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章 榆树烧 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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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远后来跟人说过，他这辈子喝过的好酒，都是在十六岁以前喝光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快八十了，头发全白，手也不稳。他脸上带着笑，但那笑不是高兴。那笑是从很远的地方飘回来的，像卡岔河上秋天早晨的雾，薄薄的，罩在水面上，太阳一出就散了。
十六岁以前，他不知道什么叫好酒，也不知道什么叫苦。那时候他只知道一件事——冷。
吉林榆树的冬天，冷得让人什么都不想，只想活着。
雪是从十月末开始下的。先是细碎的雪粒子，打在脸上像沙子。然后是大片大片的雪，无声无息地往下落，一落就是一整夜。早晨推开门，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地、哪里是天。卡岔河冻得结结实实，冰面上裂开一道道口子，像人手上冻出的皴。河边的柳树裹了一层冰壳，风一吹，咔嚓咔嚓地响。
周家烧锅的烟囱是冬天里唯一冒热气的地方。
烧锅在榆树县城东二十里，卡岔河边上，地名就叫周家店。说是“店”，其实是座三进的院子。前院住人，后院烧酒。院子里从早到晚飘着一股酒糟味——酸中带甜，热乎乎的，闻久了上头，闻惯了却离不了。长工们赤着上身在大甑锅前忙活，蒸汽弥漫，人影模糊。方圆百里都知道，“周烧锅”酿的“榆树烧”，用的是卡岔河的水，黑土地上的红高粱，老窖泥发酵，不掺一滴水。
掺一滴水，坏三代名。这是周敬堂挂在嘴边的话。
周敬堂，人都叫他“周烧锅”。不是掌柜的，不是周老爷，就是“周烧锅”。这名号既是称呼，也是招牌。到后来，“周烧锅”成了这块地方的地名，外人问路都说“往周烧锅那边走”。
周敬堂这人，个子不高，背微驼，一双手伸出来全是老茧。他不光管账，还亲自下窖。他说你不碰粮食，粮食就不认你。他这双手供出了一个留洋的儿子，这事在榆树县传了好一阵。
周明远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他是周敬堂的独子。
他关于童年最早的记忆，是酒糟的味道。
春天卡岔河开冻，河边的柳树冒出鹅黄的芽。院子里的大甑锅整日整夜地烧着，白色的蒸汽从后院升起来，和河上的雾气混在一起。他蹲在甑锅边上，看长工们光着膀子搅料，汗珠子掉在锅沿上，嗞的一声就蒸发了。
秋天高粱熟了，一车一车的红高粱从地里拉回来，堆在场院里，像一座一座的小山。他躺在高粱堆上，看云从头顶飘过去，快得像被人赶着走。父亲站在场院门口，手里拿着账本，跟收粮的佃户一个一个地对数。他远远地听见父亲说：“老李家今年减一成，他家人口多，不够吃。”
冬天是最有意思的时候。新酒从甑锅里淌出来，第一碗照例要敬天，第二碗敬祖宗，第三碗——父亲递给他。
“尝一口。”
那是他第一次喝酒。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肚子里，眼泪都呛出来了。父亲哈哈大笑。
“再尝一口。别咽，含着。”
他含着那口酒，过了一会儿，舌尖上辣味退了，泛起一股甜。那是粮食的甜，干干净净的，像秋天晒在高粱地里的大太阳。
“记住了，”父亲说，“好酒不是辣的，是甜的。辣的是火，甜的是粮。火走了，粮还在。做人也是一样。”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年他十二岁。
周敬堂识字。在榆树县，地主识字不稀奇。但周敬堂不光识字，还信“新学”。他书房里有《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有一本翻旧了的《天演论》，还有一套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这些东西在榆树县没有第二个人订。县里的邮差每次送报来，都要多骑二十里路，抱怨说周烧锅的报纸比县衙门的公文还厚。
他自己没上过新式学堂。他父亲——周明远的爷爷——是个老派地主，信的是“耕读传家”，但也只让儿子念到《四书》就停了。周敬堂一辈子都觉得，自己见识不够，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他跟儿子说：“念书，不是为做官。是为了明白事理。不明白事理，有再多地也没用。”
周明远十二岁那年，被送到奉天念书。
奉天是东三省最热闹的城市。有火车站，有电灯，有日本人开的洋行，有俄国人开的面包房。街上跑着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比榆树县的骡车快十倍。他从榆树到了奉天，才知道世界比卡岔河大得多。
头一年冬天他从奉天回家过年，穿着学校发的制服，站在院子里，用新学的英文跟长工打招呼。长工们嘿嘿笑，说少爷说的话跟洋人一样。父亲从甑锅那边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进屋。”
晚饭后，父亲照例让他尝新酒。他喝了一口，皱了皱眉。
“怎么？”
“爸，”他把碗放下，“今年这酒，好像苦了一点。”
