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黄土手札》芭乐奶盖

11、第十章完整的梦 晚上躺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下午那场对话。赵磊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每一个看向窗外的瞬间，都在我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他说“等我确认一些事情之后”——他要确认什么？他需要多久才能确认完？他确认完之后，会给什么给我？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一些。窗帘外面透进来路灯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橙色。我盯着那片光看了一会儿，眼皮开始发沉。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土路上。
　　土路是灰黄色的，被踩得很实在，路面坑坑洼洼的，积着昨夜的雨水。路两边是一排排低矮的黄土房子，灰扑扑的，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一样。远处有几棵老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根根弯曲的手指。
　　空气里有一股黄土的味道，混着干草和牲畜粪便的气味。风不大，但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土腥味。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碎花外套，袖口有些脏了，手指上沾着干了的泥点。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鞋帮上沾着黄泥。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我刚才还在睡觉，在床上，在滨城市的家里。然后……然后我就到这里来了。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像是有人把一段胶片剪掉了，直接把下一帧接了上来。
　　但我没有时间细想这件事。我心里惦记着别的事——接孩子。
　　老大十一点十分放学，老二十一点二十。现在已经十点五十多了。从这儿走到学校，至少要十五分钟。我得抓紧了。
　　我抬头看了看四周，想找个人问路。这时我看到孙德厚从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走出来，朝我这边走来。他还是那副老样子——中等身材，微微弓着背，走路的时候习惯性地低着头，像是常年低头干活养成的姿态。他看到我，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
　　“跟我来。”他说。
　　我没问他带我去哪儿，就跟上了。好像我本来就该跟着他走一样。
　　他带我走到村委会门口——灰砖砌的，比周围的土坯房要高出一截，门头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子，上面写着“西望村生产大队”几个字，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
　　“你在这儿等一下。”他说，“我去找个人。”
　　“好。”
　　他转身进了旁边一条小巷，脚步声很快就远了。
　　我站在窗根底下，靠着墙，看着面前这条空荡荡的土路。村子里很安静，偶尔有几声鸡叫，远远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空气里那股黄土的味道更重了，混着一种说不清的腥甜气，像是血，又不完全是。
　　我等了一会儿，他没回来。
　　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回来。
　　我开始有些不安了。接孩子的时间快到了，我不能一直在这儿站着。我正准备自己去找路，忽然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从巷子那头传来。
　　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
　　我往后退了一步，背紧贴着墙。巷口转出来一群人，为首的是马奎——三角眼，大背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腰间别着那把黑色木柄的短刀。他身后跟着四五个人，一个个横眉竖眼的，一看就不是善茬。
　　“你，”马奎指着我，“哪来的？”
　　“我……”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是孙德厚带过来的，但话还没出口，他就往前逼了一步。
　　“外乡人吧？”他说，“谁让你进来的？”
　　“我是跟孙德厚进来的，”我说，“他让我在这儿等他。”
　　“孙德厚？”马奎冷笑了一声，“那个怂包能带你进来？”
　　他身后的几个人也围了上来，把我堵在墙根底下。我闻到了他们身上的味道——汗味、烟草味，还有一股油腻腻的饭菜味，混在一起，熏得我胃里直翻。马奎的手已经摸到了腰间的刀柄上。
　　就在这时，孙德厚回来了。他快步走过来，挡在我和马奎之间，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
　　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她是李飞的人。”
　　马奎的动作顿住了。
　　他的手停在刀柄上，没有松开，但也没有拔出来。他盯着孙德厚看了几秒钟，又转过头来看我，目光在我脸上来回扫了两遍。他的表情变了——不是害怕，更像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噎住了的感觉。他抿了抿嘴，腮帮子绷紧了一下，又松开。
