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 5 章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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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风暴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王雅雅没有来上学。
杨晓东一进教室就发现了。她的座位空着，课桌上干干净净，连支笔都没有。早自习的铃声响了，那个座位还是空的。陈国栋进来点名，点到“王雅雅”的时候，没有人应。他的笔在花名册上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念，没有任何解释。
整个上午，杨晓东什么都听不进去。数学老师在黑板上讲一元一次方程，讲到移项变号的时候敲了三次黑板，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的眼睛一直往旁边那个空座位瞟。课桌的桌面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她用钢笔不小心划的，他记得那道划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那是期中考试前一天，她复习到很晚，困得趴在桌上睡着了，笔从手里滑出去，在桌面上划了一道。她醒了以后很懊恼，用橡皮擦了半天也擦不掉。杨晓东跟她说，留着吧，以后毕业了还能回来看。她笑了一下，说，一个划痕有什么好看的。
现在那道划痕还在，她不在了。
第四节课下课铃响的时候，杨晓东没有去食堂。他去了教师办公室，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看。陈国栋正坐在办公桌前批作业，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都去吃饭了，只有他一个人。杨晓东敲了敲门。
“进来。”
陈国栋抬头看到是他，手里的红笔顿了一下，然后放下来。他摘下黑框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那个动作里有一种疲惫的无奈，好像他早就知道杨晓东会来，也知道他要问什么，而他既不能回答，又不能赶他走。
“吃饭了吗？”陈国栋问。
“王雅雅怎么没来上学？”杨晓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陈国栋沉默了一会儿。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窗外的芒果树被风吹得簌簌作响。从操场那边传来隐隐的喧闹声，有人在踢球，有人在喊叫，那些声音被窗户隔了一层，听起来很远。
“她转学了。”陈国栋说。他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个跟自己无关的通知。但杨晓东注意到他又捏了一下鼻梁——他紧张的时候就会做这个动作。
杨晓东站在原地，感觉脚下的地面晃了一下。
“转去哪里？”
“泉州的一所私立中学。”陈国栋重新戴上眼镜，把桌上批了一半的作业本合上，好像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她爸妈上周来办的手续。昨天下午正式办理了转学。”
“为什么？”杨晓东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涩得发干。
“杨晓东，”陈国栋看着他，目光里有种复杂的东西——也许是同情，也许是警告，也许两者都有，“有些事情不是你能管的。王雅雅的父母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你现在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学习搞上去，期中考试你的数学只考了五十一分——”
“为什么转学？”杨晓东重复了一遍。他的手在腿边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那里还有上次被郭刚堵在仓库后面时留下的伤疤，结的痂刚掉，新长出来的皮肤是嫩红色的。
陈国栋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更大了，芒果树的枝条抽在窗户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日光灯管闪了一下，把办公室里的一切都照得惨白。
“你心里应该清楚。”陈国栋最后说，“她的父母不希望她跟一些……跟她不是一个圈子的同学走得太近。学校方面做了劝留的工作，但家长坚持。这件事已经定了，你再问也改变不了什么。”
不是一个圈子的同学。
杨晓东站在原地，觉得有一股凉气从脚底升上来，漫过腿，漫过胸口，漫过头顶。他整个人都被那股凉气浸透了，像是大冬天被人泼了一盆冰水。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他能说什么呢？说他不是那个圈子的？说他连喜欢她都不配？这些事他比谁都清楚，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
