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 10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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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夏至
五月的石狮，天热得像蒸笼。海风裹着黏糊糊的湿气从台湾海峡灌进来，吹在身上不但不凉快，反而像盖了一层热毛巾。操场边的芒果树已经挂上了青涩的小果子，一串一串的，藏在茂密的叶子中间，被太阳晒得油亮油亮的。午休时间，知了在树上叫得声嘶力竭，整个校园都被它们吵得昏昏欲睡。
杨晓东的初一下学期，在知了的叫声和芒果的青涩气味里，悄然进入了尾声。
期中考试的成绩在五月中旬公布了。杨晓东考了全班第三十一名——数学七十二分，英语五十三分，语文六十八分。三科全部及格，这是他上初中以来第一次。陈国栋在班会上念排名的时候，念到“杨晓东”三个字时停顿了大概半秒钟，然后继续往下念，没有任何多余的表示。但杨晓东注意到了那个停顿。那半秒钟里，陈国栋的眼镜片反了一下光，遮住了他眼底的表情。他什么都没说，但那半秒钟的停顿比任何表扬都更让杨晓东觉得——自己这半个学期的补课没有白上。
蔡小勇考了第四十二名，比上学期退步了五名。但他似乎不怎么在意，反而对杨晓东的成绩比对自已的更兴奋。“我操，你英语居然及格了！”他在座位上压低声音喊了一句，把旁边几个同学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杨晓东把试卷折好放进书包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但他把试卷折得整整齐齐，连一个角都没有折歪。
放学后，杨晓东骑车去了海边。
他已经很久没有在放学后来这块礁石了。自从林小禾出事以后，他把那些贝壳碎片和纸条重新埋好，就再也没有挖出来看过。不是不想看——是想看，但不敢看。每一次翻开那堆碎石，那些东西就会提醒他：王雅雅走了，林小禾差点死了，他爸被辞退了，他妈在缝纫机前越来越弯的腰，他课桌上被刻的那三个字。这些东西堆在一起，太重了，他怕自己扛不住。
但今天他想来。他想告诉她——虽然她听不到——他数学考了七十二分。七十二分不算高，在班里也就是中不溜的水平，但对他来说，这是从倒数第十爬到中不溜的三十一名，是他每天晚上在台灯下抄错题、背单词、一道方程算三遍算出来的七十二分。他想告诉她，他在跑了。虽然跑得慢，但他没有停。
他爬上那块熟悉的礁石。海风还是那么大，灌进校服里，把衣服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鼓满的帆。海浪拍打着礁石，溅起的飞沫在夕阳里闪着金色的光。远处有一艘货轮正在缓缓驶过海平线，船身被夕阳镀上了一层橘红色的边。他在礁石上坐下来，从左边口袋里掏出那半块贝壳，放在掌心里。
贝壳已经磨得很薄了。从开学到现在，他每天都揣着它，打架的时候揣着，搬货的时候揣着，考试的时候也揣着。贝壳的边缘被磨得光滑圆润，上面歪歪扭扭的“东”字也越来越模糊，只剩下几道浅浅的划痕。杨晓东用拇指摩挲着那几道划痕，看着远处的海平线，在心里默默地说：王雅雅，我数学及格了。英语也及格了。我知道你肯定考得比我好——你在泉州实验中学，你肯定又是前三。但我在追。你别跑太快。我怕追不上你。
他把贝壳重新放回左边口袋，又从书包里拿出铅笔盒，打开。铅笔盒里除了贝壳碎片和创可贴包装纸，现在多了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成绩单。他把成绩单展开，看了一遍，又叠好，放回去。
他没有发现的是，就在他坐在礁石上的时候，背后木麻黄林里的小路上，有一个身影远远地站着，看了他很久。那个身影穿着一件宽大的蓝白色校服，右腿微微有些不自然地向外撇着，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是林小禾。
林小禾没有出声叫他。她只是站在木麻黄的阴影里，看着那个坐在礁石上的少年。海风把他的头发吹得竖起来，把他的校服灌满了风，他看起来比以前更瘦了，肩膀比以前更宽了，脊梁比以前更直了。他坐在那里，手里攥着什么东西，低着头看，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跟什么人说话。她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她没有走过去。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塑料袋放在小路边上——里面是一盒糯米团子，芝麻馅的，她今天早上做的——转身，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右腿还微微跛着，走远了。
五月底，杨晓东在操场上遇到了林小禾。
那天下午体育课自由活动，杨晓东一个人坐在篮球场边上背英语单词。他手里拿着那本自制的单词本，嘴里念念有词：“important，重要的，i-m-p-o-r-t-a-n-t，important。”这个词他背了三天了，每次都把“t”和“a”的顺序搞反，气得他用圆珠笔在本子上戳了好几个洞。他的手指戳在“important”上，戳出一个一个的小圆点，好像这样就能把这个单词钉进脑子里。
