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三章 霞飞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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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路是法租界最长的一条街，从外滩一直伸到徐家汇。路两旁栽着法国梧桐，春天了，枝丫上刚冒出嫩芽。街面上跑着电车和汽车，人行道上走着各色人等——穿西装的洋行职员，裹旗袍的摩登女郎，推小车卖馄饨的小贩，牵着狼狗的法国巡捕。空气里混着咖啡香、汽车尾气和烤面包的味道。
周明远站在霞飞路和圣母院路的交叉口，看着对面那家咖啡馆。招牌是法文的——Café des Champs-Elysées，香榭丽舍咖啡馆。名字起得大，门面却不大，临街的玻璃窗上贴着英文和法文的菜单，窗台上搁着两盆枯萎的天竺葵。一个穿白色围裙的侍者靠在门口抽烟。
他推门进去。门上挂着一串铜铃，叮当响了一声。咖啡馆里七八张桌子，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桌布上压着玻璃烟灰缸。墙纸上印着褪色的玫瑰花纹，墙角有一台留声机，正放着爵士乐，声音不大，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下午三点钟，店里没什么人。靠窗的位子上坐着一个穿西装的法国人，在看一份法文报纸。角落里有两个中国学生在低声说话，面前摆着两杯咖啡，咖啡凉了也没喝。
他选了最里面靠墙的一张桌子坐下。这个位置背对墙，面朝门，能看清每一个进来的人。
侍者慢悠悠地走过来：“先生喝什么？”
“咖啡。”
“什么咖啡？我们有法式的、土耳其的、还有——”
“随便。”
侍者嘴角动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这个人不懂咖啡。他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咖啡端上来的时候是热的，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奶沫。周明远没加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他在美国喝了四年咖啡，从来不觉得好喝，每次都觉得像在喝药。
三点十分。门上的铜铃响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戴一顶旧礼帽，手里拿着一把折扇。他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整个咖啡馆，目光在法国人身上停了一瞬，在两个学生身上停了一瞬，最后落在周明远身上。他走过来。
“周先生？”
“是我。”
“我姓方。”他在对面坐下，把礼帽摘下来放在桌上，“叫我老方就行。”
周明远看了他一眼。老方的脸是那种让人记不住的脸——不胖不瘦，不黑不白，五官平常，没有什么特征。放在人群里就找不到了。但周明远注意到他的手。他的手很厚，关节粗大，不像读书人的手，也不像商人的手。那是一双干过粗活的手。
“惊蛰跟你接过头了？”老方问。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很随意，像在聊家常。
“昨天。城隍庙。”
“她跟我说了。她说你——”老方顿了一下，笑了笑，“她说你这个人有点散漫。”
“她是这么说的？”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原话更难听些。”老方端起周明远面前的咖啡杯闻了闻，又放下了，“这洋人的玩意儿我喝不惯。还是茶好。”
侍者走过来。老方要了一杯茶。侍者说没有茶。老方说白开水也行。侍者脸上露出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但还是去端了一杯白开水来。
“惊蛰这个人，”老方喝了一口白开水，“脾气不太好，但办事牢靠。你在上海的日子，少不了跟她打交道。她要是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
“那就好。”老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周明远面前，“你的差事。法租界公董局边上，有一户姓林的，做洋布生意。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五，一个十三，要学英文。你去教。每个礼拜三次，礼拜一、三、五下午。束脩不高，够你吃饭租房。”
周明远拿起信封，没打开。
