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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 17 章 他盯着我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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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满满登登做了一桌子好菜,一家人围着餐桌坐下,妈妈拿出红包,分别放到我和莫宁澜的前面:“给你们的压岁钱,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步步高升。”
莫宁澜没想到他也有红包,震惊过后是不知所措,毕竟他也没有准备什么好东西上门,就在他要出口婉拒的时候,我将他拉了起来,
示意他一起举起酒杯,我先说:“谢谢爸妈,祝妈妈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美丽,爸爸在新的一年里万事顺遂,爸爸和妈妈都要身体健康。”然后停下来等他。
莫宁澜立即接到:“谢谢叔叔阿姨,祝叔叔阿姨笑口常开,福寿安康,”
爸爸和妈妈也举起酒杯,笑着说:“不客气,来了就是一家人。”大家一起碰杯,然后一起大声说新年快乐。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气氛很好,莫宁澜陪着我爸喝了两杯,我也喝了好几杯,心情很舒畅,爸妈在,喜欢的人也在,很开心。
吃完饭,爸爸妈妈准备出去串门。问我和莫宁澜去不去,我看向莫宁澜他摇了摇头,我让爸妈放心去玩,我会招待好他的,爸妈也没有勉强,手挽着手出门去了。
窗外有烟花在放,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一朵一朵地在空中绽开,那些光照进房间里,照在他脸上,把脸照得忽明忽暗,像一个在梦中的人。
“章予风。”
“嗯。”
他突然说“想亲你。”
窗外的烟花在响,噼里啪啦的,像在庆祝什么。电视里的小品还在演,观众还在笑。客厅的灯还亮着,厨房的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的,像一只永远不会停的钟。
我愣了一下,随即嘴角的笑意被放大,扬了扬下巴;“那就亲。”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他比我矮一点,大概两三公分,要微微仰起头才能看到我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有酒,有烟花,有灯光,有一个人的犹豫和一个想要冲破那种犹豫的决心。
他闭上眼睛,踮起脚,微凉的嘴唇贴上了我的嘴唇。
我没有闭上眼睛,而是就这样静静的看着近在咫尺的他,感受他带来的温暖和甜蜜。
窗外,烟花还在放。一朵接一朵的,像这个城市的心跳,一下接一下的,在为这一刻计时。
我不知道这个吻持续了多久。也许是一秒,也许是一生。只记得他的嘴唇很软,带着酒的味道,和他身上那种混着松节油和颜料的、独特的、属于莫宁澜的味道。
他退开的时候,脸更红了,耳朵更红了,整个人像一把被点燃的火。
鼻尖萦绕着酒味:“你喝多了。”
他一口断言:“没有。”
我无奈纠正:“没有也当有吧。”
“为什么?”他嘴唇微微嘟起,刚被吻过的嘴唇有点湿润润的,上面也有我的味道。
“因为明天你清醒了,如果不想承认,可以说是因为喝多了。”我摸了摸他头顶,柔软的触感使人欢喜。
他看过来,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生气。
“章予风,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很讨厌。”他气呼呼的。
“知道。”我也讨厌这样的自己,但父母给的教养使然,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吧。
“你知道还这样做?”他抗议,十分不满。
我揉了揉他的头:“因为想让你有个退路。”他在不清醒下做出的事情,我告诉自己不能太当真。不是不想当真,而是怕失落。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打了我一下。不是很重,但很用力,用力到他的手打完之后还在发抖。
“不要退路。章予风,我不要退路。”他像个固执的孩子,反复说了几遍。
我握住他打我的那只手。他的手在抖,手指是凉的,但掌心是热的。我把他的手攥在手心里,像攥着一只受惊的鸟。
四目相对,情欲翻涌,两个人又吻了一次。这一次不是他踮起脚,我低下头。鼻尖碰到他的鼻尖,他的睫毛扫过我的脸,痒痒的,像春天的风。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
但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只听见他的呼吸,和我的呼吸,混在一起,像两条河汇入了同一片海。
那是我过的最好的一个年。
不是因为烟花,不是因为过年,是因为他在。
年初二,去了外婆家。家里不能空人,所以爸爸没去,莫宁澜也没有去。他说要在家里陪爸爸看电视。我说不用,他说他想。他看着我爸的眼神里有种东西,像是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坐下来喝口水的地方,他不想走开,不是因为水有多甜,是因为坐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外婆家在城东,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车上人很多,大多是走亲戚的,手里拎着礼盒和水果,车厢里弥漫着砂糖橘和烟酒的味道。我妈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在她旁边。她看着窗外,没有说话。从上车到现在,她一直没有说话。这不像她。平时她坐车的时候话最多,从路边新开的店铺聊到老邻居家的孙子,从天气聊到菜价,嘴巴一刻不停。但今天她沉默着,像一扇被关上的门。
公交车在一个路口停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今年五十二了,头发里有了白的,眼角有了皱纹,手背上的皮肤开始松了。她已经不是小时候记忆里那个永远年轻的妈妈了。她在老,在慢慢地、不可逆转地、像久经岁月里的一堵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地风化。
“妈。”
“嗯。”她眉梢坠着淡淡的忧愁。
“你想问什么就问。”我预感到她为什么沉默,说出来比她沉默要好得多。
她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和我的一样,和莫宁澜的一样。所有人的眼睛都是深棕色的,但每个人眼睛里的东西不一样。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是探照灯的光,但不是审问的光——她想知道答案,但不是为了审判,是为了确认。确认她的儿子还是她的儿子,确认她没有失去他。
“那个小莫,”她终于开口了,“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公交车启动了,窗外的街景开始向后流动。那些店铺、行人、自行车、红绿灯,一格一格地从车窗外滑过去,像一盒正在被倒放的录像带。
“朋友。”
妈妈摇头:“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沉默了一会儿。
“妈,你想让我怎么回答?”