他转过身，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其他人都去吃饭了，只有他的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空洞地回荡。他走到五班教室门口，推开门，教室里只有一个趴在桌上睡午觉的男生，鼾声均匀地起伏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明晃晃地落在王雅雅的空座位上，把那道钢笔划痕照得清清楚楚。
杨晓东在她的座位旁边站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把她课桌上那道划痕摸了一遍。指腹划过木头的纹理，粗粝粗粝的，像他此刻的喉咙。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她开学第一天穿着白裙子站在教室门口的样子，九月的阳光落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都笼在一层毛茸茸的金光里。想起她在乒乓球台旁边被施春杰围住时红了眼眶却没有哭出来的倔强。想起她在雨里哭着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想起她在海边踮起脚尖亲他的那一下，很轻很短，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想起她剪短头发之后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的样子，想起她把创可贴推过来时沉默的侧脸，想起她把贝壳掰成两半时那个用力的动作。
那些画面一幅一幅地在他脑海里闪过，每一幅都清晰得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但它们确实已经过去了。她转学了。她走了。她被从“他的圈子”里拔出来，移栽到另一个“圈子”里去了。在那个圈子里，不会有八七路出来的穷小子，不会有脸上带着伤疤的问题学生，不会有被皮带抽大的孩子。在那个圈子里，她的生活会重新变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她刚开学时摆在课桌上的那些课本一样，一本一本，规规矩矩，不会出任何差错。
杨晓东把手指从课桌上收回来。他摸过那道划痕的地方，木纹被他的指腹擦得微微发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从铅笔盒里拿出那半块贝壳。他把贝壳放在王雅雅的课桌上，让它在阳光里静静地躺着。
然后他把贝壳拿起来，放回铅笔盒里。他不舍得把它留在那里。那半块贝壳是他仅有的东西了。
窗外，石狮十二月燥热的风还在刮着，芒果树的叶子被吹得东倒西歪。远处大海的方向传来隐隐的涛声，一成不变地回荡在这座嘈杂的海滨小城里。一切看起来都跟昨天一样，跟开学第一天一样。只是她不在了。
那天晚上，杨晓东在他家那间小隔间的床上睁着眼睛躺了一整夜。窗外筒子楼的喧嚣照常上演——隔壁夫妻在吵架，楼下醉汉在骂街，远处夜市的闽南语歌曲不知疲倦地唱到凌晨两点。他把那半块贝壳攥在手心里，贝壳的边缘硌着掌心，硌得生疼。
他没有哭。他的眼眶干得发疼，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他觉得自己的胸口破了一个洞，里面空空荡荡的，风呼啦啦地往里灌，冷得他浑身发抖，但他不想哭。他只是躺着，攥着贝壳，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沾满灰尘的灯泡，从天黑看到天亮。
灯泡在凌晨的某一刻闪了一下，灭了。筒子楼的电路总是这样，动不动就跳闸。黑暗涌上来，把他整个人吞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天在海边，她把贝壳掰成两半，一半写着“东”，一半写着“雅”。她把写着“东”的那半塞进他手心里，说：以后你看到这个，就会想起我了。他说：我不用看这个也会想起你。
他说的是真话。现在她不在了，他不用看贝壳也会想起她。他闭着眼睛也能看到她。
可是看到她想起来，和看不到她想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疼法。
第二天早上，杨晓东跟往常一样骑车去上学。校门口的老榕树还在，满地枯黄的落叶被值日生扫成了一堆。操场上的芒果树还在，叶子灰蒙蒙的，被海风吹得沙沙响。教学楼顶“石狮三中”四个大字还缺着那一横，远远看去还是“石狮二中”。一切都跟以前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变。
但王雅雅的座位空了。
第一节课，空着。第二节课，空着。第三节课，空着。
那个空座位像一个洞，嵌在初一（五）班的教室里，嵌在杨晓东的旁边，嵌在他每天醒着的每一分钟里。他发现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走进教室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去看那个座位。他明明知道那里已经没有人了，但他的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往那边瞟，好像期待着某一天她会突然出现在那里，穿着白裙子，扎着马尾，转过头来对他说“早”。每一次瞟过去，看到空空荡荡的课桌和推得整整齐齐的椅子，他的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东西碎掉。
