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二章 到上海的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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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的第三天，周明远去了城隍庙。
接头时间是下午三点。他来早了，不是为了表现积极——是他在这座城市里实在没有别的事可做。旅馆的房间太小，天花板太低，躺在床上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他出了门，沿着霞飞路往东走，走到外滩，站在黄浦江边上。江水浑黄，江面上漂着菜叶和死猫。对岸是浦东，一片灰扑扑的低矮房子，远处的烟囱冒着黑烟。江风吹过来，带着腥味和煤烟味。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
城隍庙在法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处，是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卖香烛的、算命的、拉洋片的、卖梨膏糖的、耍猴的，什么人都有。空气里混着檀香味、油炸臭豆腐味、人汗味。周明远在九曲桥上走了一圈。桥下的水是绿的，绿得不像是真的，像是谁把一缸染料倒进了池子里。几条红鲤鱼浮在水面上，嘴巴一张一合，等着人投食。
他想起了卡岔河。卡岔河的水也是绿的，但那是水草的颜色，不是染料。河里有鲫鱼，冬天砸开冰面，鲫鱼在冰窟窿里翻腾，银白的肚子闪着光。父亲喜欢吃鲫鱼。父亲说，卡岔河的鲫鱼是天底下最好的鲫鱼。他不记得父亲还夸过别的什么东西。
他看了看怀表。两点四十分。
湖心亭是座临水的茶楼，四面通风，坐在里面能看到外面的动静，外面的人却不太看得清里面。他拣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要了一壶龙井。茶博士拎着长嘴铜壶过来，热水哗哗地冲进茶壶里，溅出几滴水在桌面上。茶博士用抹布擦了擦，说了一声“先生慢用”，就走了。
他端着茶杯，没喝。茶杯是粗瓷的，杯沿上有一个小小的豁口。他看着窗外。九曲桥上的人来来往往。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人，手里拿着折扇。一个穿旗袍的女人，牵着一个孩子。一个老道士，胡子花白，手里举着“看相算命”的幌子。每个人都在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
他把联络图从口袋里掏出来，在桌子底下又看了一遍。接头暗号很简单——他问“先生贵姓”，对方答“免贵姓周”，他再说“周先生喜欢听戏吗”，对方答“不大听，今天是头一回来上海”，然后他问“什么戏”，对方答“《桃花扇》”。暗号对上了，就表明身份。对方代号“惊蛰”，他的代号“钟声”。
钟声。这个代号是组织上给他起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叫“钟声”。也许是因为他姓周，周和钟在英文里是一个词。也许是因为他在东北大学教历史，历史像一口钟，敲一下，响一声，提醒人别忘了过去。也许什么理由都没有，只是随便起的。组织上起代号有时候很随意，有时候又很讲究。他从来没问过。
三点整。他把联络图折好放回口袋。
一个女子从九曲桥那头走过来。她穿着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头上戴着一顶素色的小帽，手里拎着一个蓝布包。她的步子不快不慢，腰挺得笔直。周明远注意到她的走路姿势——不是上海女人那种婀娜的步态，也不是乡下女人那种拖沓的步法，是一种利落的、有目的的走法，像行军。
桥上有个人撞了她一下，她身子微微一让，继续走，没有回头。
她走进湖心亭，在门口停了一瞬。茶博士迎上去：“小姐喝茶？几位？”
“找人。”她说。
声音不大，但很清。不是苏州话那种软糯，带着北方的硬。周明远想，这个声音如果唱戏，应该不是唱花旦的——花旦的声音要娇，要媚，要让人骨头发酥。这个声音不娇不媚，反而有点利，像一把没开刃的刀。
她的目光扫过整个茶室——靠窗的一对老夫妻，角落里一个戴眼镜看报的中年人，楼梯口一个打瞌睡的老头，还有他。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瞬，移开了。她没有立刻走过来，而是站在门口又看了外面一眼，像在确认有没有人跟踪。
然后她走过来。
“先生贵姓？”
“免贵姓周。周明远。”
她把蓝布包放在桌上，在对面坐下。
“沈月红。天蟾戏院的。”
“我知道。看了戏单。”
“周先生喜欢听戏？”
“不大听。”他顿了一下，“今天才晓得，上海有这么多戏院。”
沈月红倒了杯茶，端起来在嘴边碰了一下，没喝。周明远注意到她端茶杯的手——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指腹上有薄薄的茧。那不是弹琴的手。那是干活的手。
他抬起眼，近距离看她的脸。她比在远处看时更清瘦，颧骨微微凸出，眼窝比一般人深一点，皮肤不是上海小姐那种细白，是风吹日晒过的那种，带着一层很淡的、几乎看不出的粗糙。但她的眼睛很亮。不是水汪汪的那种亮，是刀刃上反光的那种亮。她的头发梳得很紧，一根碎发都没有。她的耳垂上没有耳环，耳朵上也没有洞。
