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生活》爱吃鱼的喵喵

5、第5章 学校被

　　学校被封之后，爸的工作越来越忙。镇上、公社里的事一件接一件，他常常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回来，治保主任的袖章挂在堂屋的墙上，积了一层薄灰。大哥李长河正是坐不住的年纪，六年级的课也停了，他跟着镇上那些中学的大孩子们到处跑，今天去这个村看贴大字报，明天去那个场子听人辩论，有时候一整天不见人影。杨秀兰嘴上不说，心里急，每天晚上站在院门口望好几回。

　　终于有一天，大哥跟着一帮人去公社批斗一个老地主，正喊得起劲，人群里忽然挤进来一个人，一把揪住他的后脖领，像拎小鸡似的把他从人群里拽了出来。大哥回头一看，是爸。爸黑着脸，一句话也没说，把他一路拽回了家，推进堂屋，反手关上门。

　　那天晚上，堂屋里传出来的声音，院门外都听得见。不是打骂声——李守正从不打孩子——而是低沉的、一字一顿的训斥。具体说了什么，夏生没敢凑过去听，只记得大哥后来红着眼眶从堂屋里出来，第二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劈了一整天的柴。劈完柴，大哥蹲在院子里，拿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了半天。夏生凑过去看，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我不去了。”

　　夏生不明白大哥到底不去哪儿了。但她看见大姐走过来，看了一眼那行字，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搭在大哥肩膀上，轻轻按了按。那一刻，院子里的太阳很好，晒得人后背发暖。远处的田野里，早稻已经抽了穗，风一吹，沙沙地响，像有人在低低地说话。

　　那年夏天过得很慢。学校一封，大姐就彻底闲了下来。每天天一亮，她先帮妈把一家人的衣服洗完，然后喂猪、扫院子、挑水，把里里外外的活干完了，才搬个小凳子坐到院子里的石榴树下看书。石榴树不大，树荫刚好罩住一个人。她在那儿一坐就是一整天，旁边放一碗凉茶，渴了喝一口，翻书的手指慢慢地，像怕惊动了纸上的字。夏生有时候凑过去，趴在大姐腿边，让她教自己认字。大姐就指着书上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她听。念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的时候，夏生问是什么意思，大姐想了想说：“就是说，你好好活着，好好看，好好想，本身就是读书。”夏生听不太懂，但觉得这话好听，就默默记在心里了。

　　大哥李长河被爸训过之后，确实老实了一阵子。他每天劈柴、挑水、修农具，把家里力气活全包了，干完了就坐在门槛上发呆，有时候拿根树枝在地上画画写写。有一次夏生路过，看见他在地上写了一行字：“读书无用。”写完了又用脚蹭掉，蹭得干干净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大姐应该是看见了，但她什么也没说。

　　八月底的时候，河口中学终于来了消息：学校要复课了，但不是全部复课，只有初中部的几个年级可以回去上课，高中部暂时无限期停课。而且课程也变了，语文改成“政文课”，大部分时间学语录、学政策，原来的数学、物理课时被压缩了一大半。大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灶台边往灶膛里添柴。她手里的柴棍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塞进去，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脸上明明灭灭。过了一会儿，她轻轻说了一句：“能回去就行。”开学那天，大姐背着那个补了又补的书包，走路去了中学。

　　秋天，李夏生升到了三年级。新学期第一天，她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发现讲台上站着的人变了。教了他们两年的王老师没有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戴红袖章的年轻男老师，姓赵，据说是从市里下来的，说话带着一股外乡口音。他站上讲台，把课本往桌上一扔，说：“从今天起，咱们不上原来的语文课了。咱们学语录，学报纸，学写批判文章。”李夏生不太懂什么叫批判文章。但她很快发现，以前王老师教他们背的古诗，再也不提了。她舍不得，悄悄把王老师上学期送给她的一本《唐诗三百首》藏在枕头底下，晚上等家人都睡了，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看。看到“床前明月光”，她就想起大姐教她背这首诗的那个晚上——大姐指着窗外的月亮，说：“你看，月亮哪里都是亮的。”

　　镇中心小学倒是正常开了学，只是教语文的赵老师比上学期更严厉了，要求每个人每天都要写一篇“思想汇报”，把自己一天的活动和想法写下来，交上去检查。李夏生不知道该写什么，就写“今天帮妈妈扫了地”“今天喂了鸡”“今天背了三条语录”。赵老师在后面批了一个大大的“好”字，红墨水洇透了纸背。