“这个身份是干净的。林家不知道你做什么。你也不要让他们知道。”老方说，“你的任务是两样。第一，利用家庭教师的身份，接触公董局附近的洋人圈子，打听消息。法租界公董局里有法国人的情报，也有日本人收买的眼线。第二，做惊蛰的搭档。戏院是我们的联络站，惊蛰是交通员，你帮她传递情报。她一个人在戏院撑了两年，太久了，需要一个人接应。”
“什么情报？”
“什么都有一点。”老方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最近日本人从东北运了一批军火到上海，走的是日租界的码头。我们要弄清楚这批军火存放在什么地方，下一步往哪儿运。还有一件事——有个从苏区过来的同志，下个月到上海，需要安排住处和证件。这些事，惊蛰一个人忙不过来。”
“知道了。”
“你的代号是钟声。这个代号只有我、惊蛰、还有组织里的几个人知道。在外面，你是周明远，是从东北来的教书先生。听你口音就听出来了，不用装。你跟人喝酒吹牛的时候可以多说两句东北的事，真的假的都行，越真越好。真的东西最能骗人。”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老方看着他，“惊蛰不知道你是从榆树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在上海，知道的事越少越好。万一被抓了，不知道的事你招不出来。”
周明远端起来咖啡又喝了一口。凉了。凉咖啡比热咖啡更难喝。
“她呢？”他问。
“她什么？”
“沈月红。她是什么来历？”
老方把杯子放下。玻璃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响。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她是你搭档，你想知道她靠不靠得住。”老方看着周明远，“我告诉你——她来上海三年，做了三年交通员，没出过一次差错。为了这工作，她差点死在巡捕房手里，还不止一次。我能说的是这些。其他的，你以后要是想知道，自己问她。她要是不想告诉你，你也别问。”
老方站起来，把礼帽戴回头上。
“惊蛰告诉我你昨天去戏院看了她的戏。”
“看了。”
“怎么样？”
“唱得好。”
“她是最好的。”老方说，语气忽然不像刚才那么随意了，“三年以前她还是唱堂会的小角色，没人知道她。是她自己一点一点唱出来的。她把戏院唱成了我们的联络站。你去外面问问，上海滩谁不知道天蟾戏院的沈老板？但她自己——”老方停了一下，“算了。不说了。你以后自己看。”
老方拿起折扇，在桌上敲了一下。然后他转身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周先生。”
“怎么？”
“东北现在怎么样了？”
周明远抬起头看着他。“你说什么？”
“东北。你的老家。”老方站在门口，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我有个亲戚在奉天，很多年没信了。那儿现在——”
“日本人占着。”周明远说，“占两年了。”
老方没再说什么。他推开门，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玻璃门在他身后合上，他的蓝布长衫在窗玻璃外晃了一下，就被人流吞没了。
周明远坐在那里，把那杯凉透的咖啡喝完。咖啡渣子沉在杯底，涩得他皱眉。他把杯子放下，从口袋里掏出老方给他的信封，打开。里面是林家地址、几块银元、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下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他记下了，把纸条撕碎，混在烟灰缸的烟灰里。
他走出咖啡馆。太阳已经偏西了，霞飞路被照成金色，梧桐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人行道上。电车的轨道在夕阳下反光，像两条淌着蜜的河。街上的人比刚才更多了。下班的人潮涌出洋行的大楼，穿西装的职员夹着公文包，穿高跟鞋的女秘书挽着男朋友的胳膊，黄包车在人群里穿来穿去，车夫吆喝着让路。
周明远在人群里走着。他想起老方刚才那句话——“惊蛰不知道你是从榆树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在上海，知道的事越少越好。
但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沈月红是山东明泽人。他知道她在上海做了三年交通员，没出过一次差错。他知道她差点死在巡捕房手里。他知道她是最好的。
至于别的——老方说得对，以后要是想知道，自己问。她要是不想说，也别问。