接下来的日子，王雅雅的那个座位成了班里的烫手山芋。没有人敢去坐。陈国栋说要把后排的一个女生调过来跟杨晓东同桌，那个女生当着全班的面说“我不跟他坐”，说完红了脸，不知道是怕他还是嫌他。陈国栋没有勉强，那个座位就这么一直空着了。它空在那里，比坐了人更让杨晓东难受。因为坐了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座位。空着，它就永远是王雅雅的座位。
一个星期后，杨晓东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蔡小勇带给他的。蔡小勇说，他有一个小学同学在泉州那所私立中学读书，王雅雅让那个同学帮忙把信带过来，那个同学又托了他。蔡小勇把信递给杨晓东的时候，表情小心翼翼的，好像手里拿着的不是一封信，是一个一碰就碎的瓷器。
“谢了。”杨晓东说。他把信接过来，没有马上打开，而是放进了校服胸口的口袋里。那个口袋里装着半块贝壳，现在又多了一封信。
信在他口袋里躺了一整天。上课的时候，他能感觉到信封的边缘硌着他的胸口，硌在那个贝壳旁边的位置。数学课上他摸了一下口袋，英语课上他又摸了一下，语文课上他差点把信拿出来，但他忍住了。他不想在教室里看。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看这封信时的样子。
放学后，他骑车去了海边。
十二月的海风冷得刺骨。他爬上那块礁石——那块属于他们的礁石，坐下来，把书包放在旁边。海面灰蒙蒙的，浪头比秋天的时候更大更急，一下一下地砸在礁石上，溅起白色的飞沫。远处的天边压着厚重的云层，把海天交界的地方染成一片沉沉的铅灰色。木麻黄被风吹得呜呜作响，那些斜着长的树枝在风中剧烈地摇晃，像一群在拼命挥手的人。
杨晓东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
信封是淡蓝色的，上面用她那手漂亮的钢笔字写着“杨晓东 收”。他认识她的字迹——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每次考试她的卷面分都是满分。他把信封翻过来，看到封口处贴着一张小小的贴纸，是一只卡通小猫，竖着耳朵，眼睛圆圆的。王雅雅喜欢猫，他记得她铅笔盒上贴着的贴纸也是猫的图案。
他小心地把贴纸揭开，打开信封。
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折得整整齐齐。他展开信纸，她的手写字铺满了大半张纸。那些字还是那么漂亮，但有些字的笔画发着抖，好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杨晓东：”
他读到了第一行。她的字迹在这里还算平稳。
“对不起，我走的时候没有跟你说。不是不想说，是来不及。那天晚上我爸突然说要转学，第二天一早就带我去了泉州。我连书包都没来得及收全，桌上还有一本你的数学作业——你上次借我抄的，我还欠你一道题没抄完。你回去找找，应该在英语课本下面。”
“这边的学校很大，比三中大很多。有塑胶跑道，有游泳池，教室里有空调。同学都穿名牌，男生穿耐克的鞋，女生背迪士尼的书包。食堂的菜比三中好吃，但很贵，一份套餐要十五块。我妈给我充了三千块的饭卡，说不够再充。可我吃不下去。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看到什么都不想吃。”
“宿舍是四人间，有独立卫生间，有热水器。室友都是好学生，晚上不打闹不说话，安静得让人害怕。她们在聊期中考的排名，聊重点高中的分数线，聊谁的爸爸是做什么生意的。我插不上嘴。熄灯以后我躺在床上，听着她们的呼吸声，想三中的芒果树，想操场上的海风，想小卖部两块钱一盒的创可贴，想你脸上的伤好了没有。”
杨晓东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抬手摸了摸左颧骨上那道新添的伤疤，结的痂已经掉了，留下一道淡红色的印记。
“我妈翻了我的日记。她知道我们的事了。不是知道一点，是全都知道了。海边，贝壳，你背上的伤，我脖子上的淤青。她把日记撕了，一页一页撕的，撕成碎片，扔在我面前。她说，你看看你写的东西，你恶不恶心？你才多大？你知不知道羞耻？她说我们是——她说了一大堆，我不想写下来。那些话太难听了。她说给我转学是对的，她说你是个不三不四的人，她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说我再跟你来往就彻底完了。”
“我爸说如果我再去见你，他就不供我上学了。他说他有的是办法让你在石狮待不下去。他说你爸的厂他认识人，一句话就能让你爸丢工作。杨晓东，他认识你爸厂里的人，他真的认识。他不是吓唬我。我听到他打电话了。”
杨晓东的手指攥紧了信纸。纸的边缘割进了他的指缝里，他浑然不觉。
“我想过偷偷跑回去。我查了泉州到石狮的班车，早上六点有一趟，八点能到三中门口。我甚至把行李都收拾好了，趁室友上课的时候，我把书包背好，走到校门口，看着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但我不敢。我怕我爸真的去你爸的厂里。你爸脾气不好，你跟我说过。万一你爸丢了工作，他会不会打你？会不会打你妈？我想到这些就不敢动了。我在校门口站了一个中午，最后又走回宿舍了。”