　　他身后那几个人也感觉到了气氛不对，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人——瘦高个儿，像是马奎手底下能说得上话的——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马奎听完，喉结滚了一下，把手一点点的从刀柄上拿开了。
　　“李飞的人。”他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语气和之前不一样了——收敛了一些，像是在掂量这几个字的重量。
　　他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像是想说什么，又觉得说出来可能不合适。他身后那个瘦高个儿又低声说了一句，这回声音稍微大了一点，我隐约听到几个字：“……哥，犯不着……”
　　马奎哼了一声，脚跟微微动了动，肩膀刚斜了一点——巷口那边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赵大壮脸色铁青，大步流星地冲到我面前，目光直直落在我身上。他上下扫了我一眼，确认我没受伤，然后转向马奎。
　　“马奎，”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围着我媳妇儿想干什么？”
　　马奎转过身来，面对着赵大壮。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到两步。
　　“没想干什么。”马奎说，“就是路过，看见个生面孔，问问。”
　　“问完了？”
　　“问完了。”
　　“问完了就走。”
　　马奎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看着赵大壮，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他身后那几个人也没有动，场面一时僵住了。
　　孙德厚赶紧又凑上来，摆着两只手：“行了行了，都是误会，说开了就行了。大壮，你带媳妇儿回去吧。马奎，你也忙你的去。”
　　赵大壮没有理会孙德厚。他的目光落在马奎腰间那把短刀上，盯了两秒钟，然后伸出手去。
　　“这把刀，留下。”
　　马奎的脸色变了：“凭什么？”
　　“你拿它吓唬我媳妇儿了。”
　　“我没拿它怎么着。”
　　“你摸了。”
　　“我——”
　　赵大壮没有等他说完。他往前迈了一步，手伸向马奎的腰间。马奎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伸手去护那把刀——但他的动作慢了半拍，赵大壮已经一把抓住了刀柄，从马奎腰间抽了出来。
　　马奎的脸涨红了，伸手想要夺回来。但赵大壮已经把刀攥在了手里，往后退了一步，拉开了距离。
　　“你——”马奎的声音高了八度。
　　“算了算了，”孙德厚赶紧拉住马奎的胳膊，“一把刀而已，马奎你也不是非要别着它。走了走了，省得闹大。”
　　马奎身后那个瘦高个儿也拉了他一把，压低声音说：“奎哥，先走，回头再说。”
　　马奎站在那里，胸口起伏了几下。他看着赵大壮手里的刀，又看了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然后他咬了咬牙，转身走了。
　　他走得很快，没有回头。那几个人跟在他身后，脚步声在巷子里渐渐远去，很快就听不见了。
　　赵大壮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把短刀，看着马奎消失的方向，眉头拧着。过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刀，然后我伸手拿了过来。
　　“放我这儿。”我说，“放你那儿，你迟早拿去砍了他。”
　　他愣了一下，伸手想要拿回去。我把手背到身后，瞪了他一眼。
　　“你这样的话，你的孩子我不管了。反正我是个后妈。到时候你进去了，让你儿子在铁窗外边给你唱铁窗泪。”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看着我，嘴角扯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最终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我把短刀别在腰间，用外套的下摆遮住，然后继续往西走。
　　走到那棵老槐树底下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皮皴裂，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树下有一盘石碾，碾盘上落了一层灰土和枯叶。
　　我绕过石碾，继续往前走。
　　再往下走一段，是一片低矮的土坯房。其中一栋比其他几栋都要破败，那是刘铁柱家——黄土的墙，也没有个院门，东边是糊着报纸的老式窗户，窗户纸破了好几个洞，露出里面黑洞洞的房间。西边挂着一个打满补丁的厚门帘，门帘下摆磨得毛了边。
　　路过那栋破败的土坯房，走到自家半掩着的院门前，透过门缝看到院子里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正蹲在院子里铺着红砖的地上玩石子。
　　那孩子瘦瘦的，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不少的旧衣裳，袖口卷了好几道。他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脸，但那个小小的身影让我心里动了一下。
　　我的手轻轻搭在门钌铞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那孩子忽然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他的眉眼很清晰——浓眉，大眼，眼神里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安静。他看着我，不说话，就那么蹲在地上，仰着脸。
　　我站在院门外看着他想了想，走到下坡刘铁柱家跟前，离着门前大概四五步远，犹豫了一下，还是喊了一声：“有人吗？”
