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微雨时》瑟希

20、EP 大三上

　　大三上学期，景瑜攒了一个更大的局。

　　他在我们四个人的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是一张海报——不是真的海报，是他用手机软件做的，背景是火焰特效，上面写着几个大字：“Y乐队北京复出演唱会”。

　　“什么演唱会？”萧煜秒回。

　　“就是咱们四个人找个地方弹弹琴唱唱歌，我给它起个酷一点的名字怎么了？”景瑜理直气壮。

　　“你不去搞营销可惜了。”我说。

　　“你别说，我们公司——”景瑜发了一半，又撤回了，重新发了一条，“算了，说正事，这个周末有没有空？我朋友那边有个livehouse，说是周末下午闲置，我们可以去用。”

　　景瑜大三开始在一家音乐工作室兼职，认识了不少圈内人，能借到场地并不奇怪。

　　周末很快就到了。

　　那家livehouse在南锣鼓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门脸不大，走进去才发现别有洞天。舞台不小，灯光设备齐全，调音台是专业的，音响是进口的。我们四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面面相觑，都有点不敢动。

　　“这也太正式了吧。”萧煜摸了摸面前的麦克风架子。

　　“又不是没用过好的，艺术节那次不也是专业设备吗？”景瑜说。

　　“那次是学校里的专业设备，这次是外面livehouse的设备，感觉不一样。”萧煜说。

　　我转头看温屿安，他正蹲在地上调试他的贝斯效果器，表情专注得像个科学家。

　　“紧张？”我蹲下来问他。

　　“没有。”他说，“我在想，我们以前的演出都是在学校里，台下是同学和老师。如果有一天台下是陌生人，他们花钱买票来看我们演出，那会是什么感觉。”

　　“你想那么远干嘛？”

　　“不是想得远，”他抬起头看我，眼睛很亮，“是我觉得那一天的到来，可能比我想的要快。”

　　他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没想过乐队能走多远，对我来说，和温屿安、景瑜、萧煜一起玩音乐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至于能不能成名、能不能赚钱，我没认真想过。

　　但温屿安说了这话之后，我开始想了。

　　那天下午我们排练了三个小时。我们把以前的老歌重新编了曲，加了新的和弦和节奏型，还试了一首新歌。新歌是萧煜写的，叫《北京的冬天》，旋律很温暖，歌词写的是一群年轻人在异乡打拼的故事。

　　“北京的冬天没有雪，就没有灵魂
　　可是有了雪，又想起南方的炉火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挤在同一节地铁
　　谁的耳机里，放着同一首歌”

　　我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景瑜沉默了五秒钟，然后说：“萧煜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写歌词了？”

　　萧煜难得地不好意思了一下：“就是……随便写的。”

　　“你这随便写得也太好了。”我说，“比温屿安写得好。”

　　温屿安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我感觉到他弹贝斯的手劲大了那么一点点——他在表达不满。

　　“开玩笑的，”我赶紧补了一句，“你俩风格不同，都好，都好。”

　　排练结束后，我们没有立刻走。livehouse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摇滚青年，留着长发，穿着皮衣，人很热情，给我们倒了四杯热水，坐下来跟我们聊天。

　　“你们这水平可以啊，”他说，“玩多久了？”

　　“从高中开始的，快五年了。”景瑜说。

　　“五年？那挺长了。有原创吗？”

　　“有，好几首。”

　　“录了吗？”

　　“还没有，”萧煜说，“没有条件。”

　　老板想了想，说：“我认识一个做录音的朋友，活儿不错，价格也公道。你们要是想录EP，我可以帮你们牵个线。”

　　EP。录歌。这两个词砸下来，我们四个都安静了。

　　录歌？我们？

　　走出livehouse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南锣鼓巷的灯笼亮起来了，游客来来往往，糖炒栗子的香味飘了满街。我们四个人并排走在巷子里，谁也不说话，但谁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EP。

　　“我想录。”景瑜第一个开口。

　　“我也想。”萧煜说。

　　“那就录。”温屿安说。

　　三个人都看向我。

　　“当然录啊，”我说，“你们三个都同意了，我还能说不吗？”

　　景瑜一把搂住我的肩膀，用力晃了晃：“路野舟！咱们要录歌了！”

　　“你轻点！我肩膀要断了！”

　　萧煜在旁边笑，温屿安也笑了，我们四个人站在南锣鼓巷的人流里，笑得像个傻子团伙。

　　那天晚上，温屿安送我回学校。

　　北京的夜晚很冷，十一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把围巾分了一半给我，两个人的脖子挤在同一条围巾里，走路的时候要配合对方的步调，不然就会扯到。

　　“路野舟。”