周敬堂愣了一下，自己也端起来喝了一口，咂了咂嘴。然后他把碗放下，看着他。
“不是酒苦。是你舌头变了。”
“舌头怎么会变？”
“你在奉天吃了别的东西，你的舌头就不是原来的舌头了。一个人要是见过了外面的世界，回来再喝家里的酒，就觉得苦了。这不怪酒。酒还是原来的酒。”
他低下头，没接话。
“明远，你将来是要出去的。出去看看，看人家怎么做酒，看人家怎么种地，看人家怎么过日子。看完了，要是还愿意回来，爸把这个烧锅给你。你要是不愿意回来——我也不怪你。但有一条，你得记住。”
“什么？”
“做人得干净。你爷爷传给我一句话：掺一滴水，坏三代名。酿酒是这个理，做人也是这个理。”
他又点了点头。
那年他十二岁。从奉天回家过年的那几天，他每顿饭都吃得很慢。临走那天早上，母亲给他装了一罐子腌酸菜，用油纸包了几块粘豆包，塞进他包袱里。母亲没说什么话，只是把包袱系了又系，生怕路上散了。父亲站在院门口，什么也没说。
“爸，我走了。”
“走吧。”
他坐上骡车。车把式甩了一鞭子，骡子迈开步子。他回头看，父亲还站在院门口，背微驼，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袍。雪花落在他肩膀上，他也不拍。那个画面在他记忆里停了很多年——灰色的天，白色的地，一个黑色的瘦小的人影，站在两个红灯笼下面。灯笼被风吹得晃来晃去，那个人影也晃来晃去。
一九二一年，周明远十六岁。周敬堂决定送他赴美留学。
这件事在榆树县传了很久。周烧锅供儿子去留洋，留洋是什么？就是坐船去洋人的国家，念洋人的书，跟洋人说话。有人说不值得，花那些钱干什么？有人说周敬堂疯了，一个儿子，送那么远，还指望他回来？也有人说，周烧锅这是在给自己铺后路——世道要变了，不识字的地主早晚要吃大亏。
议论归议论，周敬堂谁的话都没理。他卖了一百亩地，换了银元，换成美金，交到儿子手里。
“这些钱，够你四年。”
“爸，用不了这么多。”
“穷家富路。在外面不能让人看不起。”
临走那天，周敬堂送他到奉天火车站。从榆树到奉天，骡车走了一整天。一路上父亲没怎么说话，他也没说。到了火车站，父亲站在月台上，背微驼，手背在身后，跟站在甑锅前一样。周明远忽然发现父亲老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米。他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爸，我走了。”
“走吧。出去看看。”
周敬堂顿了一下，又说：“看完了再回来。回来想接着烧酒也行，想干别的也行。但有一条——做人得干净。”
“知道了。”
火车开了。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月台上的父亲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混在人群里，再也分不清。月台上的人散了，父亲还站在那儿。火车拐了一个弯，看不见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父亲。
一九二六年冬天，周明远从美国写信回来说，明年就能拿到学位了。父亲回了一封信，很短。信里说：家里一切安好，不必挂念。安心念书。信纸是榆树县街上买的毛边纸，上面还沾着一点酒糟的气味。他把信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想着明年夏天就能回家了。他想象过回家的样子——坐上火车，到了奉天，再换骡车，走一整天，远远地看见周家店的红灯笼，父亲站在院门口，背微驼，还是那个样子。
但父亲没能等到他回家。
那时候军阀混战，奉军和直军在榆树县附近打了一仗。周家烧锅因为院子大，被乱兵占了三天。地契被抢了，银元被分了，粮仓被烧了。周敬堂拦着不让他们拆甑锅，被人一枪托砸在胸口上，吐了血。没有大夫，没有药。那时候县城里的药铺早关了门。拖了半个月，人没了。
信在路上走了三个月。
周明远收到信的时候，正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准备最后的论文答辩。那天的阳光很好，从高大的窗户里照进来，落在橡木书桌上。他拆开信，看了第一行，把信放下。然后他又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继续看书。一个字都没多说。
旁边一个中国同学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
他考完最后一门，拿到学位，收拾行李，上了回国的船。
船走了四十天。四十天里，他有时候站在甲板上看太平洋的落日，有时候躺在船舱里盯着天花板发呆。海是灰的，天也是灰的，分不清边界。他想哭，但哭不出来。哭不出来才是真难过。
他带回来的箱子里有历史学的学位证书，有英文版的《国富论》，有一本翻旧了的《独立宣言》。但这些都没有用。他不知道回来能干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再也没有家了。
他到榆树的时候是一九二七年春天。
卡岔河还在淌。河边的柳树还在发芽。但烧锅没了。
院子的墙塌了一半。后院的甑锅被人搬走了，只留下一个焦黑的灶台。灶台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雪，春天了还没化。酒糟味散了，什么都没有了。他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雪从墙头上吹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拍。