林小禾朝他走过来。她的步态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只有仔细看才能发现她走路时右脚落地比左脚轻了那么一点点，像是踩在不平的地面上随时准备调整重心。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在他旁边坐下，把塑料袋放在两人中间。
“芝麻馅的。”
杨晓东转过头看着她。他的单词本还摊在膝盖上，“important”那个单词被圆珠笔戳得面目全非。
“不是说了别做了吗？”
“我又不是给你做的。”林小禾把塑料袋打开，拿出一个团子咬了一口，腮帮子鼓鼓的，“我自己想吃，顺便给你带了几个。你吃不吃？”
杨晓东看了她一眼，然后伸手拿了一个。糯米团子还是热的，应该是刚蒸好没多久。芝麻馅很甜，比花生馅的更细腻，带着一股熟芝麻特有的焦香味。他嚼着团子，含含糊糊地问：“你腿好了？”
“差不多了。医生说再过一个月就不用复查了。”林小禾把团子咽下去，“现在我每天放学后都去操场走两圈。康复训练。”
“走两圈？”
“嗯。以前我只能扶着栏杆走，现在不用扶了。”林小禾转过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亮亮的东西，是那种做了一件自己都没想到能做成的事之后才会有的光，“你知道吗，杨晓东，我住院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医生说神经恢复很慢，有可能永远没有知觉。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哭。哭完就告诉自己，明天再试一次。明天再扶着床站起来一次。如果明天还不行，那就后天。后天不行，就大后天。”
她把手里的团子吃完，舔了舔手指上的椰丝，用一种很平常的语气说了一句让杨晓东记了很多年的话。
“我现在觉得，一个人只要不放弃，就没有什么能真的把你打倒。把你打倒的永远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不想站起来了。只要你还想站，你就一定能站起来。”
杨晓东嚼着团子，没有说话。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伤疤——血泡磨破之后结的痂，指关节上打架留下的老茧，虎口上那道被纸箱边缘割的长疤。这些伤疤每一道都是一个“差点被打倒”的瞬间。但他还站着。他还能背“important”，能考七十二分，能每天在台灯下抄错题。他还站着。
“你跟你那个泉州的女朋友怎么样了？”林小禾突然问。她问得很自然，语气里没有试探，没有酸涩，就是很自然地、像在问“你吃了没”一样。
杨晓东沉默了一会儿，把最后一口团子咽下去，舔了舔嘴角沾的椰丝。那椰丝有点干，卡在嗓子眼里，他清了清喉咙才开口。
“她不是女朋友。”
“她知道你喜欢她吗？”
“知道。”
“那她知道你在为了她考高中吗？”
杨晓东转过头看着林小禾，眼神里有惊讶，也有戒备。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为什么突然开始用功——连蔡小勇都没说，连许文彬都没说。这个秘密他藏得很深，藏在每天晚上的台灯下，藏在错题本的反面，藏在服装厂搬货时流的汗里。
林小禾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平静，没有吃醋，没有不甘，只有一种了然于心的通透。“你那么拼，不是为了自己。”她说，“你是个很能扛的人，但你对自己没要求。你打架是因为不在乎被打，你罚站是因为不在乎被罚。你不会为了自己考七十二分。”
杨晓东把单词本合上，放在膝盖上。海风吹过来，把单词本的书页吹得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一只白鸽在他膝盖上扑棱着翅膀。
“三年。”他说，“我跟她约了三年。她考回石狮，我考上高中。”
“现在是第几个月？”
“快九个月了。”
“还有两年多。”林小禾把最后一个团子塞进嘴里，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她的校服裙被风吹得翻飞了一下，露出右腿膝盖上那道做康复训练时留下的淡红色压痕，“够你把英语从五十三分考到一百三十分吗？”
杨晓东抬起头看着她。这个问题他不敢想。中考英语满分一百五，一百三十分是什么概念？是全年级前二十的水平。他现在的英语成绩是全年级倒数五十。从倒数五十到前二十，中间隔着几百个人，隔着两本没背完的单词书，隔着一整套他还没搞懂的语法体系。但林小禾不是在讽刺他。她的表情很认真，那双单眼皮的眼睛在阳光下透着一层薄薄的光，像是真的在等他的答案。
“不够也得够。”杨晓东说。
林小禾点了点头，好像这个答案完全在她意料之中。她拎着空了的塑料袋朝操场边走去，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喊了一声：“杨晓东，下次月考你要是英语又不及格，我就不给你带团子了。”
