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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4章 小学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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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里,李夏生的报名进行得很顺利。班主任是个扎麻花辫的女老师,姓陈,说话软乎乎的,摸了摸李夏生的新书包,笑着夸针脚缝得好。陈老师拉着她的手,把她安排在靠窗的位置坐下。
同桌是个脸圆圆的男孩子,叫王大狗,家也住在镇上。他盯着李夏生的书包看了半天,忽然凑过来小声说:“你这书包真好看,我妈给我缝的书包是黑粗布的,还没口袋。”
那天第一节课,陈老师教大家写自己的名字。李夏生捏着铅笔,一笔一画地描,“李”字写得歪歪扭扭,“夏”字的撇总是出不了头。她急得鼻尖冒汗,直到放学的时候,才在田字格里写出三个整整齐齐的字,小心翼翼折好,放进书包那个小口袋里。
放学是自己走回去的。李夏生跟着镇上的孩子一起往家走,蓝底白花的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小口袋里揣着写了名字的田字格,还有陈老师奖励的一朵小红花。杨秀兰已经站在门口等她了,远远看见她就喊:“回来了?”李夏生跑过去,从书包口袋里掏出田字格和小红花,仰着脖子给杨秀兰看:“妈,老师夸我字写得端正!”杨秀兰接过来,笑得眼睛都弯了,摘了树顶上那个最红的半熟石榴,剥了籽给她吃。石榴籽清甜,带着点微涩,像极了那年初夏的味道。
小学生活就这么慢悠悠开始了。每天天不亮,李夏生就爬起来帮杨秀兰烧火喂鸡,吃完早饭背着书包,跟大姐一起去学校。大姐已经上六年级了。李长河比她大三岁,上三年级,总爱抢她书包里的橡皮,抢完就跑,被李守正撞见,少不了挨一顿骂。每次骂完,李长河都会蔫头耷脑地躲在石榴树后面,等杨秀兰去劝,转头又忘干净了,下次还抢。李夏生从来不真生气,她总记得李长河偷偷把自己攒的半盒弹珠塞给她,说有人欺负你就拿弹珠砸他。那半盒弹珠,她在书包小口袋里一直放着。
李夏生二年级的时候,大姐李春月六年级毕业,考取了镇上的初中——河口初中。河口初中是李夏生出生那年刚成立的,包含初中和高中。
消息刚出来时,家里门槛都快被说客踏平了。先是大伯娘拎着半筐自家腌的萝卜干上门,屁股刚挨上长凳就开始絮叨:“春月啊,不是婶儿说你,女孩子家家的,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早晚不得嫁人生娃,不如趁早在家帮你娘喂猪、洗衣做饭,还能给家里省点口粮钱。再说了二弟妹,你这些年也就给二弟生了一个男伢,现在春月这么大了,正好再生一个,让春月帮着带。”她一边嗑瓜子,一边用眼角斜瞟着李春月。
后来隔壁三堂婶也来了,拉着杨秀兰的手苦口婆心地劝:“二嫂,你可别犯糊涂!河口初中一个月得花不少钱呢!春月要是去读了,将来长河读书咋办?下面还有夏生呢?再说了,女娃读再多书,最后还不是人家的人?”
杨秀兰被说得眼眶都红了,坐在灶台边抹眼泪。李春月低着头,手指死死攥着衣角,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偷偷瞟了一眼坐在堂屋的爸。
李守正点着一根烟,火星明明灭灭,半天没出声,末了“啪”地一拍桌子说了一句:“我姑娘想读,就让她读。大小我还是个治保主任,钱我来想办法,不用你们操心。”
这话一出,堂屋里顿时安静了。那些亲戚脸上的讪笑挂不住,又坐了一会儿,没趣地拎着空筐走了。
李夏生趴在里屋的门框上,看着那些人走了,又看着大姐偷偷抹了把眼泪,却在转头看见她的时候,赶紧仰起脸,露出一个亮晶晶的笑,还偷偷塞给她一块刚从灶膛里煨好的烤红薯。红薯烫得她直甩手,却甜到了心里头。
后来李春月背着杨秀兰连夜给她缝了补丁的新书包,去河口中学上学。家离得近,不像下面村里的孩子需要背着口粮和被褥在学校住宿。李春月每日都能回家住,只是放学比小学时晚,没太多时间帮妈妈干家务了。家里的烧火喂鸡的活就落到了李长河和李夏生身上。每周末,大姐就会用零钱买两块糖,一块给李长河一块给李夏生,奖励他们帮家里干活。糖纸被夏生小心翼翼地夹在课本里,攒了厚厚一沓,花花绿绿的,像一整个春天。而那半盒弹珠,依旧安安静静躺在李夏生书包的小口袋里。
大姐在河口中学的日子并不好过。学校里几乎停了课,老师们被拉出来批斗。教数学的刘老师,五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每天笑眯眯的,也被人挂了“传播封建思想”的牌子,在操场上弯腰低头。学生们分成两派,天天吵架、贴大字报。大姐班上好几个同学索性退了学,回家种地去了。
大姐没有退学。她每天照常背着书包去学校,教室里常常没有老师,她就自己坐在角落里看书——看从图书馆抢救出来的课本,看那本翻烂了的《红楼梦》。学校图书馆被封了,铁锁把门,她趁着夜里没人,偷偷从窗户翻进去,“借”了几本书出来。书包里用旧报纸把书包得严严实实,回到家也不敢拿出来,等全家人都睡沉了,才在煤油灯底下小心翼翼地翻开。
