头线脑，没什么特别的，就又放回了原处。
　　我把它拿过来，打开盖子。
　　里面确实是针线。几卷不同颜色的线，几根针插在线轴上，几颗纽扣用透明塑料袋装着。我把它们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到桌上。盒子空了。我摸了摸盒底，没有夹层。我把盒子翻过来看了看底部，什么都没有。
　　我正准备把它放回去的时候，注意到盒盖内侧有一小块医用胶带。胶带已经发黄了，边缘翘起来，像是贴了很久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揭下来。
　　胶带下面贴着一张照片。
　　很小的照片，比一寸照大不了多少，黑白，边角已经泛黄了。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穿着一件碎花衬衫，站在一棵树前面，微微笑着。她的笑容很淡，像是拍照的人喊她的时候她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嘴角刚扬起来就定格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字迹很小，有些模糊了：
　　“陈月。”
　　我用指尖捏着那张照片，在地板上坐了很久。
　　照片上的女人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二十岁。但那双眼睛我认识——我在梦里见过它们。
　　它们看着我笑过，看着我焦急过，看着我被马奎堵在墙根底下的时候，它们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透过我的眼睛往外看。
　　这是陈月。年轻时候的陈月。还没有嫁给赵大壮的陈月。还没有因为难产死去的陈月。
　　母亲把她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的盖子里面，用胶带贴着，藏了这么多年。
　　我放下照片，重新拿起那个针线盒，仔细看了看盒盖内侧。胶带贴的位置有一个浅浅的方形印记，说明照片贴在这里已经很久了，至少有十几年。也就是说，母亲在世的时候，就一直把这张照片藏在这个针线盒里。她每天都会用到这个盒子——穿针，引线，缝补衣服——但她从来没有让我看到过这张照片。
　　我把照片小心地收好，放进自己的钱包里。然后我站起来，看着这个被翻得一片狼藉的房间，知道自己今天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完。我的体力已经撑不住了，太阳穴还在跳着疼，手臂到指尖也因为反复翻找而有些发酸，两条腿也软得没有力气。
　　我挪蹭到客厅，瘫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那个梦还在。陈月还在。她站在那棵树下，微微笑着，年轻，安静，还不知道自己以后会经历什么。
　　我坐了一会儿，睁开眼，伸手拿过茶几下面的速写本和铅笔。
　　翻开第一页，在中间写下两个字：陈月。
　　铅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我看着这两个字，想起梦里那张年轻的脸，想起她站在树下的样子，想起她抱着孩子奔跑时的心跳。那些感觉还在我身体里，像回声一样，一波一波地荡。
　　我在她名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开始写我知道的事。女性，去世时二十七岁，嫁给了赵大壮，有两个孩子，住在村东高坡上的新房子里。认识孙德厚，认识马奎，认识刘铁柱。母亲把她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盖里，藏了很多年。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
　　母亲为什么要藏她的照片？
　　我从来没有听母亲提起过“陈月”这个名字。家里没有任何一张她的照片，没有任何一份提到她的文件。她像是被刻意从家族记忆里抹掉了一样。但母亲又舍不得彻底扔掉那张照片，所以把它藏在针线盒盖里，每天都能看到，却从来不提。
　　我在“陈月”旁边画了一个圈，拉出一条线，写下一个问题：她和我是什么关系？
　　血缘。苏婉宁说过，血脉记忆共鸣需要血缘关系才能传递。我能梦见她，说明我和她一定有血缘关系。可是是什么关系？表亲？堂亲？还是更近的？
　　我盯着这个问题看了一会儿，没有答案，于是暂时放下，另起一行。
　　李飞。
　　这个名字写下去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出第一幅画里那个站在槐树底下的侧影，和第四幅画里躺在病床上的那张消瘦的脸。我在他下面列出我知道的信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一九六八被下放到西望村，发现地下祭祀坑，一直在秘密调查。和我外公认识，一九六〇年在同一个工地上待过。给我母亲写了七封信，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最后一封信里说，如果信到了我母亲手里，说明他已经出了事。苏婉宁说他后来被送到柳河县职工医院，一九八六年去世了。
　　我在“李飞”和“陈月”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认识？”，然后打了一个问号。又在“李飞”和“陈鹤年”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同事，一九六〇”。
　　接下来是我的外祖父。
　　陈鹤年。
　　我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笔尖又顿了一下。我对他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母亲的只言片语——他从前是工兵，会画图纸，一九六〇年被叫去参加一个工程，回来之后就变了。母亲说他不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有时候半夜会突然惊醒，坐在床上喘粗气。他一九七〇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一岁。我对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记忆。
　　但他留下了一张图纸。那张图纸现在夹在我的《西方美术史》里，上面画着一座地下建筑的剖面结构图，标注密密麻麻。图纸背面还有一行字，是他后来补上去的：“入口不在黑水沟，在井里。”
　　我在“陈鹤年”和“陈月”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都姓陈”，然后打了一个问号。
　　然后是我母亲。