　　没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这次门帘掀开了，刘铁柱走了出来。
　　他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皮肤偏黑，精壮结实，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衫。他看见我，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我说话。
　　“你家孩子跑我院子里去了。”我说，“家里的零食不怕孩子吃，可是家里没人，万一磕了碰了多危险。”我抿了抿唇，又说道：“孩子……的监管教育，大人还是得上上心，这……孩子太小了。”
　　话说出口，连我自己都愣了一下。我本来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本来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想跟他吵一架。但掀开门帘的那一刻，我余光透过那个里屋窗户，看到炕上坐着一个人——张王氏，黑黑瘦瘦的，满脸褶子，眼神空洞洞的，不知道在看哪里。那句话就变了味道。
　　刘铁柱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知道了。”他说。
　　没有道歉，没有感谢，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但他的语气不算冷淡，更像是一种“我收到了”的确认。
　　我转身走了。
　　走出几步之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刘铁柱还站在院门口，看着我离开的方向。那个小男孩已经回自家门口蹲下身，继续玩他的石子了。而炕上的张王氏，不知道什么时候转过了头，正透过那个破了的窗户纸洞，直直地盯着我。
　　我加快了脚步——到点了，得接孩子了！
　　风大了一些，吹得路边的枯草簌簌作响。空气里那股黄土的味道一直没有散去，反而越来越浓了。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看到路边有一家面馆——老魏面馆。
　　店面不大，坐东朝西，门口支着一口大铁锅，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白色的蒸汽升起来，在半空中散开。店门口摆着一张拼接的长桌，桌边放着几张高脚凳，圆凳面，三条凳子腿，看着不太稳当。桌子上方搭着一个凉棚，油毡布的，有些地方已经破损了，露出底下的竹篾。
　　老魏正在锅前忙活，弯腰驼背的，穿着青布衫，系着一条白色的围裙，围裙上沾满了油渍。他手里拿着一把笊篱，正在往一个圆形铁盘里捞东西。
　　我走近了一些，看清了铁盘里的东西——饺子。
　　不是面。是饺子。
　　我有些奇怪。旁边一个国字脸的男人——我不认识他，面生，像是外村来的——刚才跟我说这家面馆的面卖了很多年了，让我一定要尝尝。但上来的却是饺子。我看了看周围的人，他们都在吃饺子，没有人提出异议，像是本该如此一样。
　　我没有坐下。我站在长桌边上，看着那些埋头吃饺子的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老魏还在不停地捞饺子，动作机械而熟练，像是重复了几十年一样。他始终没有抬头看我。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坐下，忽然听到有人在叫我。
　　声音很模糊，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那个声音让我心里一紧——是孩子在叫我——对！接孩子到点了！
　　我转身离开了面馆。
　　走到坡上的时候，我往南边看了一眼。
　　然后我停住了。
　　一队人正从新房那边往村南走。最前面的一个人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只带着小臂的手。白皙修长，骨节分明，像是精心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一时间让我有些恍惚，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后面一个人也端着托盘，上面放的我看不清——像是头，又像是脚。那队人走得不快不慢，步伐整齐，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他们的气质不像普通的村民，更像是某种仪式的参与者。
　　我站在坡上，看着那队人渐行渐远，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那不是模具。那是真的。
　　我转身跑回了新房。
　　房子很大，坐北朝南，装修得有些过分——欧式的吊灯，大理石的地面，墙上挂着几幅油画，风格和这座黄土村庄格格不入。我来不及细看，径直穿过客厅，跑进主卧。
　　主卧很长，有两扇门。正门是上下两半的，上半扇镶着玻璃，下半扇是实木的。我反手把门关上，摸索着找到了门闩——很粗的一根铁闩，插进槽里的时候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我又检查了一遍，确认锁牢了。
　　然后我转身去看后门。
　　后门也是上下两半的。上半扇的玻璃好像是单向的——从里面能看到外面，从外面看不到里面。我凑到玻璃前往外看，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门外，正透过玻璃往里看。他看不见我，但他的目光一直在房间里扫视，像是在寻找什么。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正研究着怎么把后门也锁上，前门那边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有人进来了。不止一个。
　　我转过身，看到马奎带着那几个人鱼贯而入，走进了主卧。
　　他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笑意。
