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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分歧   大三那 ...

  •   大三那年,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了。

      不是我和温屿安之间的问题,是乐队的问题。

      景瑜大三开始在一家音乐公司实习,接触到了真正的音乐行业,眼界开阔了,想法也变多了。他开始跟我们提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的东西——商业化、粉丝运营、版权分成、巡演计划。

      “我们的EP播放量已经破十万了,”他在一次线上会议里说,“有人气就应该变现,这是正常的商业逻辑。”

      萧煜不太认同:“我们当初组乐队是因为喜欢音乐,不是为了变现。”

      “喜欢音乐和变现不冲突。”景瑜说,“你写歌难道不想让更多人听到吗?”

      “让更多人听到和商业化是两回事。”

      “怎么就是两回事了?你看那些独立乐队,哪个不是一边做音乐一边找钱?没有钱连录音棚都进不去,还做什么音乐?”

      萧煜沉默了。

      我看气氛不对,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这个问题慢慢讨论,不用今天定。”

      景瑜和萧煜都没再说什么,但气氛还是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我给温屿安打电话,聊起这件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景瑜说的有道理,萧煜说的也有道理。”

      “等于没说。”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都没错,只是立场不同。景瑜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觉得有机会就应该抓住。萧煜担心商业化会改变我们做音乐的初心。两个人担心的东西不一样,但都是为了乐队好。”

      “那你呢?你怎么想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我希望不管走哪条路,我们都还是我们。”他说。

      我握着手机,心想这大概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我们都在乎“人”超过在乎“事”。歌写得好不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在写、谁在唱、谁在听。

      但景瑜和萧煜的分歧,并没有因为我俩的“中间派”立场就自然消解。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大三下学期的清明节假期。景瑜联系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演出机会——北京的一个小型音乐节,主办方需要一个开场乐队,档期刚好在四月中旬。

      “这个音乐节虽然不大,但是业内口碑很好,去年好几个乐队都是从这儿被发掘的。”景瑜在群里发了一大段语音,语气很兴奋,“主办方说了,如果我们愿意去,他们可以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演出时间。”

      “什么条件?”萧煜问。

      “没有条件!就是演出!给钱的!”

      “真的没有条件?”

      景瑜犹豫了一下,说:“他们希望我们唱EP里的三首歌,再加一首翻唱。”

      “这很正常。”我说。

      “还有……”景瑜又犹豫了一下,“他们希望我们签一个简单的演出协议,里面有一条是‘授权主办方对演出进行录音录像并用于宣传’。”

      萧煜这次没有马上回复。

      等了大概十分钟,他发了一条消息:“这个授权范围太宽了,录了像以后怎么用、用多久、用在什么地方,都没写清楚。”

      景瑜回得很快:“这就是一个通用的演出协议,人家又不是大公司,不可能跟我们逐条抠条款。”

      “那就不要去。”

      “萧煜,你是不是太小心了?”

      “我只是不想我们的东西被人随便用。”

      “没有人要随便用!人家是用来宣传音乐节的,又不是拿来卖钱!”

      “那为什么不能写清楚?”

      两个人你来我往地在群里吵了起来,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弹,看得我心烦意乱。我给温屿安发私信:“怎么办?”

      他回:“见面聊。”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约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这是高三毕业以后我们第一次四个人聚得这么齐,但气氛不太对。景瑜脸上带着“我很有道理”的表情,萧煜则是一贯的冷静但坚定。我坐在中间,左边是温屿安,右边是空气——景瑜和萧煜面对面坐着,像两军对垒。

      “我觉得你们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景瑜开门见山,“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一个宣传授权,又不是卖身契。”

      “你觉得不严重是因为你不懂法律。”萧煜说,语气没有攻击性,但也不退让,“这种宽泛的授权条款,对创作者来说是有风险的。今天他们说拿去做宣传,明天他们把片段拿去做广告,后天他们拿去给别的节目用,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他们不会那样的!”

      “你确定?”

      “我——”景瑜噎了一下,“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三个字一出,萧煜就笑了,不是嘲笑,是那种“你看,你自己也不确定”的笑。

      景瑜被这个笑容激怒了:“萧煜你什么意思?我辛辛苦苦联系到的机会,你就这么轻飘飘地否定了?”

      “我没有否定你的努力,我只是在指出条款里不合理的地方。如果主办方愿意修改条款,写清楚使用范围和时限,我没有意见。”

      “人家不会改的!你以为是跟你谈大合同呢?人家一个小音乐节,一天要签几十个乐队,哪有可能为你一个开场乐队改合同?”

      “那就证明这个音乐节不规范,不规范的音乐节不去也罢。”

      “你——”景瑜站了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刺耳的声音。

      咖啡馆里的人都在看我们。

      “景瑜,坐下。”温屿安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

      景瑜看了温屿安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最后慢慢地坐了回去。

      “我没有说不去,”温屿安说,“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去。我只是想说,我们四个人的乐队,有任何一个人不同意,这件事就不能做。这是我们的规矩。”

      “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规矩了?”景瑜皱眉。

      “现在。”温屿安看着他的眼睛,“从今天开始,任何涉及乐队的事情,四个人都同意才能做。”

      沉默。

      景瑜盯着温屿安看了几秒,像是在确认他是不是认真的。温屿安没有躲开他的目光,平静地回望着他。

      景瑜先移开了目光。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行。那就投票。”

      “不是投票,”温屿安纠正他,“是全员同意。只要有一个不同意,就不做。”

      “那还玩什么?”景瑜的语气有些冲。

      “玩的是我们四个人,”温屿安说,“不是演出机会。”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

      最后,音乐节的事情没有成行。

      萧煜坚持他的立场,景瑜不愿意在萧煜不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虽然他嘴上很不高兴,但他到底没有自己跑去签合同。

      这件事给乐队埋下了一个小小的隐患。景瑜和萧煜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自然了,他们还是会聊天、会见面,但中间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薄薄的,看不见,但碰得到。

      我和温屿安私下聊过很多次这件事。

      “你觉得他们会没事吗?”我问。

      “会。”温屿安说,“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你不担心吗?”

      “担心,”他想了想,“但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四个人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建起来的,也不会因为一次分歧就散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眼神很笃定,“就像我和你,也会有分歧,但不会散了。”

      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他说得对。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从来没有分歧来维持的,而是靠有分歧之后还愿意坐下来聊、愿意各退一步、愿意为了彼此而改变。

      就像我和温屿安,他从一个不敢靠近任何人的人,变成了会主动握我手的人;我从一个大大咧咧不记细节的人,变成了会记住他每一句话、每一封信的人。

      我们都在变,但我们没有走散。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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