杨晓东看着她一瘸一拐地走远——虽然她努力想走平，但右脚落地时的那个微小的倾斜还是出卖了她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神经——嘴角动了动，一个没成型的笑容被他压了下去。他重新翻开单词本，用手指戳着那个被他戳得千疮百孔的单词，又念了一遍：“important，重要的。I-m-p-o-r-t-a-n-t。important。”
他发现自己这次没有把“t”和“a”搞反。
六月中旬，石狮进入了梅雨季。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是台风那种狂暴的倾盆大雨，而是一种绵绵密密的、灰蒙蒙的雨，像是天空被人戳了无数个小洞，永远在滴水。操场变成了泥潭，芒果树被雨水打得抬不起头，教学楼的走廊上永远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泥土味混合的气息。学生们的校服上都是潮乎乎的水汽，洗了晾不干，穿在身上黏糊糊的。
杨晓东的雨伞在上个星期被风吹坏了——那是一把从小学用到现在的折叠伞，伞骨断了两根，撑开来歪歪扭扭的，下雨的时候水从豁口灌进来，淋得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妈说要给他买一把新的，他说不用，浪费钱。他每天淋着雨骑车上学，到了教室浑身湿透，校服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整个人像一只被从水里捞出来的落汤鸡。他就用纸巾擦一擦脸，翻开课本开始早读。读的是英语——“I have a dream”，“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那些顾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例句，他全都背下来了。
期末考试的最后一科是英语，安排在六月二十八号。
那天早上，杨晓东五点半就醒了。窗外的雨停了，海面上露出一角淡蓝色的天空，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筒子楼的墙壁上投下几道明晃晃的光柱。他穿好校服——他妈昨天晚上帮他把校服缝好了，袖口那个破了一个多月的口子终于补上了——然后坐在小饭桌前，把他妈留在桌上的稀粥喝完。咸鸭蛋他留着没吃，放在口袋里，准备考完试再吃。
走进考场的时候，他的手心全是汗。不是怕——打架的时候他从来不手心出汗，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会出冷汗。但他怕考不好。他怕自己这半个学期的努力在试卷面前一文不值。他怕那些背了无数遍的单词在考场上突然全部忘光。他怕成绩出来的时候，他依然是那个全班倒数、被人看不起的杨晓东。
试卷发下来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他把试卷翻了一遍，从头看到尾。选择题，完形填空，阅读理解，作文。阅读理解的短文题目是“A Boy’s Dream”，讲的是一个贫穷的男孩通过努力考上大学的故事。杨晓东看着那个标题，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他拿起笔，开始做题。他做得很慢，每一道选择题都在草稿纸上写下排除的理由——这个选项时态不对，这个选项拼写错误，这个选项意思不通。他以前做选择题都是蒙的，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但这次他没有蒙任何一道。每道题他都认认真真地思考过。完形填空讲的是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有些词他不太确定，但根据上下文猜了个大概。阅读理解的短文除了“A Boy’s Dream”，还有一篇讲环保的，一篇讲海洋生物的。他读完每篇短文，把不认识的单词圈出来，先跳过，等通读完全文再回来猜词义。这个方法是他从许文彬那本旧辅导书里学的。
作文的题目是：“My Best Friend”。
杨晓东看着这个题目，笔尖悬在答题纸上空了大概半分钟。他想起了一个人。想起了她开学第一天穿着白裙子站在教室门口的样子，想起了她在海边踮起脚尖亲他的那一下，想起了她在雨里哭着问“你是不是喜欢我”，想起了她在信上写“我等你”又划掉。他想起的这些事情，没有一个能用英语写出来。“踮起脚尖”英语怎么说？“贝壳”英语怎么说？“划掉”英语怎么说？他全都不知道。但他还是写了。他用他仅有的词汇量，用最简单的句型——主谓宾，主系表——拼出了一篇作文。
“My best friend is a girl. Her name is Wang Yaya. She is very kind. She helped me when I was in trouble. Now she studies in another school. I miss her very much. I hope we can study in the same school again. I will work hard for that day.”