“杨晓东，我是不是很胆小？你为了我跟那么多人打架，脸被打肿了也不认输。可我连坐一班车去见你的勇气都没有。那天晚上我在被子里哭了很久很久，室友问我怎么了，我说肚子疼。肚子不疼，心疼。”
杨晓东的视线模糊了。他使劲眨了眨眼，把眼泪逼回去。海风太大了，吹得他眼睛发涩。他用袖子擦了把脸，不知道擦掉的是海风还是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到你手里。也许很快，也许很久。如果你收到了，不要给我回信。我妈会检查我的所有信件和包裹。如果你回了，她一定会看到，然后事情会变得更糟。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没有不告而别。我只是——我只是没有办法。”
“那半块贝壳还在吗？我的那半被我爸摔碎了，我捡了一晚上也没捡齐。碎片我收在铅笔盒里，带到了这边。我把它们放在枕头下面，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有些碎片太碎了，我怕把它们弄丢了，就用透明胶带粘在了一张硬纸板上。硬纸板是我从鞋盒上剪下来的，不太好，但能用。粘好之后我数了数，一共十七片。不对，是十八片。有一片太小了，我刚开始没看见，后来在书包的夹层里找到了，又贴上去的。”
“十八片。我只有十八片了。”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晚上我爸没有翻我的书包，如果那半块贝壳没有碎，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们还能坐在一起上课，我还能在你脸上贴创可贴，你还能在操场上帮我打架。但想这些有什么用呢。碎了就是碎了。我用了半个晚上才明白这个道理：有些东西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不管你怎么努力，裂缝永远都在。”
“我写不下去了。杨晓东，你要好好的。不要再打架了。你脸上的伤我看着心疼。还有，你数学作业真的得自己写，以后我不在，没人借你抄了。好好念书。考个好高中。你行的，你比你以为的聪明，你只是不肯用功。如果我爸真的去为难你爸，你告诉我。虽然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至少我可以知道。至少我可以知道你在受什么苦。”
信的最后一行：
“忘了我吧。”
没有署名。但她写了三个字，又用笔划掉了。笔痕很重，把那三个字涂得严严实实，但杨晓东透过纸背，还是看清了。
她写的是——
“我等你。”
她把这三个字划掉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笔尖几乎把纸都划破了，在纸面上留下了三道深深的沟痕。但他还是看到了。他看到了每一个笔画的走向，看到了她在写这三个字时手指的颤抖，看到了她划掉它们时咬着嘴唇拼命忍住的眼泪。她把这三个字藏在一层墨迹下面，好像藏得够深，就没有人能发现，包括她自己。
杨晓东把信纸紧紧地攥在手里。海风从信纸的缝隙里穿过去，发出簌簌的声响。他的肩膀在抖，手在抖，嘴唇在抖。他把信纸贴在胸口上，贴在那个放着贝壳的口袋外面。纸很薄，他能透过纸张感觉到贝壳硬硬的边缘。
“忘了我吧。”
“我等你。”
她把这两句话写在了同一行里，一句在上面，一句在下面。上面那句是给他看的，下面那句是给自己看的。上面那句是说给别人听的，下面那句是说给自己听的。她把下面那句划掉了，但她没有划得太用力。如果他不够仔细，就不会看到。但他看到了。他永远都会看到。因为他和她是同一种人——都在最深最深的地方，藏着一个不肯死的希望。
他在礁石上坐了很久。太阳沉进了海里，天边最后一丝光也消失了。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沉沉的黑暗，只有海浪不知疲倦地拍打着礁石，白沫在夜色中闪着幽幽的光。远处的渔火亮了，星星点点的，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漆黑的海面上，像是被风吹散的萤火虫。风更冷了，把他的耳朵冻得生疼，把他的嘴唇吹得干裂。他浑身都在发抖，但他不想走。他觉得只要他还坐在这块礁石上，他就跟她之间还有一点联系。这块礁石是他们一起坐过的，这片海是她看过的，这片天空是她抬头仰望过的。他坐在这里，就好像能离她近一点。
后来他站起来，从书包里翻出那个破铅笔盒，打开。铅笔盒里的东西比之前更多了——六张创可贴的包装纸，花花绿绿的；两张纸条，一张上面写着“明天见”，另一张上面画了一个笑脸；半块贝壳，表面被摸得光滑发亮，上面歪歪扭扭的“东”字已经有些模糊了。他把这些东西在礁石上摊开，又一一收回去。最后他把铅笔盒盖好，放进书包最里层。
他走下礁石，在礁石背面蹲下来。那个地方有一个用碎石填平的坑——埋着那些贝壳碎片，埋着那两张纸巾，埋着他写给她的那几张纸条。他把手放在那堆碎石上，石头被海风吹得冰凉。他想，还好他把这些东西埋在这里了。还好他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她那里。如果她爸摔碎的不只是半块贝壳，而是全部——他不敢往下想。
“我等你。”
“我等。”
他在心里把这两句话重复了很多遍。一遍又一遍，像海浪一样循环往复。她说她等他长大。他说他等多久都行。现在她不在了，但他还在。他还在石狮，还在三中，还在这块礁石上。他会一直在这里。只要她回来，就能找到他。
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杨晓东发现有些东西变了。