　　我往后退了一步，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孙德厚用过的那招——李飞的名字——也许还能再用一次。我深吸一口气，大声说：“我……我是李飞的人！”
　　马奎的笑容没有消失，反而更深了一些，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的眼睛在听到我喊出那句话后甚至亮了一下。
　　“你如果不是李飞的人，”他说，“我还不想截胡呢。”
　　语气里那快要溢出来的贪婪，让我愣住了。
　　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门外跑了进来——我的小儿子。他明明应该在学校里的，十一点二十才放学，但现在他出现在了这个房间里，扑到我腿上，抱住我的腿，把小脸埋在我膝盖上。
　　我来不及想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弯腰抱起他，冲向门口。
　　马奎没有拦我。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往外跑，像是在看一场已经知道结局的戏。
　　我抱着小儿子跑出新房，跑上土路，往村口的方向狂奔。风在耳边呼呼地响，黄土的味道灌进鼻腔里，呛得我喉咙发紧。我一边跑一边四处找交通工具——有一辆自行车靠在墙根下，但链条断了；有一辆三轮车停在路边，但车胎是瘪的。我跑过那棵老槐树，跑过那盘石碾，跑过老魏面馆——老魏还在捞饺子，头也没抬。
　　跑到那条东西走向的街道时，我看到了我的大儿子。
　　他从东边的道口出现了，背着书包，正往这边走。
　　“快跑！”我喊道。
　　他愣了一下，然后转身想跑。但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年轻女人从旁边的巷子里闪出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那女人很面熟——就是刚才端托盘的那队人中的一个。她捏住我大儿子的下巴，往他嘴里滴了一滴什么东西。红褐色的液体，粘稠的，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
　　“你给他喂了什么？！”我尖叫着冲过去。
　　我身后，马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我抱紧怀里的小儿子，拼命往前跑。那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就在眼前——只要跑到那条路上，只要跑出这个村子——
　　我快要跑到马路上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那队人已经走到了村南的土路上，最前面那个人的侧脸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清晰可见。他端着的托盘上，那两只手臂依然白皙修长，像是玉石雕成的，又像是瓷器烧出来的。它们静静地躺在托盘上，手指微微蜷曲，像是在抓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手里握着那把黑色木柄的短刀。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天花板上的水渍印在晨曦中泛着模糊的光。窗帘外面是天亮之前的灰蓝色，鸟在叫，楼下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后背的睡衣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
　　我坐起来，摸了摸自己的脸。手指是冰凉的，指尖微微发颤。
　　我掀开被子，下床，光着脚走出卧室。经过书房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画架上的画纸换了一幅。
　　我睡前明明把画具收好了，炭笔也放回了笔筒里。但此刻，画纸上出现了一幅新的画——一扇黑漆木门，门板厚实，带着木头本身的凹凸纹理。门缝里露出一张孩子的脸，眉眼清晰，眼神安静。门板上挂着一把黑色木柄的短刀。
　　我站在画架前，看着那幅画，看了很久。
　　然后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的指腹上，沾着一层细细的铅笔灰。
　　我走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把手洗干净。冰凉的水流过手指，带走那些灰黑色的粉末。我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一圈青黑，嘴唇有些发白。
　　我关掉水龙头，回到书房，在那幅画前面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走到画架旁边，拿起炭笔。
　　笔尖落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没有刻意控制它。我让它自己走。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画纸上出现了第二幅画——一队人的背影，走在一条灰黄色的土路上。最前面的人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两只手臂。白皙修长，像玉，像瓷。画面右下角，有一只人手从地面伸出，五指张开，像是在抓着什么。
　　我放下炭笔，退后一步，看着那两幅并排放置的画。
　　一扇门。一把刀。一队人。一只手。
　　一夜之间，两幅画。
　　我站在画架前，看着那两幅画，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个梦的片段。孙德厚说“她是李飞的人”时的语气，马奎听到这句话之后的反应，赵大壮夺刀的场面，那队人端着托盘走过的背影，还有那个被抓住的孩子，那滴红褐色的液体——