　　每天放学后，夏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等大姐回家。大姐从中学回来，有时候会带回一些新鲜事。比如哪个老师被“解放”了，又回来上课了；比如学校里新来的工宣队队长是个退伍军人，脾气很大，但对他们这些学生还算和气。大姐说这些事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夏生注意到，大姐的书包里，除了学校发的课本，永远还夹着另外几本书——用旧报纸包着皮，偷偷塞在最底层。

　　有一回，大姐破天荒地笑着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到夏生面前。是一本薄薄的《安徒生童话集》，封面上画着一个人鱼公主，坐在礁石上望着大海。书页泛黄，边角卷了，明显被人翻过很多遍。“图书馆开门了，”大姐说，“不过好多书都没了。我在角落里捡到这本，管理员说可以借。”她把书放在夏生手里，“你先看，看完了讲给我听。”夏生抱着那本书，高兴得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打着手电筒，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读到小人鱼变成泡沫的那一段，她躲在被窝里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核桃。大姐看见了，没有笑话她，只是递给她一条湿毛巾，说：“哭了好，哭了就是读懂了。”

　　秋天走到深的时候，田里的稻子收了，地里的萝卜也起了。家里开始准备过冬的东西，妈腌了一缸咸菜，爸从乡下买了一捆柴码在屋檐下。日子紧巴巴的，但好歹还过得去。

　　变故是在立冬后第三天来的。那天傍晚，爸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回家。妈把饭菜热了两遍，站在院门口往路上张望了好几次，天都黑透了，还是不见人影。大姐让夏生和大哥先吃，自己盛了一碗饭放在锅里温着，然后坐在堂屋里等。

　　快九点的时候，院门响了。爸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镇上的文书小孙，一个是公社武装部的老陈。爸的脸色很难看，进门就把治保主任的袖章摘下来，重重地拍在桌上。

　　“出了什么事？”妈的声音都变了。

　　爸没说话，一屁股坐到条凳上，低着头抽烟。小孙和老陈互相看了一眼，还是老陈开了口：“嫂子，别急。今天县里来人，说守正同志在处理河口中学那件事情上……做法有问题，要停职检查。”

　　妈愣住了。大姐手里的针线活掉在了地上。夏生趴在里屋的门框上，大气不敢出。她看见大姐慢慢蹲下去，把掉在地上的鞋垫捡起来——她最近在跟妈学纳鞋底，给爸纳了一双棉鞋垫，还没纳完。大姐把鞋垫拍了拍灰，放回笸箩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爸面前。

　　“爸，”她说，声音不大，但很稳，“那个事，你做得对。”

　　爸抬起头，看了大姐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很复杂，有疲惫，有欣慰，也有一点点夏生看不懂的东西。他掐灭了烟头，伸手摸了摸大姐的头发，说了一句：“没事，检查就检查，身正不怕影子斜。”

　　那天夜里，夏生被尿憋醒，起来上厕所。路过堂屋的时候，她看见爸一个人坐在黑暗里，面前的搪瓷缸子里的水早就凉了。他没有开灯，也没有点烟，就那么坐着，像一尊泥塑。夏生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爸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拿起来，盖在他腿上。爸愣了一下，低头看见是她，粗糙的大手握住她的小手，握得很紧，握得她有点疼，但她没有抽回来。过了一会儿，爸松开手，低声说：“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夏生点点头，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落在爸的肩膀上，白得像霜。

　　爸停职的消息，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池塘，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第二天一早，大伯娘就来了。这回她没有拎腌萝卜干，空着手来的，进门就抹眼泪，说：“二弟啊，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哉？一个治保主任，犯得着跟上面顶着干吗？”爸没理她，闷头喝粥。大伯娘又转向妈，絮絮叨叨说了一车话，翻来覆去就是“以后可怎么办”“家里几个孩子要吃饭”。妈红着眼圈没接腔，手里的碗端了又放，放了又端。倒是大姐开口了。她放下筷子，不紧不慢地说：“大伯娘，我爸没事。停职检查就是走个过场，查完了该干啥干啥。我爸可是老党员，没有政治问题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稳当当的，像钉子钉在木板上。大伯娘张了张嘴，到底没再说下去，坐了一会儿就讪讪地走了。

　　夏生在旁边看着，觉得大姐说话的样子有点像爸——腰板直，不慌不忙的。

　　日子还要过。爸每天照样出门，只是不去镇政府上班了。他扛着锄头下地，把自留地里的土翻了一遍又一遍，土疙瘩敲得细碎。镇上的人见了，有的假装没看见，有的上来拍拍肩膀说“守正啊，想开点”，爸就点点头，也不多话。那把锄头被他磨得锃亮，木头把子上全是汗渍，油光光的。