有一回被爸撞见了。爸起夜喝水,路过她房间,看见门缝里透出光,推门进去。李春月吓得把书往被子底下一藏,脸刷地白了。爸站了一会儿,没有问她藏的是什么,只说了一句:“灯油省着点用,明天我去供销社再打一斤回来。”说完转身走了。李春月攥着书角,眼泪啪嗒啪嗒砸在泛黄的书页上。
李夏生那时候还不知道大姐的处境到底有多难。她只知道大姐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天都黑透了才进门。有一天晚上,大姐回来后,脸上多了一道浅浅的伤痕,像是被人掐过。夏生问她怎么了,大姐笑了笑说:“没事,走路摔的。”可夏生看见大姐手背上也红了一片,指甲印清清楚楚。
李夏生气得要去找爸爸。大姐一把拉住她,摇摇头:“爸现在是治保主任,忙得脚不沾地,别拿这些事烦他。”夏生咬着嘴唇忍住了。她把自己那盒弹珠捧到大姐面前,挑出最亮的一颗水蓝色,说:“大姐,这颗给你。它能许愿,你对着它许个愿,就什么都会好起来的。”大姐接过弹珠,对着灯光看了看。光线透过玻璃珠子,在土墙上映出一个圆圆的光斑,像一枚小小的月亮。她把弹珠握在手心,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睁开,笑着对夏生说:“许好了。”
“许的什么愿?”夏生问。
“说出来就不灵了。”大姐揉了揉她的头发。
后来夏生才知道,那天大姐在学校里,因为不肯跟着全班同学一起喊打倒某个老师的口号,被班长带着几个人堵在操场上推搡了一顿。她没有还手,也没有哭,只是死死抱着书包——书包里装着那本从图书馆借出来的《牛虻》。
大伯家的堂哥李大军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事,火冒三丈,跑到河口中学闹了一场,指着那个班长的鼻子说:“你再动我妹子一根汗毛,我打断你的腿!”李大军身板高,力气大,高中没念完就辍了学,后来加入了民兵连,在堂叔李守正身边做文书之类的工作。他对春月这个堂妹,倒是实打实地心疼。
那之后,大姐在学校里没人再敢动手了,但也没有人跟她说话。她成了班上的“落后分子”,被孤立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她不在乎。每天照常看书、做题。没有老师教,她就自己学。数学课本上的习题,一道一道地啃,不会的就反复琢磨,实在琢磨不出来,就跑到供销社买一本旧习题集,照着答案反推。她的成绩稳稳地排在年级第一——因为别人都不学了,只有她在学。
1967年春天,大伯家的堂哥李大军娶媳妇。酒席上,大伯喝多了酒,当着满桌亲戚的面,筷子一敲碗沿,大着舌头说:“老二家供丫头读初中,我看是打肿脸充胖子。一个女伢,花那么多冤枉钱,将来还不是便宜了别人家!”旁边有人跟着笑。爸当时没吭声,筷子捏得咯吱响,忽然“啪”地往桌上一拍,正要开口——坐在一旁的爷爷先慢悠悠地说了一句:“春月那孩子,年终期末考试全镇第十。你们谁家的娃,先考个全镇第十再来放炮。”全场哑了。
那年夏天,河口中学出了一件大事。学校里的两派学生动了手,棍棒和砖头齐上,闹出了流血伤人。镇里派李守正去调查处理。事情很快查清了,结果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学校被封了,所有学生全部回家,等候通知。
大姐背着一书包书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只是在走进院门的那一刻,脚步顿了一下。她深吸一口气,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杨秀兰正在灶台边做饭,回头看了她一眼,手里锅铲没停,嘴里说:“回来就好,回来帮我干点活。”大姐放下书包,挽起袖子,蹲在水盆边开始洗菜。她低着头,一声不吭。只有李夏生看见,有几滴水珠落在菜叶上,分不清是水龙头里溅出来的,还是别的什么。
那天晚上,大姐破天荒地没有看书。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仰头看着满天的星子,一动不动。夏生搬了个小板凳挨过去,把脑袋靠在大姐肩膀上,也不说话。蛐蛐在墙根底下叫,远处传来几声狗吠。过了很久,大姐轻轻说了一句:“夏生,你知道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叫天狼星。课本上说的。”大姐指着西南方向的夜空,“它在地球的另一端,很远很远的地方。”
“比市里还远吗?”
“比市里远多了,比省城还远,比你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还要远。”
夏生想了想,问:“那你能去那里吗?”
大姐笑了一声,声音低低的:“我是想去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总有一天。”
夏生把那颗水蓝色的弹珠从口袋里摸出来,举到眼前,对着星空。弹珠里的花纹在星光下像一团旋涡,又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大姐,”夏生说,“刚才我对着弹珠许了个愿。”
“什么愿?”
“说出来就不灵了。”
大姐笑了,这次笑得比刚才真。她搂住夏生的肩膀,两个人靠在一起,在这个小小的、安静的院落里,看着满天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