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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汉口 火车走了两 ...

  •   火车走了两天一夜。

      过了蚌埠,窗外的景色就变了。平原渐渐隆起成丘陵,丘陵又渐渐堆叠成山岭。田里的庄稼收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地和偶尔一两棵孤零零的树。越往南走,天越阴沉,到汉口的时候,竟下起了绵绵的秋雨。

      顾清寒把帆布挎包抱在怀里,跟着人流走下火车。汉口的大智门车站比南京下关车站还要大,人更多、更杂、更乱。扛着行李的脚夫在人群中穿梭,嘴里喊着“让一让让一让”;穿军装的士兵三五成群地站在角落里抽烟;一个妇人抱着孩子在哭,孩子的哭声尖锐刺耳,像一把钝刀在玻璃上划。

      她站在站台上,四顾茫然。雨丝从车站的玻璃穹顶缝隙里飘进来,落在她脸上,凉丝丝的。

      “顾小姐?”

      一个声音从身侧传来。顾清寒转过头,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站在她面前,穿一件灰色长衫,左眼下面有一颗痣。他的面容和善,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像是一个在等人的人终于等到了该等的人。

      “宋叔?”顾清寒试探着问。

      那人笑着点了点头:“走吧,车在外面。”

      宋云谦的住处不在汉口繁华的租界区,而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巷子窄得只能容一辆黄包车通过,两旁的房子挤挤挨挨,墙上爬满了枯藤。宋云谦推开一扇黑漆木门,里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正屋三间,东西各有一间厢房。院子中间有一棵石榴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只剩下几颗干裂的石榴挂在枝头,像几个小小的、风干的灯笼。

      “这院子平时就我一个人住,清静是清静,冷清也是冷清。”宋云谦把顾清寒领进正屋,给她倒了一杯热茶,“你来了正好,有点人气。”

      顾清寒捧着茶杯,暖意从掌心渗进去,慢慢扩散到四肢百骸。她看着宋云谦——这个人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像是个教书先生,不像傅景深那样冷,也不像赵世钧那样让人捉摸不透。他的身上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气质,像是冬天里的棉袄,不漂亮,但暖和。

      “宋叔,傅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顾清寒从挎包里取出那包油布包着的手稿,双手递过去。

      宋云谦接过手稿,没有打开,只是放在桌上,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目光在手稿上停留了片刻,那目光里有敬意,有沉重,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像是看着一个老朋友的遗物。

      “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宋云谦抬起头,看着顾清寒,“他是条汉子。”

      顾清寒低下头,没有接话。

      “你先休息两天,回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宋云谦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顾小姐,你到了汉口,就算到了自己家了。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那天晚上,顾清寒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很久没有睡着。

      汉口的雨和南京的不一样。南京的秋雨是细细密密的,像一根根银针,无声无息地扎下来;汉口的雨更重、更沉,打在瓦片上啪啪作响,像是谁在屋顶上撒了一把豆子。

      她翻了个身,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手帕。手帕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暗褐色,像一朵枯萎的花。她把帕子贴在脸上,闭上眼,想象傅景深此刻在做什么——是在书房里看文件,还是在院子里抽烟?他的伤好全了吗?左肩还会不会疼?沈姨有没有给他炖汤?

      想着想着,她忽然笑了一下。来汉口之前,她从来没有这样惦记过一个人。以前她以为自己是独立的人,不需要依靠谁、想念谁,一个人也能好好地活下去。可此刻她才知道,原来心里装着一个人的感觉,就像心里多了一盏灯。不管走多远,只要那盏灯还亮着,路就不会太黑。

      她把帕子叠好,塞回枕头底下,翻了个身,闭上了眼睛。

      雨还在下,但她的嘴角是弯的。

      在汉口安顿下来之后,顾清寒才慢慢知道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

      宋云谦表面上是个生意人,做着棉花和布匹的买卖,实际上他是这个地下组织在汉口的负责人。傅鹤亭也在汉口,但两个人几乎不见面——不是因为他们关系不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的关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傅叔,”宋云谦说到傅鹤亭的时候,总是用“你傅叔”这个称呼,好像顾清寒已经是傅家的人了,“他现在的身份是个茶商,和租界里的洋人、日本人都有些往来。这些关系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他不能跟我走得太近。”

      汉口比南京更复杂,更危险,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你每走一步都可能踩到一根看不见的丝。

      到汉口的第三天,宋云谦带她去见傅鹤松。

      见面的地方不在傅鹤松的住处,也不在宋云谦的院子里,而是在江边的一家茶馆。茶馆不大,临江而建,推开窗就能看见长江。江面上雾很大,轮渡的汽笛声在雾中变得沉闷而遥远,像是一头巨大的野兽在水底低吼。

      傅鹤松比顾清寒想象的要老。

      她看过沈姨房间里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傅鹤松四十来岁,眉目温和,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可眼前这个人,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上沟壑纵横,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像是老了二十岁。只有那双眼睛——那双和傅景深一模一样的眼睛,又深又亮,像两口不见底的古井。

      “你就是清寒?”傅鹤松看着她,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温和,和他冷峻的儿子截然不同。

      “傅叔好。”顾清寒微微欠身,把那封信从口袋里取出来,双手递过去,“沈姨让我带给您的。”