走廊上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声音不大，但刚好能让他听见。
“就是五班那个，杨晓东。”
“听说他追一个女的，把人家追得转学了。”
“不是转学，是被她爸妈抓回去的。她爸来学校的时候脸都是黑的。”
“啧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杨晓东转过头去，说话的是两个初二的女生。她们被他看了一眼，立刻闭嘴了，低着头快步走开。他看着她们的背影，什么也没说。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握着那半块贝壳，继续往前走。
语文课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杨晓东在作文纸上写了三行字：
“我的理想是考上高中。然后考大学。”
“因为有人说我行。”
“我相信她说的话。”
语文老师把这篇作文打了个“差”，评语是：“内容贫乏，缺乏真情实感，流水账。”杨晓东把作文纸揉成一团扔进了课桌里，揉完之后又捡出来，展平了，折好，放进铅笔盒里。她说过他写的字像鸡爪子刨的，但他这次写得很认真，每个字都一笔一划。他不在乎老师打什么分。他又不是为了给老师看才写那篇作文的。
王雅雅走后的第十二天，施能讲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凑到了他面前，一脸幸灾乐祸的笑。
“你那个女朋友呢？怎么不见了？不要你了？”
杨晓东没有看他。他把餐盘放在架子上，舀了一勺饭，又舀了一勺菜。食堂的菜一如既往地难吃——空心菜炒得又黄又烂，花蛤汤寡淡得只有盐味儿。
“跟你没关系。”他说。
“怎么没关系？你不是很拽吗？一个人打五个？还跟郭刚叫板？现在女朋友都跑了，还拽什么？”
施能讲的声音引来了周围的人。几个六班的男生围过来看热闹，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在石狮三中，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一个人落了单，就会有人来踩。踩你的人不一定跟你有仇，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靶子，一个出气的对象。
杨晓东把勺子放下。铁勺子碰在餐盘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你再说一句。”他抬起头，看着施能讲的眼睛。
施能讲被他看他的眼神噎了一下。那双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暴戾，只有一种很沉很沉的东西，像是海底的暗礁，沉默地、不可撼动地矗立在那里。你可以在它上面扬起浪花，但你别想移动它分毫。
食堂里安静了一瞬。周围的人都不说话了，连打饭阿姨都停下了手里的勺子。施能讲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端着餐盘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甩了一句“神经病”，声音闷闷的，没什么底气。
杨晓东重新拿起勺子，继续吃饭。他把盘子里所有的菜都吃完，一粒米都没剩。然后他把餐盘送到回收处，洗了手，走出食堂。
操场上，海风还是那么大。芒果树还是那么灰蒙蒙的。操场上的学生们照常在追逐打闹，小卖部门口照常排着长队。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她不在。只是他的旁边多了一个永远空着的座位。
郭刚也没有来找过他。整整两个星期，七班那边没有任何动静。杨晓东在走廊上碰到过郭刚几次，两个人隔着人群遥遥地对视了一眼，郭刚的眼神还是那种懒洋洋的漫不经心，但杨晓东注意到，他的目光在王雅雅转学的消息传开之后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那是一种猎手失去了猎物之后的茫然，像一只在草原上转悠了半天却找不着羚羊的狮子。他当初盯上王雅雅，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更是因为有杨晓东这个对手。现在猎物走了，对手也没了，这场游戏就失去了意义。
杨晓东宁愿他继续来找麻烦。那样至少说明还有人在乎。现在这种安静，像一潭死水。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会落下来。放学后，杨晓东骑车去了雅居苑。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但他还是去了。
雅居苑的大门还是那个样子。电动推拉门，保安亭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保安。门口的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在地面上投下一个昏黄的圆圈。那辆黑色轿车不在门口停着。王雅雅家的窗户——他记得她说过她住三栋九楼——那扇窗户的灯亮着，窗帘拉着，隐隐约约有人影在动。是不是她？他看着那扇窗户，在路边站了很久。风吹得他的校服猎猎作响，把他的头发吹得竖起来。路过的行人都奇怪地看着这个穿着破校服的少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寒风里站那么久。但他没有走。他看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那扇窗帘拉着的人影晃动的窗户，一直看到天色彻底黑下来。