周明远想，这个女人，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花旦。
“组织上说，派来的是一位有经验的同志。”沈月红说。她看着茶杯，语气很平，没有多余的情绪。但周明远听出来了——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她看他第一眼，就已经给他打了一个分数。这个分数不高。
“经验不多。”他说，“命有一条。”
“命不值钱。”她抬起眼睛看着他，“在这儿，谁的命都不值钱。”
她的眼睛很黑，黑得看不见底。周明远在那双眼睛里没有看到任何情绪。不是冷漠，是一种比冷漠更沉的东西。他在美国见过这种眼神——在芝加哥的贫民窟里，一个黑人码头工人坐在路边，看着街对面亮着灯的酒吧，眼睛里就是这种东西。那不是绝望。绝望是热的。这种东西是冷的。
“你叫惊蛰？”
“组织上起的。”她说，“二十四节气里，惊蛰是第三个。”
“我知道。”
“雷动风行，蛰虫咸出。”她忽然念了这么一句，语气里没有卖弄的意思，像在陈述一个事实，“这名字太大了。我叫沈月红。”
周明远看着她。她说“我叫沈月红”的时候，语气和刚才不一样了。刚才说暗号的时候，她的声音是平的，像在背书。但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多了一点什么。不是软弱，是一种很结实的、不容置疑的东西。
“月亮的月，红色的红？”
“嗯。”
“好名字。”
“我娘起的。”她说，没有要展开的意思。
她放下茶杯，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联络图上的暗号，表示确认了对方身份。然后她站起来，把茶钱压在杯子底下。
“明天晚上，天蟾戏院，《桃花扇》。散了戏在后台见。我带你见老方。”
“老方是谁？”
“这里的负责人。”她说，“戏院是我们的联络站。你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家庭教师，在霞飞路一户人家里教英文。明天老方会跟你细说。”
“好。”
沈月红从座位上站起来。周明远也站起来了。她拿起蓝布包，转身往外走。
“沈老板。”
她回头。
“你的戏，是真唱还是假唱？”
她看了他一眼。这一眼比刚才任何一眼都长。不是被冒犯了，也不是被逗乐了，是在重新估量。
“明天你自己看。”
她转身走了。周明远看着她的背影穿过九曲桥，蓝布旗袍在人群里晃了几下，就不见了。
他坐下来，把那壶龙井喝完了。茶已经凉了，凉了的龙井有一点苦，一点涩，还有一点说不上来的甜。他把茶钱压在杯子底下，起身往外走。
九曲桥上的人还是那么多。老道士还在举着他的算命幌子。穿旗袍的女人已经走远了。穿灰色长衫的人靠在桥栏杆上，看着水里的红鲤鱼。周明远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余光扫了他一眼——那个人的折扇是合着的。
他走过九曲桥，走出城隍庙。外面的街上，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去，一个报童举着报纸在喊：“申报申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没有人理他。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有地方要去。
周明远站在路边，点了根烟。上海的春天和东北的春天不是一回事。东北的春天来得很慢，先是雪化了，然后土软了，然后卡岔河开冻，河里的冰裂成一块一块，顺着水往下游漂。柳树发芽，高粱出苗，周家烧锅的烟囱冒出第一缕白烟。父亲站在院子里，用手捏了一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说：今年是个好年头。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那些画面从脑子里赶出去。
他想起沈月红。这个女人让他觉得不舒服。不是讨厌的那种不舒服，是被看穿的那种。她不跟他寒暄，不问他是哪里人，不吃他那一套嘴皮子上的功夫。她看他的眼神像在验货——不合格，但没办法，只有这一件，先将就着用。
他活了二十八年，第一次有人当着他的面说“命不值钱”。不是威胁，不是愤怒，只是一个陈述。
天黑了。路灯亮起来，把法租界的梧桐树照得发白。周明远往旅馆走，走过一条弄堂。弄堂里晾着衣服，衣服在夜风里晃来晃去，像一个个没有身体的人。有个女人在二楼窗口喊：“阿囡，回来吃饭！”一个小孩从他身边跑过去，光着脚，脚底板啪啪地打在石板路上。
他回到旅馆。房间里还是那股霉味。他打开窗，窗外还是那面墙，墙上还是那片青苔。他坐在床上，脱了长衫，把枕头竖起来靠在背后，点了一根烟。
明天去听戏。
他在黑暗里把这句话说了一遍，像是在给自己下命令。
然后他躺下去，闭上眼睛。窗外的电车声、汽车喇叭声、隔壁房间的留声机声，一直响到后半夜。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床单是潮的，被子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他想起榆树老家的炕，冬天烧得暖烘烘的，躺在上面像躺在一只大手里。母亲在炕那头做针线，父亲坐在炕沿上看账本，煤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张地图。他盯着那块水渍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