她看了我一眼,把目光移回窗外。
“我想让你说实话。”
车厢里很安静。前排坐着一对老夫妇,他们在聊今天的菜价。后排坐着一个年轻女人,她抱着孩子在喂奶,哼着一首听不清歌词的摇篮曲。车门处站着一个穿校服的学生,戴着耳机,头一点一点地,像是在打瞌睡。
“妈,我喜欢他。”
话出口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厢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它们从我的嘴里飞出去,落在空气中,像一颗一颗被投进水里的石子,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然后沉下去,沉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再也捞不回来了。
我妈没有看我。她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向后飞驰的店铺和行人,看着这个她住了五十多年的城市在车窗外流过去。
公交车又停了一个站。有人下车,有人上车。那对老夫妇还在聊菜价,那个年轻女人还在哼摇篮曲,那个戴耳机的学生还在打瞌睡。没有人注意到,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之间,有什么东西碎了,又有什么东西被拼起来了。
她沉默了一会,问:“他对你好吗?”
“好。”
她看着我嘴角的笑意;“怎么个好法?”
我想了想。
“他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您。他在我们家住了三天,每天都在帮您干活。他愿意陪爸爸一起看体育频道,一起聊天。他生病的时候不让我走。他画不出来的时候只找我。”
我妈没有说话,她眼里倒映出我描述这些时,轻松自如带着欢喜的笑脸。
“他在楼下住了半年,我不知道。他在大学的时候把最后一本《百年孤独》让给了我。他站军姿的时候腿在抖,但没有倒。他一直在坚持,不是因为他不累,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人会帮他。”
我妈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依旧没有说话,
窗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头发被光照得发白,那些白发在阳光下像一根一根的银线,被风轻轻吹动。她的眼睛里有水光,但没有掉下来。她把那些水光咽回去了,像咽一口很烫的茶,烫得喉咙疼,但没有吐出来。
“你小时候,”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哑,“有一年冬天,你发高烧,烧到四十度。你爸在外地,我一个人背着你走了四十分钟去卫生院。路上你一直在我背上说胡话,说‘妈妈,我不舒服’‘妈妈,你别走’。‘妈妈,我好难受’。“妈妈。我可能要死了。”
她眼睛里的泪终究是没有忍住,落了下来,她快速擦掉眼泪,声音颤抖:“你知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有多难受吗?我真的,真的怕你就这样没了。”
我抱住妈妈的肩膀,这是第一次听她说,以前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
她哽咽着;“你烧了一整夜,我眼睛都不敢眨,守了你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你的烧退了,你醒来第一句话是‘妈,我想吃橘子’。我去买橘子的时候,在街上哭了。”
她转过头,眼睛通红的看着我。
“不是因为累,是因为你醒了。你醒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不是大哭,是那种无声的、安静的、像窗户上的雾气凝结成水滴然后滑落的那种哭。眼泪从她的眼角滑出来,沿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流进嘴角,流进下巴,这次她没有擦。
“妈这辈子,只希望你过得好。你选的人,对你好就行。别的,妈不管。”她内心的起伏平定了,只要孩子好,她都认。
公交车又停了一站,终点站到了。车厢里的人开始往下走,那对老夫妇提着菜篮子下去了,那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下去了,那个戴耳机的学生扯下耳机塞进口袋,也下去了。
我妈站起来,拿起包,走下车厢。
我跟在她后面。
阳光很好,照在地上,白晃晃的。外婆家的楼就在前面,红色的砖墙,老式的铁窗,阳台上晾着床单和衣服,在风里飘。
我妈走在前面,我跟她在后面。
她没有回头。
但她的脚步很慢,慢到像是在等一个人。
我走上去,和她并排。“妈。”
她的眼睛还是有点红,不过是透亮的:“嗯。”
我挽着她的胳膊,轻轻的说;“谢谢你。”
她手拍了拍我的手背:“谢什么?”