“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女孩。她叫王雅雅。她很善良。她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现在她在另一所学校读书。我很想念她。我希望我们能再次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我会为了那一天而努力。”
一共八句话。没有复杂的从句，没有高级的词汇，没有漂亮的修辞。但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每一个字都是他从心里抠出来，放进另一个语言里，笨拙地、艰难地、一字一顿地写在纸上的。写完之后他数了一遍字数——刚好六十二个词，超过题目要求的六十词。他把作文从头到尾读了三遍，改了两个拼写错误，然后放下笔。
交卷的铃声响了。杨晓东把试卷交上去，走出考场。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操场上，形成一个个明晃晃的光斑。芒果树上的小青果在雨后显得格外鲜亮，一颗一颗的，像碧玉雕成的珠子。他站在走廊上，深呼吸了一口。海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雨后泥土和青草的味道。他不知道这次英语能考多少分。但这是他第一次把英语试卷从头到尾做完了，没有蒙一道题，没有空一道题。他已经尽力了。
期末考试成绩在七月初公布。
杨晓东的英语考了六十一分。不高，刚好超过及格线一分。但他写的那篇作文，满分十五分，拿了十二分。顾老师在作文后面写了一行红色的批语：“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语法错误较多但表达清晰。继续加油！”杨晓东看了那行批语，把这几个字来来回回读了五遍，尤其是“感情真挚”四个字，每一次读到都会心跳加速。他把试卷折好，放进了铅笔盒里，跟那半块贝壳、五张便签纸和上学期的成绩单放在一起。
数学七十二分，跟期中一样。语文七十分，总分在全班排第二十八名，比期中又进步了三名。从倒数第十到第二十八，他用了一个学期。
放假那天，陈国栋把杨晓东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跟往常一样堆满了作业本和试卷，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窗外的知了叫得震天响。陈国栋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放着一叠班级排名表，表上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名字。杨晓东站在办公桌前，不知道班主任找他干什么。他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指关节微微发白——每次被叫到办公室，通常是因为打架。他下意识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学期的所作所为：他没有打过一次架。整整一个学期，零次。这是他从小学一年级以来最长的不打架纪录。
“杨晓东，”陈国栋推了推眼镜，把排名表翻到第二页，用红笔指着一个名字，“你这个学期，一次架都没打。”
杨晓东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班主任的开场白会是这个。
“以前每个星期至少打一次。这个学期，零。”陈国栋放下红笔，靠在椅背上，透过镜片看着他。那张永远波澜不惊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赞许，“成绩进步了七名。不多，但稳定。数学从五十一分到七十二分，英语从三十八分到六十一分——虽然还是不高，但进步幅度是全班最大的。你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变了？”
杨晓东沉默了。窗外的知了声一浪高过一浪，像是在替他回答。他知道答案，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难道要告诉班主任，是因为一个女生在贝壳上刻了他的名字，在信上写了“我等你”又划掉？难道要告诉班主任，是因为一个女生的后爸用椅子砸她，可她每天早上还能笑着包糯米团子？难道要告诉班主任，是因为他在服装厂搬货的时候想通了一个道理——不跑，永远追不上？
“不说也行。”陈国栋笑了一下——杨晓东第一次看到他笑，那笑容很淡，嘴角只是动了动，但确实是一个笑，“你自己知道就好。继续努力。初一只是一个开始。初二是分水岭，很多学生都在初二掉队。你现在的基础还是不牢，数学的方程和英语的语法都要趁暑假再巩固一下。初二要是还能保持这个势头，考高中不是什么难事。”
杨晓东点了点头。陈国栋把一张打印好的暑假作业清单推到他面前，上面列着数学三十道综合题、英语二十篇阅读理解、语文两篇作文。杨晓东把作业清单接过来，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他给陈国栋鞠了一躬，走出办公室。