第二天傍晚，他去了天蟾戏院。
戏院在霞飞路后面一条叫福熙路的支路上，门面不大，但很精致。红漆的大门，门楣上挂着匾额，写着“天蟾戏院”四个金字。大门两侧贴着海报——左边是“色艺双绝沈月红”，右边是“今晚准演全本《桃花扇》”。海报上画着一个旦角儿，水袖翻飞，眉眼妩媚。周明远站在海报前面看了看。画得不像。画上的人有一张标准的瓜子脸，嘴唇画成小小的樱桃。但沈月红不是瓜子脸，她的下巴有一点方，嘴唇也比画上的薄。
门口聚了不少人。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短打的，什么人都有。黄包车在路边排了一溜，车夫们蹲在车杠上抽烟聊天。卖炒栗子的小贩挤在人群里吆喝，一个小孩举着糖葫芦跑来跑去。周明远买了张票，票价两角，是楼下靠后的位子。
戏院里面比外面看起来大。楼下能坐三四百人，楼上还有包厢，包厢里坐的都是有钱人。周明远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前后左右都是人。一个穿着绸衫的中年男人坐在他旁边，手里捧着个紫砂壶，时不时嘬一口。中年男人身上有花露水的味道，很浓，浓得让人头疼。
锣鼓响了。先是文场，二胡和琵琶，细细碎碎地铺了一层。然后是武场，锣和钹，一下一下，把人的心跳也带快了。幕布拉开，台上是秦淮河——纸糊的楼阁，画出来的水波，桌椅披着绣花的桌围椅披。灯光是暖的，黄的，把台上的一切都照得像一个梦。
一个老生先出来，念白，开唱。他唱的是侯方域，是《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周明远听不大懂戏词，只听懂了一句“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好像是在说一个地方。他不认识侯方域，也不认识孙楚楼。他只认识卡岔河和榆树县的土路。
然后她出来了。
沈月红扮的是李香君。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绣花帔，头上戴着点翠的头面，手里拿着一柄团扇。她站在台上，灯光落在她身上。台下几百双眼睛看着她。
周明远忽然发现，自己把身体往前倾了一些。
她开口了。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
她的声音和昨天不一样。昨天在湖心亭，她的声音是平的，稳的，像一面不起波澜的湖。但在台上，那声音变得又清又亮，从锣鼓点的缝隙里穿出来，不偏不倚地打在人耳朵里。周明远不懂戏，但他能听出一样东西——她的声音不是娇的，不是媚的。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硬，像一块绸缎底下藏着一根铁条。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唱到这一句的时候，她的声音忽然沉下去。不是音量的沉，是分量的沉。像一块石头从高处落下来，砸在水面上，水花溅起来，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台下鸦雀无声。那个捧着紫砂壶的中年男人忘了嘬茶。
周明远看着台上的李香君。他不懂这出戏的故事，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女人在唱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他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别的东西——那不是李香君的悲伤，那是沈月红的。他不知道她为什么悲伤，但他知道那悲伤是真的。
戏散了。观众起立鼓掌，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沈月红出来谢了三次幕。她站在台上，微笑着对台下鞠躬，笑得很有分寸，很得体，很职业。周明远坐在最后排的角落里，没有鼓掌。他看着她，想从那张笑脸上找出昨天在湖心亭看到的那个人。找不到了。她现在不是沈月红，是“色艺双绝”的沈老板。
他站起来，逆着人流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台上。沈月红还在谢幕，灯光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都镀了一层金。
他走出戏院，绕到侧面的小巷里。巷子里很暗，只有一盏路灯照着一小片墙。墙上贴着一张残破的海报，也是沈月红的，被雨水淋过，脸上的油彩晕成一片。他靠着墙等着，点了一根烟。
等了约莫半个时辰，戏院的后门开了。一个穿短打的杂役探出头来，朝巷子里看了看。
“周先生？”
“是我。”
“沈老板请您进去。”
后台一股脂粉味混着烟味。两个跑龙套的年轻人在卸妆，脸上五颜六色，用粗纸蘸着桐油往下擦。角落里一个老琴师在收琴，把松香粉小心翼翼地包进一块布里。衣箱敞着，里面堆着花花绿绿的戏服。
沈月红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梳妆台前。镜子上方挂着一盏电灯，灯光很亮，把她脸上的油彩照得清清楚楚。她已经卸了一半的妆——一边脸是素净的皮肤，另一边还带着胭脂和粉。镜子里映着她半明半暗的脸。
她看到周明远走过来，没有转身，只在镜子里看了他一眼。