　　马奎说：“你如果不是李飞的人，我还不想截胡呢。”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那不是愤怒，不是警惕，是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像是猎人看到了意料之外的猎物。他的重点不在“李飞的人”，在“截胡”。他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东西——不是因为我跟李飞有关，而是因为我本身有什么价值。“李飞的人”这个身份，只是让他更有理由动手。
　　我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嚼了好几遍，然后退后一步，重新去看那个梦。
　　不对。
　　不是“我”。
　　是“她”。
　　梦里那个女人不是我。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碎花外套，袖口有些脏了。她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鞋帮上沾着黄泥。她有丈夫，丈夫叫赵大壮。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四岁。她去接孩子放学。她认识孙德厚，认识马奎，认识刘铁柱。她住在村东高坡上那栋贴着白瓷砖的新房里。
　　那个人不是我。
　　我是陈时桉。滨城市第三中学的美术老师。离异，独居，没有孩子。我母亲叫陈秀兰，五年前过世了。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从来没见过赵大壮，没见过马奎，没见过孙德厚。我从来没去过西望村。
　　但在梦里，我变成了她。
　　我以她的眼睛看，以她的耳朵听，以她的身体站在那条黄土路上。我知道她的丈夫脾气火爆但心地不坏，知道她的孩子几点放学，知道村里谁可以信任谁要绕着走。我知道那栋新房的门闩怎么插，知道从村口走到学校要多长时间。
　　我知道她是陈月。
　　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我说不清楚。它不在梦里的任何一段对话中出现过，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但当我在脑海中搜寻关于那个女人的信息时，“陈月”这两个字就浮了上来，像是本来就沉在水底的东西，此刻自己浮出了水面。
　　陈月。
　　姓陈。
　　我姓陈。我母亲姓陈。我外祖父姓陈。她也姓陈。
　　我站在画架前，把这个巧合放在脑子里转了转。姓陈的人很多，全国有千千万万个姓陈的人，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姓陈的再正常不过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我开始做这些梦之后，在我发现那些画会自动增加内容之后——这个姓氏让我有些在意。
　　我回想了一下苏婉宁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她说我外公把记忆留在了血脉里，我妈不愿意接收，所以他跨过我妈直接找到了我。她还说血脉记忆共鸣需要血缘关系才能传递。
　　如果血脉记忆共鸣只能通过血缘传递，那我梦里的这个女人——陈月——她和我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血缘关系。否则我无法进入她的记忆，无法以她的视角经历那些事。
　　但我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母亲从来没有提过有这么一个亲戚。我外公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翻了母亲留下的遗物，找到了李飞的信，找到了外公的图纸，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陈月”这个名字。
　　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灰蒙蒙的街道，把那杯已经凉透的水喝完。
　　我不知道陈月是谁。但我知道她和我有关系。而且我知道，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和我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我需要知道她是谁，她和陈家是什么关系，以及——她后来怎么样了。
　　因为在梦里，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被人追捕，有人往她大儿子嘴里滴了不明液体。她抱着小儿子跑向村口，身后是马奎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然后她就死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梦里没有出现她的死亡场景，没有人告诉我她已经不在了。但当我站在画架前回想那个梦的时候，关于“陈月”的信息里，最后一条是：1975年，难产，去世。
　　二十七岁。
　　我放下水杯，回到书房，又看了一遍那两幅画。
　　第五幅画。第六幅画。
　　一夜之间，两幅画。间隔在缩短。而且缩短的速度，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拿起手机，翻到赵磊的号码，拇指悬在屏幕上方。
　　凌晨四点。他应该还在睡觉。但那个梦还在我脑子里转——马奎的眼神，那队人的背影，那个孩子被抓住的画面。我想跟谁说句话，随便谁都好。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手机锁屏，放回床头柜上。
　　不是现在。天亮了再说。
　　我躺回床上，闭上眼睛。窗帘外面的天还是灰蓝色的，离天亮还有一阵子。鸟叫了，一声接一声，清脆而固执。我听着那些鸟叫，慢慢地，呼吸平稳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