他没有直接回旅馆。他沿着霞飞路往东走，走到外滩。外滩的江边风很大，江上轮船的汽笛声此起彼伏。黄浦江的水在夕阳下变成暗金色，对岸的浦东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暮霭里。几艘外国军舰停在江心，挂着英国旗和日本旗，黑色的舰身像蹲在水面上的铁兽。
他在江边站了很久。风把他的长衫吹得猎猎响。他想起了老方最后那句话。
东北现在怎么样了。
他对着江面，在心里说了一遍。东北。榆树。卡岔河。周家烧锅。父亲站在甑锅前的样子。父亲在雪地里指着白茫茫的田地说，明远，这些地，早晚要分给种地的人。父亲送他上船那天站在月台上，背微驼，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被车站的人流吞没。
日本人在东北。占两年了。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攥紧了那只旧皮箱的钥匙。钥匙很凉，贴着掌心，像一块冰。
天黑以后他回到旅馆，收拾了行李。第二天一早，他搬进了林家给他安排的住处——法租界金神父路一条弄堂里的一间亭子间。房间不大，比旅馆强不了多少，但有一扇朝南的窗户，能看见一小片天空。他把那只旧皮箱塞在床底下，把父亲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长衫，站在甑锅前，背微驼。
他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回抽屉里。
下午两点。他去了林家。
林家住在一栋三层的石库门房子里，离公董局只有两条街。大门刷着黑漆，门上有一对铜门环。给他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佣，围裙上沾着面粉，大概正在做饭。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先生找谁？”
“我是新来的家庭教师。姓周。”
女佣把他领进客厅。客厅里摆着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落款是一个他不认识的画家。茶几上放着一台电话，电话旁边是一盒雪茄。一个穿着绸衫的中年男人从楼梯上走下来。他身材微胖，脸上油光光的，手里拿着一把紫砂壶，和昨天戏院里那个男人一样。
“周先生？久仰久仰。敝姓林，林仲甫。”他拱了拱手，“听说周先生是从美国回来的？”
“待了四年。”
“好，好。犬子顽劣，请周先生多多费心。”林仲甫朝楼上喊了一声，“安国！安邦！下来！”
两个男孩从楼上跑下来。大的十五岁，小的十三岁，都穿着西式的短裤和衬衫，头发梳得油光。大的那个脸上有一种不屑的神情，小的那个低着头发呆。
“这是周先生，以后教你们英文。”林仲甫说，“叫先生。”
“先生。”两个男孩同时喊了一声，语气敷衍。
周明远看着他们。他想起了自己在奉天念书的时候，也是这个年纪，也是这副神情——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认真学，觉得所有的老师都是老古董。后来他去了美国，才知道自己什么都不会。
“明天开始上课。”他说，“今天先认识一下。”
他问了大儿子的名字、小儿子以前学过什么。大儿子叫安国，说学过《英文津逮》，但学了一半就停了。小儿子叫安邦，说学过字母，但记不全。周明远让他们把学过的课本拿出来。安国磨蹭了半天才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英文课本，封面已经撕了一半。安邦拿出来的课本倒是完整，但里面用铅笔涂满了小人。
周明远把两本课本翻了翻，合上。
“明天我带新的来。这些旧的不用了。”
安国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的不屑少了些。
周明远从林家出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他站在门口点了根烟，看了一眼街道。公董局就在左边一百米的地方，是一座灰色的三层洋楼，楼顶上挂着法国旗。大门口站着两个安南巡捕，穿着卡其布制服，腰间别着枪。
这就是他以后要盯的地方。他在心里记下了一个细节——公董局对面有一家茶馆，二楼临街的窗户正对着大门。
他没有直接回亭子间，而是沿着福熙路往天蟾戏院的方向走。走了不到一刻钟，他看见戏院的红漆大门。白天戏院门口很冷清，海报上的沈月红还是那样看着他。他在海报前面站了片刻，想起老方说“她差点死在巡捕房手里”。他想象过那个画面——巡捕房的审问室，阴暗潮湿，墙上有刑具，沈月红坐在那里，脸上还是那种不冷不热的表情。他想象不出她怕的样子。
一辆电车从身后驶过，叮叮当当的铃声把他的思绪打断。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碾灭。