      傅鹤松接过信,没有当场打开,而是收进了贴胸的口袋里,用手按了按。那个动作和傅景深收东西时的习惯如出一辙——先折叠,再收进内袋,最后用手按一下确认位置。顾清寒看着那个动作,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即便这么多年不见,即便隔着千山万水,父子之间的那些细微的习惯,还是会原封不动地遗传下来,像是一种无法磨灭的烙印。

      “景深他……还好吗?”傅鹤松问这句话的时候,目光落在桌面上,没有看顾清寒。他的语气很平,像是在问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顾清寒看见他端起茶杯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他受伤了。”顾清寒说,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左肩中了一枪,但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傅鹤亭的茶杯停在半空中,停了两秒,又慢慢地放了下去。他没有问“怎么伤的”“谁干的”“疼不疼”,和沈姨一模一样。他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那孩子,从小就不知道躲。”

      这句话很轻,但顾清寒听出了底下那层厚重的东西——那是父亲对儿子的心疼,是这么多年无法言说的牵挂,是把千言万语压缩成一句话之后的苦涩和无奈。

      “傅叔,您放心。”顾清寒说,“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傅鹤松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探究,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感慨。

      “清寒,景深让你来汉口,不只是为了手稿。”傅鹤松的声音放低了,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他是想让你暂时离开南京。徐志远的事,他会处理。”

      顾清寒的心一沉:“他要怎么处理?”

      傅鹤松没有回答。他转过头,面朝窗外。江面上的雾更浓了,轮渡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头巨大的、沉默的鲸。

      “那个孩子,从小就不让人操心。”傅鹤松的声音像是在自言自语,“三岁的时候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不哭也不闹。五岁的时候被人欺负了,回家也不说,自己躲在房间里练拳,练了一个暑假,开学以后把那个欺负他的人打得鼻血直流。人家家长找上门来,他站在门口,一句‘他活该’,把人家气得脸都绿了。”

      顾清寒听着,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她想象着小小的傅景深,一脸倔强地站在门口,说出“他活该”三个字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又好笑又心疼。

      “他太要强了。”傅鹤松叹了口气,“什么都自己扛,什么都不跟家里说。他妈总说他不亲,其实他不是不亲,他是怕亲了之后,我们会更担心。”

      顾清寒低下头,手指摩挲着茶杯的边缘。瓷器的触感光滑而冰凉,像傅景深从前的目光。

      “傅叔,您有没有想过,让他别做这些事了?”她问。

      傅鹤松转过头来,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和傅景深一模一样的眼睛里,此刻有一种深沉得近乎悲伤的东西,像是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他这辈子都走不到了。

      “想过。”他说,“但那是他自己选的路。就像当年我自己选的路一样,谁劝都没用。”

      江面上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低沉悠远,像是从时间的另一头传来的回响。顾清寒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涩味在舌尖上久久不散。

      从茶馆出来,天已经快黑了。江边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在雾气中晕开一团一团昏黄的光。顾清寒裹紧外套,沿着江堤慢慢地走。宋云谦在后面不远处跟着,不远不近,既能看到她,又不会让她觉得被盯着。

      她知道傅景深为什么让宋云谦来接她——不是因为宋云谦最可靠,而是因为宋云谦最像普通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寻常的生意人,走在街上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种人,是最好的保护色。

      走到江堤尽头的时候,顾清寒停下来,扶着栏杆,望着雾气蒙蒙的江面。江水在脚下缓缓流淌,无声无息,像一条巨大的、黑色的绸带,把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的人裹在一起。

      她想起了南京。想起傅公馆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想起沈姨炖的藕汤,想起阿诚开车时的后脑勺,想起中央大学图书馆那张借书卡上傅景深的签名。那些画面像一张张旧照片,在她脑海里一页一页地翻过,每一页都泛着淡黄色的光。

      她还想起了码头那一夜。那把匕首,那八把枪,那些手电筒的光,傅景深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样子。那些画面是黑白色的,冷得像刀片,割得她心疼。

      但最后一个画面是有颜色的——晨光中,她踮起脚尖,在他嘴角上轻轻一吻。那个画面是金色的,暖洋洋的,像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好梦。

      “顾小姐,该回去了。”宋云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顾清寒应了一声,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手帕,在江风中展开。

      手帕上的血迹已经洗不掉了,但那几块暗红色的印迹在路灯下看起来不再像血,而像是一种特别的纹样——一朵不知名的花,开在白色的布面上,永远不会凋谢。

      她把帕子叠好,重新收进口袋。口袋里还剩下那把钥匙、那封已经送出去的信,和那张用过的火车票。东西越来越少了,但口袋并没有变轻。有些重量,不是来自东西本身,而是来自那些东西承载的记忆。

      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握住了那把钥匙。

      那把藤箱的钥匙,父亲手稿的钥匙,过去的钥匙。

      她握得很紧,像是在握着一根线。一根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汉口、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的线。

      线的那一头,系着一个人。一个不爱说话、不会笑、受了伤也不喊疼的人。一个在她掌心里写过三个字的人。

      顾清寒加快了脚步。雨还在下,但她的步子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因为她知道,无论走多远,只要线不断,她总能走回去。

      回到那个人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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