　　陈秀兰。
　　我忽然觉得这三个字有些陌生。我叫了她三十六年的“妈”，但此刻我看着速写本上这个名字，意识到我对她的了解远比我以为的要少。我知道她是纺织厂的退休工人，知道她爱吃红烧鱼，知道她晚年睡眠不好，经常半夜起来坐在客厅里喝水。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收到李飞的信，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那些信藏起来，不知道她为什么从不提起西望村这三个字。
　　我在她下面写道：李飞把七封信寄给她保管，她把信藏在铁皮饼干盒里，塞在床底下。她把陈月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盖里。苏婉宁说一九八六年把李飞的手札交给了她。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关于西望村的事。
　　写完这些，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母亲收到李飞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是一九七五年。那一年她三十岁，我刚满六岁。她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丈夫早就跑了，娘家只有一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的父亲。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她害怕吗？她有没有想过要去西望村找他？她有没有后悔过——没有去？
　　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在“陈秀兰”和“陈鹤年”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父女”。
　　在“陈秀兰”和“李飞”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通信，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
　　在“陈秀兰”和“陈月”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藏着她的照片”，然后打了一个问号。
　　接下来，是苏婉宁。
　　旧照片里穿碎花裙的女孩。她现在应该在青海的某个乡镇卫生院里，过着和我完全不同的生活。她打电话给我，说她认识我母亲，说李飞的手札是她交给我母亲的。她说等我画到第七张就知道了。她说我外公把记忆留在了血脉里。
　　我在“苏婉宁”和“李飞”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照顾过他，一九八六年”。
　　在“苏婉宁”和“陈秀兰”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见过面，一九八六年”。
　　赵磊。昨天下午在咖啡厅里见到的那个人——寸头，国字脸，肤色偏黑，手腕上戴着一块老式机械表。他说他养父叫赵大壮，说赵大壮临终前跟他说过一句话：“西望村的事，将来会有人来找的。你替我等。”他说等我画了新画可以告诉他。
　　我在“赵磊”和“赵大壮”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养父子”。
　　在“赵大壮”和“陈月”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夫妻”。
　　在“赵大壮”和“李飞”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朋友”。
　　然后我又在“赵磊”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下另一个问题：他到底知道多少？
　　他说“不少”。但他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他说等他确认一些事情之后才能给我看资料。他要确认什么？确认我是不是值得信任？还是确认他自己是不是应该插手这件事？
　　我放下铅笔，看着速写本上这张越来越密的关系网。线条交错，名字重叠，有些地方连得很紧，有些地方空着一大片。我盯着那些空白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铅笔，在最上方写下最后一个名字。
　　陈时桉。
　　我自己的名字。
　　我把它写在了这张图中间偏左的位置，然后在它周围画了一个圈。从我的名字出发，拉出一条线连到“陈秀兰”——母女。
　　再拉出一条线连到“陈鹤年”——祖孙。
　　然后再拉出一条线，悬在半空中，不知道该连到哪里。
　　这条线应该连到“陈月”。
　　但我还不知道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放下铅笔，靠在沙发靠背上，看着这张画满了名字和线条的纸。它像一张还没完成的地图，有些区域标注得密密麻麻，有些区域还是一片空白。但至少，我现在能看到整张图的轮廓了。
　　而且我也看到了，那些空白的地方，那些缺失的连线，指向同一个人——
　　赵磊。
　　因为他手里有我需要的资料，因为他养父是陈月的丈夫，因为他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个既能连接过去又能连接现在的人。
　　我拿起手机，翻到赵磊的号码，点开短信对话框。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然后我打了第三遍：
　　“赵老师，我昨天又画了画。方便的话，想请您看看。”
　　发送。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盯着屏幕。过了大概五六分钟，手机震了一下。
　　“今天下午三点，老地方？”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放下手机，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速写本摊开在膝盖上，上面画满了名字和线条。我的名字也在上面，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连在一起，和那些我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连在一起。
　　但至少，我已经知道那些空白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