“坐。”
周明远在旁边一张圆凳上坐下。凳子很矮，他坐下去的时候膝盖几乎顶到了胸口。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学生，坐在老师面前等着挨训。
“老方今晚来不了。”沈月红说。她一边说一边用草纸擦脸上的油彩，动作很熟练，“戏院里出了点情况。”
“什么情况？”
“巡捕房的人下午来了一趟，说是查消防。翻了几个房间。”她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家常事，“可能是真的查消防，也可能不是。最近风声紧，组织上有人被盯上了。”
“谁？”
“你不认识。是搞印刷的。”她把沾满油彩的草纸扔进旁边的废纸篓里，又拿了一张新的，“老方让你小心些。你是新人，脸生，这是好事。但你口音重，一听就是北边的。在上海，北边来的人容易让人留意。”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转过身，面对着他。她的半边脸是干净的，另半边还带着残妆，看起来有些诡异。“你在东北做过地下工作？”
“做过两年。”
“东北和上海不一样。”她说，“在东北，地广人稀，出了事往山里一钻就找不到了。上海不行。上海每条街都有人盯着，每条弄堂都可能是个死胡同。巡捕房、特务、青帮、日本人的眼线——你不知道谁是哪个。你要学，要快。”
周明远没有说话。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有一块疤，是在东北冬天留下的。那年冬天他送一份情报，在雪地里走了四十里路，手套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只，右手冻伤了，后来好了，留了一块疤。
“明天下午三点，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咖啡馆。老方在那儿见你。”沈月红转过身去，继续对着镜子卸妆。
“好。”
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端着一盆热水过来，叫了一声“沈姐姐”。沈月红接过水盆，说了声“谢谢小蝶”，语气比刚才跟周明远说话时软了十倍。小蝶好奇地看了周明远一眼，没敢问，走开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你是哪儿的人？”周明远忽然问。
沈月红的手停了一下。
“山东明泽。”她说完，继续洗脸，水花溅在梳妆台上。
“明泽？”
“小地方。阜阳西北，一个县。你没听说过。”
“我听说过。”
“你去过？”
“没有。”他说，“但我认识一个地方，也小，也没人听说过。榆树。”
沈月红把毛巾放在脸盆边上。她转过身，这时候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油彩了。没有油彩的脸看起来比刚才苍白，也年轻，颧骨很高，嘴唇有一点干。她的眼睛在镜子里看着他。
“吉林的那个榆树？”
“对。”
“你家？”
“对。”
她没再问什么。但周明远觉得，她看他的眼神变了一点。就那么一点点，像冬天卡岔河上的冰裂开了一道细细的口子，还没碎，但已经有了碎的可能。
“明天三点。”她说，“别迟到。”
“不会。”
周明远站起来。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沈月红忽然叫住他。
“周先生。”
他站住。
“戏怎么样？”
他想了想。“唱得好。”
沈月红没有笑，但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周明远想，她是知道自己在台上唱得好的。但她就是想听别人说。
“那出戏，”他说，“李香君后来怎么样了？”
“出家了。”
“为什么？”
“因为活不下去了。”她说，“活不下去了，只能出家。但出家也没用。戏里唱的是明亡，谁出家都没用。”
她转过身去，重新对着镜子。镜子里，她的眼睛看着他。
“明天三点。”
“知道。”
周明远从后门出来。巷子里还是那么暗，路灯还是照着那一小片墙。墙上那张残破的海报上，沈月红的脸被雨水冲得模糊不清，只有一只眼睛还是完好的，从纸面上看着他。
他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拢了拢长衫的衣襟，走了。
回到旅馆，他没有开灯。他坐在黑暗里，点了一根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亮一灭，像有人在给他打信号，但他读不懂。
他想起沈月红在台上唱的那一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他想起了父亲。父亲没有朱楼，父亲只有一座烧锅。但那座烧锅也塌了。
他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躺下去。窗外的霓虹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小块红色的光斑。他看着那块光斑，想起了沈月红说的那句话。
“活不下去了，只能出家。但出家也没用。”
她演的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但她唱的时候，好像是在唱她自己。
他闭上眼睛。
明天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