　　“嗯。”

　　“你紧张吗？录EP的事。”

　　“有一点。”我说，“但更多的是兴奋。”

　　“我也是。”他说，“以前唱歌，只有你们三个人听。以后可能会有更多人听。”

　　“害怕吗？”

　　“不怕。”他想了想，又说，“有一点。但不是害怕别人不喜欢，是害怕别人喜欢。喜欢了就会有期待，有期待就会有失望。”

　　“你想那么多干嘛？”我笑了，“先把EP录出来再说。”

　　“嗯。”他说，“录出来再说。”

　　地铁来了，他松开我的手，走进了车厢。车门关上的时候，他隔着玻璃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什么，但我听不到。

　　地铁开走了。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列车消失在隧道的黑暗里。

　　过了几秒，手机震了一下。

　　是他发来的消息：“我说的是——明天见。”

　　我笑了，回了一条：“明天见。”

　　EP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接下来一个月，我们每个周末都泡在录音棚里。录音棚在朝阳区一个文创园里，不大，但设备很专业。录音师姓马，是个沉默寡言的胖子，对声音的要求极其苛刻，一个音可以让你唱二十遍，一个吉他扫弦可以让你录四十分钟。

　　“再来一遍，”马老师说，“这次情感再饱满一点。”

　　“老师，我已经唱了十几遍了。”我嗓子都快哑了。

　　“你唱累了就去休息，休息好了再来。”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录音间，温屿安递过来一瓶水，拧开瓶盖的那种。

　　“别急，”他说，“慢慢来。”

　　“你不急吗？”

　　“不急，”他说，“反正我在外面等你，多久都等。”

　　马老师听到这句话，从调音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温屿安一眼，又看了看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分明看到他嘴角动了一下。

　　录歌的过程很累，但很快乐。

　　看着一首歌从demo变成成品，从粗糙的录音变成精修后的作品，那种成就感是无法形容的。当我们的第一首歌《杏花微雨》在马老师的音箱里播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控制室里，谁都没说话。

　　那是我自己的声音，但我听起来觉得不像自己。太干净了，太饱满了，情感太浓烈了，浓烈到我觉得不好意思。

　　“好听。”温屿安说。

　　就两个字，但我听得出来他是真心的。

　　一个月后，EP录完了。四首歌——《杏花微雨》《北京的冬天》《夜空中最亮的星》（翻唱），还有一首景瑜写的歌，叫《兄弟》，写的是我们四个人的故事。

　　EP没有正式发行，只是上传到了网易云音乐。景瑜用自己的账号发布的，标题写着“Y乐队首张EP，请多关照”。

　　没有宣传，没有推广，甚至连封面都是我用手机拍的——四个人站在录音棚门口的合照，背景是北京的晚霞，调了个滤镜就算完事。

　　但上传之后的第一天，播放量破了五千。

　　“五千！”景瑜在群里发了一长串感叹号，“五千播放量！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萧煜问。

　　“意味着至少有两千五百个人听了我们的歌！”

　　“……这个数学我也是会算的。”

　　“我的意思是，”景瑜急了，“有人听！不是我们逼着人家听的，是人家自己搜到、自己点开听的！”

　　我懂景瑜的意思。从高一那个破旧的音乐教室到今天，我们第一次被“陌生人”听到了。这种感觉很奇怪，像是你在一个山谷里唱了很久的歌，突然有一天发现，山谷外面有人在听。

　　温屿安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食堂吃饭。我把手机屏幕怼到他面前给他看播放量的数字，他愣了一下，放下筷子，仔细看了看，然后把手机还给我，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就这反应？”我不满意。

　　“嗯。”他夹了一块西兰花放进嘴里，慢慢嚼完，然后说，“挺好的。”

　　“就‘挺好的’？”

　　他想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很高兴。”

　　我被他这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样子气笑了，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他这次没有躲，任由我揉，低着头吃饭，但我看到他脖子后面红了一片。

　　嘴上说着“挺好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EP上传后第二周，播放量破了两万。

　　评论区有人留言说“这首《杏花微雨》让我想起了高中的初恋”，有人说“主唱声音好有辨识度”，有人说“贝斯手好稳，求贝斯手联系方式”，我念给温屿安听的时候，他耳朵红得像过年。

　　“有人要你联系方式呢，温屿安。”

　　“不给。”他说。

　　“为什么？”

　　“我又不认识他们。”

　　“那我的联系方式可以给吗？”

　　他沉默了两秒，说：“更不行。”

　　我笑了，把他拉过来抱了一下。他僵了一秒，然后放松下来，下巴搁在我肩窝上，闷闷地说了一句：“你是我的。”

　　声音很小，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是你的。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