　　有一天下午，夏生放学回来，看见爸蹲在院子的角落，手里拿着一把凿子，在一块木头上雕着什么。她凑过去一看，是一只小鸟，翅膀半张着，像要飞。爸的手很巧，在参军前在木匠店里做过学徒，后来参军了，但手艺还在。“爸，你在雕什么？”“给你雕个玩意儿。”爸头也不抬，凿子削下去，木屑卷成小花，落了一地。过了两天，小鸟雕好了，巴掌大，翅膀和尾巴都上了颜色——用的是妈染布的染料，翅膀是蓝的，嘴是红的。爸用一根细麻绳穿过小鸟的肚子，挂在夏生的书包上。夏生走到哪儿，小鸟就在书包上一晃一晃的，像个活物。

　　大哥李长河也变了个人似的。爸出事以后，他再也没跟着镇上的孩子们往外跑。每天除了干活，就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出以前的课本来看。六年级的课本他早就学完了，就找大姐借初中的书。大姐给了他一本代数，他像啃硬骨头似的，一天啃一页，啃不懂就皱着眉头想，想不出来再去问大姐。妈心疼他，说：“长河，你出去找同学玩玩，别老闷在屋里。”大哥摇摇头，说：“不想玩。”夏生有一回偷看大哥的课本，发现扉页上写着一行字：“我不去了。”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笔迹很深，像是一笔一画刻上去的。

　　大姐依然是这个家里最让人放心的人。她每天去中学上课，放学回来先帮妈干活，干完了再点灯看书。学校里的政文课越来越多，数理化的课时少得可怜，她就自学。有一回她从学校回来，书包里多了几本旧课本——是高年级的，不知道她从哪儿弄来的。她把书用油纸包好，塞在床底下的木箱子里，箱子上了锁，钥匙挂在脖子上，贴着心口，走路时轻轻晃荡。

　　妈有一回问爸：“春月这书，还能读多久？”爸正在院子里修理一把豁了口的锄头，听到这话，手里的锉刀停了一下，说：“她能读多久，我就供多久。”“可是你现在……”“我没事。”爸的声音很低，但很硬，“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妈不说话了，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端出一碗红糖水，放在爸旁边的石墩上。红糖水冒着热气，在冬天的冷风里，像一小团暖雾。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腊月里下了一场大雪，房檐上挂着一尺长的冰凌，亮晶晶的，像一排牙齿。夏生穿着大姐穿小了的棉袄，袖口短了一截，露出手腕上一截冻得发红的皮肤。大姐看见了，翻箱倒柜找出一双旧毛线手套，是她在学校劳动课时自己织的，手指头的地方磨出了洞。大姐就着煤油灯，一针一针地把洞补上，然后套在夏生手上。手套有点大，但暖和得很，毛线里还带着大姐手心的温度。

　　快过年的时候，县里传来了消息：爸的检查结束了，结论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无原则性错误”，恢复职务，但保留了一个警告处分。消息是文书小孙跑来告诉的。他气喘吁吁地进了院子，脸上笑成一朵花：“守正叔，没事了！县里批了，你明天就可以回镇上上班了！”爸正在堂屋里糊窗户——窗纸破了好几个洞，冷风往里灌。他听到小孙的话，手里的刷子停了停，说了一句：“知道了。”继续刷浆糊，把新窗纸贴上去，拿手抹平，动作很慢，很仔细。

　　小孙走后，妈站在灶台边，用手背擦眼睛。大姐抿着嘴笑了一下，转身去鸡窝里摸出一个鸡蛋，磕在碗里，给爸打了一碗蛋花汤。爸接过碗，喝了一口，忽然抬起头，看着满屋子的人——妈、大姐、大哥、夏生——说了一句：“这些年，苦了你们了。”屋子里很安静。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瓦上的雪正一点点融化，顺着屋檐滴下来，滴滴答答的，像春天的脚步。

　　夏生低头看了看书包上那只木雕的小鸟。它在昏黄的灯光下安安静静地晃着，翅膀半张，像是在等一个飞起来的时机。她把那盒弹珠从口袋里摸出来数了数，还剩下十一颗。她挑出一颗橙色的，放在窗台上，让它对着外面的雪光。雪光映进弹珠里，折射出一小片暖洋洋的颜色，落在窗纸上，像一朵小小的花。

　　她忽然想起大姐说过的话：“春天花会开。”这句话不是诗，也不是语录，就是大姐随口说的。但夏生觉得，这句话比什么都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