不是她。她已经去了泉州。那扇窗户后面是她的爸妈，王华春和邱妮。也许他们正在吃晚饭，也许他们正在看电视，也许他们正在商量什么时候去泉州看女儿。他们的生活照常进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们的女儿有没有哭过，有没有在深夜里攥着十八片贝壳碎片睡不着觉，他们不在乎。
杨晓东骑车回了家。他把自行车停在筒子楼下，抬头看了一眼楼上自家的窗户。灯亮着。他爸在家。
他上了楼，推开家门，屋子里一股酒味。他爸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两个空啤酒瓶，还有一个喝了一半的白酒瓶子。他爸平时不怎么喝白酒，喝白酒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发了工资高兴，二是遇到什么事了不高兴。今天发工资的日子还没到。
他妈李秀琴坐在饭桌旁边，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肩膀缩着，像是准备挨骂。看到杨晓东进来，她抬起头，嘴唇动了动，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来没见过的慌张。
“晓东，”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压不住的颤抖，“你爸——你爸今天被厂里辞了。”
杨晓东站在门口，手还握着门把手，忘了松开。
杨建国没有看他。他盯着茶几上的白酒瓶子，眼睛血红血红的，手指捏着酒瓶的瓶颈，指节发白。
“干了十二年。”杨建国的声音不像是在跟谁说话，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在那破厂里干了十二年。说辞就辞。连个提前通知都没有。今天早上我去上班，工头让我去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新来的经理，穿个西装打个领带，跟我说话的时候连正眼都不看我。他说厂里订单少了，要裁人。裁就裁吧，但凭什么就裁我？车间里二十几个裁剪工，凭什么就裁我一个？”
他抬起头，看着杨晓东。杨晓东从来没有在他爸眼睛里看到过那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醉酒后的浑浊，而是一种更深更暗的、接近于绝望的东西。一个在外面受了欺负却无处发泄的男人的绝望。
“那个经理，姓什么来着——姓吴。他说他认识你。”杨建国指着杨晓东，手指在发抖，“他说，你儿子在学校挺有名的。他说，听说你儿子追一个老板的女儿，把人家追得转学了。他说，杨建国，你儿子真有出息。”
杨晓东的心沉了下去。沉到了最底下，还在往下沉。他想起了王雅雅信里写的话——“我爸说你爸的厂他认识人，一句话就能让你爸丢工作。他不是吓唬我。我听到他打电话了。”
她爸真的打了那个电话。
因为王华春的一个电话，他爸在厂里干了十二年，被辞了。
“你他妈的——”杨建国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杨晓东走过去，手指戳在他的胸口上，戳得他往后退了一步，“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是不是让你离那个女的远一点？你不听！你不听！现在好了！你爹的工作丢了！你满意了！你妈的药钱、你的学费、这个月的房租，你告诉我，从哪里来！”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站在门口，背挺得笔直，一动不动地挨着他爸的骂。他妈的眼泪无声地往下淌，她用围裙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屋子里的酒味和油烟味混在一起，呛得人喘不过气。窗外的海风呼呼地吹着，把窗户吹得咯吱咯吱响。
皮带抽下来了。第一下抽在他的背上。隔着校服，火辣辣地疼。第二下抽在他的胳膊上。第三下抽在他的脖子上。
杨晓东没有躲。他站在那里，让他爸抽。他爸每抽一下，就在他心里刻下一句话——是因为我。是因为我喜欢她。是因为我不配。是因为我没有及时收手。是因为我以为我能跨过那道鸿沟。因为我太自不量力。
抽了七八下之后，杨建国的手软了。他把皮带往地上一摔，跌坐回沙发上，把脸埋在手掌里。他的肩膀在发抖，喉咙里发出一种压抑着的、粗粝的声音，像是想哭又哭不出来。
“你滚。”他闷声说。
杨晓东没有动。
“你聋了？滚！”
杨晓东转过身，拉开门，走了出去。他走下黑洞洞的楼道，走出筒子楼，站在巷子里。风很大，比海边还大，灌进巷子里，发出呜呜的响声。墙壁上的小广告被吹得哗啦啦地响，有一张脱了胶，被风卷到半空中，飘得无影无踪。他靠在墙上，仰起头，看着筒子楼之间那窄窄的一线天。天是深灰色的，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星星。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两盏，只有远处街口的一盏还亮着，把昏黄的光投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照着那些积了不知多久的污水。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半块贝壳。贝壳很凉，比这个夜晚的风还凉。他把它握在手心里，握了很久，直到贝壳被他的体温焐热了，直到那个歪歪扭扭的“东”字印进了他掌心的纹路里。