走廊上阳光正好，芒果树的影子被海风吹得在地面上晃来晃去。暑假来了。初一结束了。一切都像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的成绩在进步，他的生活在慢慢变好，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三年之约，每天都在为它努力。他走下楼梯的时候，手指在口袋里摸着那半块贝壳，拇指沿着贝壳光滑的边缘慢慢摩挲。贝壳被他摸了一整个学期，已经薄得透明了，对着光能看到里面隐隐约约的纹路。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暑假，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完整的暑假。
暑假的第二周，杨晓东在城东工业区的那家服装厂继续打零工。还是搬货，一天二十块，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上个学期攒的钱交了学费和书费，剩的不多，他想趁着暑假多挣点，把下学期的费用攒出来。另外他还想买一样东西——一本英汉词典。他在学校小卖部看到过，厚厚的一本，红色封面，要二十八块。他一直舍不得买，每次背单词遇到不认识的词就去翻许文彬那本破得散页的辅导书。但许文彬的书毕竟不是词典，很多单词查不到。
搬货的间隙，他就坐在仓库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翻那本破辅导书。阳光从厂房的铁皮屋顶上倾泻下来，热得人头晕眼花。他的背上全是汗，校服湿透了贴在后背上，汗水顺着脊椎往下淌，在裤腰处汇成一小片深色的水渍。车间里裁剪机的轰鸣声、缝纫机的嗒嗒声、工人们互相喊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嘈嘈杂杂的，但他什么都听不见。他在背单词。“perseverance”，坚持。他在辅导书里偶然翻到的这个词，一下就记住了——因为这个词太像他自己了。他还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读，但他知道它的意思。P-e-r-s-e-v-e-r-a-n-c-e。坚持。
龚工头路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说：“你要是早点用功，何至于现在这么苦。”
杨晓东把书合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现在开始，也不晚。”
龚工头看了他几秒，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风油精扔给他。“擦擦。蚊子多。”那瓶风油精是龚工头自己用的，瓶身上的标签已经磨得模糊了，只剩下一个绿色的底纹。
“谢了。”杨晓东接住风油精，拧开盖子往手臂上抹了两下。那股刺鼻的薄荷味直冲脑门，把困意冲淡了一些。他把风油精还给龚工头，重新坐下来，翻到下一个单词。“opportunity”，机会。这个词他也记住了。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机会。而机会不是等来的，是搬三百箱货的间隙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拼出来的。
七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杨晓东下班后骑着车去海边。他每天下班后都去海边，在礁石上坐一会儿，看看落日，背几个单词，然后回家。那片海是他的避风港。不管白天在厂房里流了多少汗，不管搬货搬得腰多疼，只要坐在那块礁石上，看着海浪一下一下地拍打海岸，听着木麻黄在风中簌簌作响，他的心就会静下来。
那天傍晚的霞光特别美。海面被晚霞染成了金红色，波光粼粼的，像是谁在海面上撒了一大把碎金子。远处的海平线上，太阳正在缓缓沉入海中，把半边天空烧成了一片壮丽的橘红。海浪不紧不慢地冲刷着礁石，发出亘古不变的低吟。木麻黄在晚风里轻轻摇晃，那些斜着长的枝条在霞光中变成了黑色的剪影。
杨晓东坐在礁石上，把那半块贝壳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着。贝壳在夕阳里泛着一层淡淡的荧光，边角已经被磨得透明了，能看到贝壳内部珍珠质层的细密纹路。他把贝壳举起来，对着太阳，眯起一只眼睛看里面的纹理。那些纹理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记录着这块贝壳生长过的每一寸时光。他不知道这块贝壳还能撑多久——它已经被磨得太薄了，薄得快要撑不住了。他怕有一天它会在口袋里碎掉，像她那半块被他爸摔在地上踩碎一样。他想，如果有机会，他要去海边再找一块差不多的贝壳，重新刻一个“东”字，把这块旧的换下来收好，新的带在身上。这样就算旧的碎了，他还有新的。这样他就能一直带着贝壳，一直带着她的名字，直到三年之约到期的那一天。
他把贝壳放回左边口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粒，骑上自行车朝家的方向骑去。晚风呼呼地灌进他的衬衫里，把汗水吹干了，凉飕飕的，很舒服。他的车骑得很快，因为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他爸的工资和他自已的工钱一起发，他妈说今晚做海蛎面线糊庆祝。想到海蛎面线糊，他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中午在厂里吃的盒饭早就消化完了，他现在饿得能吃下一头牛。