有个老佃户路过，认出了他。
“明远？是明远吗？”
“是我。王叔。”
“你爸——”老王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乡下人不擅长说这些。最后只说了句：“你爸在那边坡上。”
周敬堂的坟在卡岔河边的坡地上。坟头矮矮的，旁边长了些野草。墓碑是一块青石，上面刻着“周敬堂之墓”，字是找人凿的，凿得很深。
周明远在坟前坐下。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腥味。远处卡岔河的水哗哗地淌着，和多年以前一样，和几百年一样。什么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改变。水还是淌，地还是长庄稼，别人家的烧锅还是冒着烟。世界对一个人的苦难，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
他坐了一下午，什么话都没说。天快黑的时候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爸，”他对着那座矮坟说，“你的酒，我喝不着了。”
然后他走了。
他没有留在榆树。榆树没有他的家了。他去了哈尔滨，后来又去了奉天，在东北大学谋了个教书的差事。教历史。
他把父亲那张黑白照片放在宿舍的桌子抽屉里。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长衫，站在甑锅前，背微驼，眼睛盯着镜头，表情很严肃。他不常拿出来看。偶尔拿出来，看一会儿，放回去，关上抽屉。
他教书教了两年，暗中给组织做事。东北大学里不止他一个地下党员，他入了党，但不算是积极的。他执行任务，传递情报，从不迟到，也从不主动请缨。组织上的人觉得他可靠，但也不特别亲近。他不爱说话。开会的时候坐在角落里，轮到他发言他就说几句，说完就闭嘴。没人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没人知道他喝过洋酒，见过纽约的摩天楼，在百老汇听过爵士乐。
他把自己藏起来了。
他把心里的东西也藏起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相信什么。他想起父亲说过“做人得干净”，但他不知道怎么做才算干净。这世道脏了，人也脏了，到处都是血和泥。他在东北大学的课堂上讲中国古代史，讲秦汉的统一、盛唐的开放，底下的学生有的打瞌睡，有的在看窗外。他看着那些年轻的脸，心里想，这些人将来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一天，日本人打过来，这些人也要去死？
一九三〇年春天，组织上给了他一封调令。南下上海，接头上海地下党交通员。对方代号“惊蛰”。
他把调令看了两遍，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上海。他没去过。但他听人说过那里的样子——灯红酒绿，鱼龙混杂，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战场。他不觉得兴奋，也不觉得紧张。他只是觉得自己像一颗棋子，被一只手从这里推到那里，不知道下一步会落在哪里。
但他还是去了。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得去。
他收拾了那只旧皮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本英文版的《史记》、一张父亲的黑白照片。然后在一个三月末的早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火车汽笛响了。窗外是东北平原最后的残雪，灰蒙蒙的，正在化。远处有炊烟升起来，不知道是谁家的烧锅。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那炊烟越来越远。
再见了，榆树。
他想起父亲站在甑锅前的身影。想起父亲说好酒不是辣的，是甜的。想起父亲在那个冬天的早晨，站在雪地里，指着白茫茫的田地对他说——
“明远，咱家这些地，早晚要分给种地的人。”
那时候他十六岁，听不懂这话。后来他在美国读到“平等”这个词的时候，忽然想起来，父亲当年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
但父亲没能等到那一天。他把那个意思带进了一座矮坟里，埋在卡岔河边的坡地上，埋在野草底下。
火车往南开，雪越来越少。出了山海关，窗外变成了灰扑扑的平原，没有雪，只有黄土。
他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他不知道，在上海，有一个代号叫“惊蛰”的人正在等他。他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出现，会把他从一场漫长的冬天里叫醒。
就像惊蛰那天，春雷乍动，万物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