他很想去找她。他恨不得现在就骑上车，骑四个小时去泉州，去那所有塑胶跑道和游泳池的私立中学，站在校门口，等她走出来。他想跟她说，没事的，你爸打电话辞了我爸，没事的。我爸打了我一顿，没事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好吗。重要的是你还攥着那十八片贝壳碎片吗。重要的是你在写“我等你”又划掉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哭。
但他不能去。因为她说了，不要回信。因为她妈会检查她的所有信件，她爸会打电话为难所有他在乎的人。他去找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会让她爸再打一个电话，让他妈也丢了工作。只会让她挨更多的皮带。他不能去。他唯一能为她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
杨晓东慢慢地蹲下去，背靠着冰冷潮湿的墙壁，把脸埋进了膝盖里。海风呼啸着灌进巷子，把他吹得像一片被遗忘在角落里的落叶。
他想，是不是从开学第一天起，从她穿着白裙子站在教室门口的那个瞬间起，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他注定要爱上她，注定要失去她，注定要因为他爱她而连累所有人。他爸的工作，他妈的眼泪，她脸上的巴掌印，她脖子上的淤青——全都是因为他。因为他太不自量力。因为他不信他们之间的那道墙真的有那么高。现在他信了。那道墙太高了，他爬不上去。他连给她寄一封信的资格都没有。
那天晚上，他在巷子里蹲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久到海风把他脸上的泪痕吹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久到筒子楼的窗户一盏接一盏地灭了，巷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一只在垃圾堆里翻东西的流浪猫。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进楼道，上楼，推开门。
客厅的灯还亮着。他爸在沙发上睡着了，鼾声很大，白酒瓶子倒在茶几上，瓶口还挂着一滴没滴下来的酒。他妈坐在饭桌旁边，守着凉了的饭菜，在等他。看到杨晓东走进来，她站起来，嘴哆嗦着，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但没有哭。她的眼泪大概在他不在的时候已经流干了。
“吃饭。”她说。
杨晓东在饭桌前坐下来。他妈把饭菜端过来，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吃。饭是重新热过的，菜还是中午剩的。他一口一口地吃，每一口都嚼得很慢。不是因为不好吃——他妈做的菜永远是那个味道，咸咸的酱油味，他从小吃到大。是因为他每嚼一下，都在想一件事。
王雅雅。
你在泉州还好吗。
你有没有吃饱饭。
你爸妈有没有再打你。
你把那十八片贝壳碎片贴在硬纸板上以后，有没有再数一遍，是不是真的只有十八片。
他吃完了最后一口饭，把碗筷放下。
“妈，对不起。”他说。
李秀琴愣住了。她看着儿子，儿子也看着她。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上全是岁月和劳累刻下的沟壑，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她张了张嘴，想说“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但她说不出那个字，因为她知道他在对不起什么。他想说对不起，因为他喜欢了一个他不该喜欢的人，因为他连累了这个家，因为他爸被辞了，因为他妈又得在缝纫机前多踩几百个工时。但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
李秀琴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她的手很粗，很糙，但很暖。
“傻孩子，”她说，“不怪你。”
杨晓东回到自己的小隔间，把门关上，躺在床上。他没有开灯。黑暗里，他把那半块贝壳从口袋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然后他闭上眼睛，在黑暗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还有多少皮带，多少拳头，多少冷眼，多少烂在喉咙里说不出来的话——他等她。等多久都行。
窗外的海风还在刮，筒子楼的夜晚永远嘈杂，但在他那间窄小的、黑暗的小隔间里，他的心跳得很慢很稳，沉稳得像潮汐。王雅雅转学走后的第十六天，杨晓东十七岁的冬天正式开始了。他的脸上多了新伤，背上多了新疤，心里多了一个填不满的空洞。但他还站着。他还攥着那块贝壳。他还记得自己许过的承诺。
等他再次见到王雅雅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他不知道，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