快到八七路的时候，杨晓东拐进了一条近路。那条近路是他每天骑车回家的必经之路，一条窄窄的巷子，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墙皮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巷子很窄，只容得下一辆摩托车和一辆自行车并排通过，地面上的水泥路被压出了无数道裂纹，积着不知道多久的雨水。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一盏，有一段路特别黑。杨晓东习惯了，天天走，闭着眼都知道哪里该拐弯。
他骑到巷子中间那段最黑的地方时，忽然觉得有些不对。今天的巷子比平时更黑——不是一盏路灯坏了，是两盏。整条巷子从头到尾没有一盏亮着的灯，两侧居民楼的窗户也都关得严严实实，没有一扇透出光来。连平时总在巷口翻垃圾的那只流浪猫也不见了。他本能地放慢了速度。八七路长大的孩子都有一种本能——对黑暗的敏感。黑暗不可怕，但黑暗里有不该在的东西时，空气的味道会不一样。
然后他听见了身后的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至少五六个人。脚步声从巷子两端同时传来，不是跑——是快走。皮鞋和运动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回响，从前后两个方向朝中间围拢过来。杨晓东来不及多想，扔了自行车就想往旁边跑。自行车倒在积水上，溅起一片水花，但已经太晚了。
一棍子砸在他后背上。不是木棍——是钢管。力道大得他整个人往前飞了出去，摔在地上，下巴磕在水泥地上，牙齿咬到了舌头，嘴里立刻涌出一股咸腥的味道。紧接着，无数只脚从四面八方踹过来，踹在他背上、腰上、腿上、后脑勺上。钢管砸下来，砸在他的胳膊上、肋骨上、肩胛骨上。他在剧痛的间隙中听到了自己的骨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种声音不是从耳朵里听到的——是从骨头传进脑子里的，闷闷的，让人头皮发麻。
杨晓东蜷缩在地上，双手护着后脑勺，膝盖顶在胸前护着要害。这是他打架多年学会的保命姿势——护住后脑，护住肋骨，护住裆部。其余的随便打。只要不打死，他就能站起来。
但这次的殴打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打架，对方打累了就停了。或者看他被打得不动了，也就收了手。但这次没有。钢管一下接一下地砸下来，没有停顿，没有犹豫，没有任何收手的意思。没有人喊“服不服”，没有人要他认输。他们不是在教训他。他们是在往死里打。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眼前的东西在晃，巷子两侧的墙壁、地上的积水、倒在旁边的自行车——全都叠在一起，变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万只知了同时在叫。但他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左手死死地捂着校服左边的口袋。那个口袋里有半块贝壳。他的手指隔着校服布死死地按着那块贝壳的边缘，硬硬的，硌着手心。那是他仅有的东西，是他跟王雅雅之间仅存的联系。
雨落下来了。石狮的雨来得又猛又急，豆大的雨点哗哗地砸下来，砸在巷子里的积水上，砸在他满是血的脸上。雨水冲进了他的眼睛，嘴里全是铁锈味和咸味——铁锈是血，咸的是雨水，也可能是从什么地方灌进来的海水。他侧着头，透过肿胀的眼皮，借着不知道从哪里透进来的微光，看见了积水里自己的倒影。水面被雨点和血滴搅得不断晃动，但他还是看清了——一个人蜷缩在地上，护着口袋，护着一块早就磨得透明的贝壳。
雨水混着血水，从他的身下缓缓地流淌开去，沿着水泥地的裂缝，流进了巷子尽头那条散发着臭味的下水道。棍棒还在落。拳头还在落。脚还在踹。他感觉不到疼了。不是不疼——是疼过了头，身体自动关闭了痛觉的阀门。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正在一点一点地从身体里抽离，像退潮时的海水，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往远处退去。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左手按在左边的口袋上。那块贝壳硌着他的手心，是这片黑暗中唯一还在跳动的东西。
别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别碎。王雅雅。王雅雅。
雨越下越大，把他的血冲得到处都是。巷子里没有灯，没有目击者，没有路过的行人。只有雨声、钢管砸在□□上的闷响，和越来越微弱的呼吸。黑暗里有人在说话，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刚哥说了，让他长点记性。”
“不会打死吧？”
“打不死。打死了更好。”
然后是笑声。笑声被雨声吞没了。
然后脚步声远去。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剩下雨。只剩下越来越小的、若有若无的呼吸。杨晓东趴在巷子里的积水中，左手的食指还勾在口袋边缘，指尖隔着湿透的校服布，刚好碰到了口袋里面那块贝壳的边缘。贝壳还在。
贝壳还在。
作者有话说
第10章 第 10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