“谢谢你刚才说的话。”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很多东西。那些东西太沉了,太重了,多到我读不完,多到我要用很多年才能一点一点地读懂。但我记住了那个眼神,记住了它里面的温度,记住了它里面的重量。那些东西会陪我很长很长时间,长到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有多长。
她嘴角微微翘着:“走吧,你外婆该等急了。”
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一前一后,像两棵树,一棵大的,一棵小的,并排站在一起,根扎在同一片土地里,枝伸向同一片天空。
年初三,莫宁澜说要走。
不是真的走,是要回去。画室初六上班,他要提前回去准备。我妈给他装了一大袋东西——冻饺子、卤牛肉、炸丸子、腌萝卜、一罐辣椒酱、一袋红枣、一包自家种的花生。
“拿着,路上吃。”
“阿姨,太多了。”
“多什么多,你一个人在外面,没人给你做饭,这些够你吃一阵子的。”
莫宁澜看着那袋东西,看着我妈,嘴唇动了好几次,最后说了两个字:“谢谢。”
这两个字很轻,轻到像一片落叶。但我知道那里面装了多少东西。里面装着“谢谢您收留我”,装着“谢谢您没有问我那些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装着“谢谢您让我在这个家里待了五天,让我知道原来过年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我爸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
“小莫,下次再来。”
“好的,叔。”
“路上慢点。”
“嗯。”
我爸没有说“再见”,说的是“下次再来”。这两个词不一样。“再见”是告别,“下次再来”是留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不大,可能就是沙发上多一个人的位置,可能就是饭桌上多一双筷子的位置,可能就是客厅里多一个说话的人的位置。但它在那里,像一个被预留的空位,等人来坐。
火车是下午的。
莫宁澜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在他旁边。窗外的站台上,送别的人还站在那里挥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排模糊的剪影,贴在灰白色的天空上。
莫宁澜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看着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和村庄。冬天的北方还是灰黄色的,和他来的时候一样。树是秃的,地是荒的,村庄像一块一块灰色的补丁,贴在广袤的土地上。
“章予风,你爸妈真的很好。”
“因为你也很好。”你也很好,所以他们会愿意对你好。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往往来自于你自身。
他侧过脸,勾了勾嘴角:“你也很好。”
我看着他的侧脸。窗外的光在他脸上流动,一片一片的,像水面上碎了的阳光。他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他的嘴角微微翘着,不是笑,是一种很淡很淡的、像是从心里面往外渗出来的、藏都藏不住的东西。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有人在站台上卖烤红薯,热气从烤炉里冒出来,白白的,在冬天的空气中翻滚。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车厢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但窗外的风景还是那些——灰黄色的田野,光秃秃的树,像补丁一样的村庄。
莫宁澜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他的呼吸很轻,很稳。他的手放在座椅扶手上,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抓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我伸出手,放在他的手上面。他没有躲,也没有回握。他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应什么。
窗外,田野在后退。那些灰黄色的、荒芜的、被冬天的风刮得光秃秃的土地,在车窗外流过去,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但河底有种子在沉睡,它们在等春天。等春天来了,它们会发芽,会长出绿色的叶子,会开出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花。
火车还在开。
窗外的灯越来越密,城镇出现了。那些路灯、车灯、商店的招牌、居民楼的窗户,一颗一颗地亮着,像一个巨大的、正在苏醒的星系。
城市的灯火连成了一片。那些光有白色的、黄色的、橘色的、蓝色的,它们交织在一起,像一幅被水彩晕开的画
宁澜睡着了。
他的头慢慢歪过来,靠在我的肩膀上。他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他的呼吸暖在我的锁骨上,像一小片被捂热的羽毛。
窗外,天快黑了。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星星点点的,像有人把一小把碎银子撒在了灰蓝色的绒布上。
火车在暮色中穿行。
那光在远处亮着,等待那些还在路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