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裔与入世之画中人》芭乐奶盖

11、第十章两幅画 这一夜

　　这一夜，我基本上没睡。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
　　身体像被榨干了一样酸软，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但脑子不肯停。
　　那个梦的画面一段一段地往我眼前跳，像幻灯片一样循环播放，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就是一遍一遍地放。
　　不知道过了多久，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鸟开始叫了，一声接一声，清脆而固执。我听着那些鸟叫，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睡着了。
　　我坐了起来，后背的睡衣湿了一片。下床，去厨房倒了一杯凉水，站在窗边一口一口地喝完。
　　楼下的街道空荡荡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远处的天际线泛着一层灰白色的光，天就要亮了。
　　我站在窗边，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变亮。那个梦还在我脑子里转，但我已经不再试图把它赶走了。
　　我知道它不会走。它会在那里，一直提醒我——
　　梦里的那个女人，她叫陈月。
　　她死了。
　　而且她死之前，正在被人追捕。
　　六点一刻，我拿起手机，拨了教导主任的号码，请了假。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知道今天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件事——把母亲藏了那么多年的东西，全部找出来。
　　我翻遍了书架、衣柜、床底下的纸箱、厨房的抽屉、玄关鞋柜上的杂物筐。
　　没有，没有，没有。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梳妆台上那个针线盒上。
　　铁皮的，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油漆已经磨掉了一半。我把它拿过来，打开盖子，把里面的针线、纽扣、顶针一样一样拿出来。
　　盒子空了。什么都没有。
　　我正准备把它放回去的时候，注意到盒盖内侧有一小块医用胶带，边缘微微翘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揭下来。
　　胶带下面贴着一张照片。
　　很小的照片，比一寸照大不了多少，黑白，边角已经泛黄了。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穿着一件碎花衬衫，站在一棵树前面，微微笑着。她的笑容很淡，像是拍照的人喊她的时候她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嘴角刚扬起来就定格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字迹很小，有些模糊了：
　　“陈月。”
　　我用指尖捏着那张照片，在地板上坐了很久。
　　照片上的女人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二十岁。但那双眼睛我认识——我在梦里见过它们。
　　这是陈月。年轻时候的陈月。还没有嫁给赵大壮的陈月。还没有因为难产死去的陈月。
　　母亲把她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的盖子里面，用胶带贴着，藏了这么多年。
　　我坐了一会儿，伸手拿过茶几下面的速写本和铅笔。
　　翻开第一页，在中间写下两个字：陈月。
　　我在她名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开始写我知道的事。
　　女性，去世时二十七岁，嫁给了赵大壮，有两个孩子，住在村东高坡上的新房子里。
　　认识孙德厚，认识马奎，认识刘铁柱。母亲把她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盖里，藏了很多年。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
　　母亲为什么要藏她的照片？
　　我从来没有听母亲提起过“陈月”这个名字。家里没有任何一张她的照片，没有任何一份提到她的文件。
　　像是被刻意从家族记忆里抹掉了一样。但母亲又舍不得彻底扔掉那张照片，所以把它藏在针线盒盖里，每天都能看到，却从来不提。
　　我在“陈月”旁边画了一个圈，拉出一条线，写下一个问题：她和我是什么关系？
　　血缘。
　　苏婉宁说过，血脉记忆共鸣需要有血缘关系才能传递。
　　我能梦见她，说明我和她一定有血缘关系。
　　我盯着这个问题看了一会儿，没有答案，于是暂时放下，另起一行。
　　李飞。我在他下面列出我知道的信息：
　　和我外公认识，一九六〇年在同一个工地上待过两个月。
　　一九七〇被下放到西望村，发现地下祭祀坑，一直在秘密调查。
　　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给我母亲写了七封信，给我母亲写了七封信。
　　苏婉宁说他后来被送到柳河县职工医院，一九八六年去世了。
　　我在“李飞”和“陈月”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认识？”，然后打了一个问号。又在“李飞”和“陈鹤年”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同事，一九六〇”。
　　接下来是我的外祖父。陈鹤年。我在他下面写道：从前是工兵，会画图纸，一九六〇年被叫去参加一个工程，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九七〇年去世。留下了一张图纸，背面写着“入口不在黑水沟，在井里”。
　　然后是我母亲。陈秀兰。
　　我在她下面写道：李飞把七封信寄给她保管，她把信藏在铁皮饼干盒里，塞在床底下。她把陈月的照片藏在针线盒盖里。苏婉宁说一九八六年把李飞的手札交给了她。
　　笔尖顿了顿，又写上“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关于西望村的事。
　　写完这些，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母亲收到李飞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是一九七五年。那一年她三十岁，我刚满六岁。她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丈夫早就跑了，娘家只有一个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的父亲。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她害怕吗？她有没有想过要去西望村找他？她有没有后悔过——没有去？
　　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接下来，是苏婉宁。我在“苏婉宁”和“李飞”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照顾过他，一九八六年”。在“苏婉宁”和“陈秀兰”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见过面，一九八六年”。
　　赵磊。我在“赵磊”和“赵大壮”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养父子”。在“赵大壮”和“陈月”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夫妻”。在“赵大壮”和“李飞”之间画了一条线，写上“朋友”。
　　然后我又在“赵磊”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下另一个问题：他到底知道多少？
　　他说“不少”。但他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他说等他确认一些事情之后才能给我看资料。他要确认什么？
　　确认我是不是值得信任？还是确认他自己是不是应该插手这件事？
　　我放下铅笔，看着速写本上这张越来越密的关系网。线条交错，名字重叠，有些地方连得很紧，有些地方空着一大片。我盯着那些空白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铅笔，在最上方写下最后一个名字。
　　陈时桉。
　　我自己的名字。
　　我把它写在了这张图中间偏左的位置，然后在它周围画了一个圈。从我的名字出发，拉出一条线连到“陈秀兰”——母女。再拉出一条线连到“陈鹤年”——祖孙。然后再拉出一条线，悬在半空中，不知道该连到哪里。
　　这条线应该连到“陈月”。
　　但我还不知道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放下铅笔，靠在沙发靠背上，看着这张画满了名字和线条的纸。它像一张还没完成的地图，有些区域标注得密密麻麻，有些区域还是一片空白。但至少，我现在能看到整张图的轮廓了。
　　而且我也看到了，那些空白的地方，那些缺失的连线，指向同一个人——
　　赵磊。
　　因为他手里有我需要的资料，因为他养父是陈月的丈夫，因为他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个既能连接过去又能连接现在的人。
　　我拿起手机，翻到赵磊的号码，点开短信对话框。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然后我打了第三遍：
　　“赵老师，我昨天又画了画。方便的话，想请您看看。”
　　发送。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盯着屏幕。过了大概五六分钟，手机震了一下。
　　“今天下午三点，老地方？”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放下手机，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速写本摊开在膝盖上，上面画满了名字和线条。我的名字也在上面，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连在一起，和那些我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连在一起。
　　但至少，我已经知道那些空白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