然后他走进戏院旁边的巷子。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勉强。墙是青砖的，砖缝里长着青苔。他在离戏院后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后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红纸，写着“闲人免进”。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也不知道要等什么。
门开了。那个叫小蝶的小姑娘端着一盆水出来倒。她看见周明远，愣了一下。
“周先生？”
“路过。”周明远说。
小蝶回头朝门里看了看，又转过头来，笑嘻嘻地看着他。
“沈姐姐说，下次你来找她，直接进去就行。”
“她在？”
“在。在教我们认字。”小蝶往门里一指，“你自己进去吧。”
周明远把烟掐了，走进后门。
后台的光线比上次来的时候亮些。几个年轻女孩围在梳妆台前，沈月红坐在中间，手里拿着一份旧报纸，正在念上面的字。她没有上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头发随意地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是周明远，没起身，只是点了点头。
“来认路？”
“算是。”他靠在门框上，“老方交代了。以后常来常往，得知道从哪儿进。”
沈月红把报纸放下，跟那些女孩说了声“今天就到这儿”。女孩们站起来散了，有几个经过周明远身边时偷偷看了他一眼，抿着嘴笑。
“你的学生？”周明远看着那些女孩的背影。
“戏班子里的小姐妹。都不识字。”她说，“不识字就受人欺负。签了卖身契都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你教她们？”
“能教一点是一点。”她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张手抄的纸，递给他，“你看看。”
周明远接过来。是一份手抄的《申报》社论，笔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个字都写得很大很用力。纸的背面还有几个字——“解放”、“阶级”、“权利”。
“你写的？”
“抄的。有些字我也不认识，查字典。”她看着那张纸，“这些词，以前我没听过。后来老方跟我说，革命就是要让这些词变成真的。”
周明远把纸还给她。
“你是哪儿的人？”她忽然问。
“吉林。”
“吉林什么地方？”
“榆树。”周明远说，“小地方。卡岔河边上，家里开烧锅，酿高粱酒。”
“烧锅？”
“就是烧酒的作坊。”
“我知道。”她说，“我爹活着的时候，逢年过节去打酒，打最便宜的那种。掺水的。”
“我家的不掺水。”周明远说，“掺一滴水，坏三代名。我爹说的。”
“你家现在呢？”
“没了。”
沈月红看了他一眼。周明远觉得那眼神和上次在湖心亭时不一样了。上次是审视，这一次——他说不上来。不是同情。她眼睛里没有同情这种东西。更像是承认。承认他也失去过什么。
“我爹也死了。”她说，“七岁那年。”
“怎么死的？”
“叫地主打死的。抗租。我跪在那儿磕头，磕了一地的血。人家愣是没给留口气儿。”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和上次在湖心亭说“命不值钱”时一样。但周明远听出来了——这不是冷漠，是把什么东西压得太深，深到她自己可能都找不着了。
“我爹死的时候，”周明远说，“我在美国。”
“赶回来了？”
“赶回来也没赶上。信在路上走了三个月。我回来只看到一座坟。烧锅也让人占了，地也分了。什么都没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后台的钟在墙上滴答滴答地走着。远处传来电车的声音。
“吉林的冬天，”沈月红忽然说，“是不是特别冷？”
“冷。冷到骨头里。”
“比山东冷？”
“没法比。”他说，“山东的冷是干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吉林的冷是湿冷，雪化了渗进骨头里，半夜腿疼。但冬天也有好东西。卡岔河冬天结冰，砸开冰窟窿，能捞鲫鱼，银白的肚子，下锅一炖，汤是白的。”
“我小时候在明泽，吃过我娘烙的煎饼，卷大葱。”她说，“后来去了戏班，不让吃葱。说吃了嗓子哑。”
“你嗓子哑过吗？”
“没有。”她说，“我嗓子没坏过。有一回发烧烧到三十九度，上台照唱。班主说，沈月红你这人，硬得跟石头一样。”
“你是山东人。”
“你也是东北人。”
他们看着对方。周明远忽然觉得，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是联络图上的两个代号。他们有了来处，有了失去的东西，有了回不去的地方。这些东西和组织没关系，和任务没关系。但这些东西，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