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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卷宗
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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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案的卷宗调取比顾深预想的要难。不是权限不够,是卷宗根本不在档案室里。沈则在档案室翻了一个上午,把近五年的所有案件卷宗登记表都查了一遍,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逐行核对。2019年6月到8月之间的记录有一段空白,整整三页登记表被人撕掉了,切口整齐,像是用美工刀裁的。撕掉的不只是三页纸,是三个月的时间里所有案件的索引信息。
“卷宗不见了。”沈则把登记表放在桌上,“不只是爆炸案的,那三个月里登记的所有案件卷宗都不见了。一共十二个案子,全部没有记录。”
顾深站在档案室的窗边,看着窗外的灰蒙蒙的天空。“谁有权限调取卷宗?”
“省厅正式编制的人员都可以申请。但调取卷宗有记录,谁调的、什么时间调的、调去做什么,都要登记。”
“那就查调取记录。”
沈则翻开调取登记本,一页一页地翻,手指在每一行字上停留,逐条核对。翻了十几页,他的手指停了。“2019年9月15日,赵鹤鸣调取了爆炸案的全部卷宗。调取理由是‘案件复核’。”
顾深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爆炸案发生在2019年8月7日。赵鹤鸣在9月15日调取了卷宗,爆炸案之后一个月零九天。那时候他还昏迷着,在医院里还没有醒过来。赵鹤鸣调取卷宗的时候,顾深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他的导师已经在替他想后事了。不是替他想,是替自己。
“赵鹤鸣调取卷宗之后,有归还记录吗?”
沈则继续往下翻,翻到年底,翻到第二年,翻到第三年。没有。赵鹤鸣调取的卷宗,没有归还记录。他调走了,再也没有还回来。
“他是副厅长。他有权限。他可以不还。”沈则合上登记本,“他把卷宗扣下了。也许销毁了,也许藏起来了,也许交给了别人。”
“他没有销毁。”顾深从窗边走过来,“赵鹤鸣不是那种会销毁证据的人。他会留着。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查,那些卷宗是他最后的筹码。”
“你是说他把卷宗当成了护身符?”
“也许。也许不是。他留给我的那只录音笔,里面的录音也是他的筹码。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交出去。卷宗也是其中之一。”
沈则沉默了几秒。“你知道卷宗在哪里吗?”
“不知道。但有人知道。”顾深拿起外套,“去看守所。见赵鹤鸣。”
看守所的探视室还是老样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被放大了好几倍。赵鹤鸣被带进来的时候,比上次见面时更老了。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是被什么东西加深了一遍,但腰背还是直的,坐在椅子上也没有靠椅背。他看着顾深,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惊喜,不是愧疚,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终于等到这一刻的表情。
“你来了。”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玻璃,“我猜你最近就会来。”
顾深在他对面坐下来,把调取登记本的照片放在桌上。“爆炸案的卷宗,你调走了。没有归还。卷宗现在在哪里?”
赵鹤鸣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你想起爆炸案的事了?”
“想起了。想起了方远最后说的话。他没有说完。但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他看到了那个人的脸。”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但你知道。卷宗里有他的名字。”
赵鹤鸣沉默了很久。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动,像某种倒计时。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了下去,低到顾深几乎要凑近才能听清。“卷宗在我家的书柜里。最下层,用牛皮纸信封封着,信封上写着你的名字。”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颤抖,“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个人是谁。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方远在救护车上醒过来一次,说了两个字。不是‘不是’,是那个人的姓。”
“什么字?”
“陈。”
顾深的手指收紧了。“陈?哪个陈?”
“省厅技术科的陈立。爆炸案发生后第三天,他辞职了。理由是‘身体原因’。没有人怀疑他。他是技术科的老员工,干了十五年,业务能力过硬,为人低调,从不和人起冲突。没有人会把爆炸案和他联系起来。”
顾深的心跳加快了。陈立。他认识他。省厅技术科,四十五岁,中等身材,戴眼镜,沉默寡言。顾深在电梯里碰到过他很多次,偶尔点头致意,偶尔说一句“早”。他对陈立的印象仅限于此——一个普通的老技术员,一个不会让人多看一眼的人。
“他为什么这么做?”
赵鹤鸣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手指关节粗大,指甲泛黄。他看了很久,像是在想该从哪里开始说。
“他儿子叫陈小军,在实验小学读过书。红色标签。陆鹤亭的实验名单上有他的名字。2009年,陈小军被关进黑屋子,关了三天。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不说话,不吃饭,不睡觉。陈立找学校,学校说‘这是正常的心理干预’。找医院,医生说‘可能是应激反应,需要时间恢复’。找省厅,省厅说‘没有证据,无法立案’。没有人帮他。”
赵鹤鸣的声音开始发颤。
“陈小军后来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他的病没有好。他休学了,退学了,住在家里,不出门。陈立的妻子受不了,和他离了婚。陈立一个人带着儿子,到处求医,花光了所有积蓄。儿子的病还是没好。2018年,陈小军从家里的阳台跳了下去。十七楼。当场死亡。”
顾深的呼吸停了。
“陈立在儿子死后,没有闹,没有哭,没有找任何人理论。他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正常和人打招呼。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我知道。因为我也是父亲。一个父亲失去了孩子,他不会忘记。他会等。等一个时机,等一个能让伤害他孩子的人付出代价的时机。”
“所以他等到了2019年。他选择了我和方远。因为我是陆鹤亭实验的受害者。方远是负责调查实验小学案子的警察,但他没有查到陈小军的名字就结案了。在陈立眼里,我们都是凶手。”
赵鹤鸣抬起头,看着顾深。那双苍老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他不是在报复你。他是在报复所有人。你是最后一个。”
顾深站起来。椅子向后滑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响。“陈立现在在哪里?”
赵鹤鸣闭上眼睛。“不知道。他辞职之后,换了好几个城市。我去找过他一次,在临市的一个小镇上。他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保安。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你不需要知道’。我说‘我欠我学生的’。他说‘你没有学生了。你只有罪’。”
顾深转过身,走向门口。“赵鹤鸣。”
赵鹤鸣睁开眼睛。
“你还欠方远一个交代。”
铁门关上了。探视室里只剩下赵鹤鸣一个人。他坐在那里,看着墙上那面钟,秒针还在一下一下地跳。他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那张调取登记本的照片上,洇开了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沈则把车开出看守所。顾深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是陈立的照片——省厅技术科的旧照片,穿着白大褂,站在实验室里,表情平淡,像任何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但顾深看着那双眼睛,那双被镜片遮住的眼睛。他在那里看到了熟悉的空洞——和他在停车场墙上数碎片时一样的空洞。那是失去了什么东西之后,再也找不到替代品的人才会有的眼睛。
“沈则。”
“嗯。”
“我要去找陈立。”
“我陪你去。”
“你不能去。你不是省厅的人。陈立认识所有省厅的警察。你去了,他不会见我。”
沈则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收紧了。“你要一个人去见他?”
“他等了我四年。他不会伤害我。如果他想伤害我,爆炸那天他就不会只放一枚炸弹在我的车底。他可以放两枚,三枚,十枚。他只想让我知道,他儿子死了,我活着。他不想让我死。他想让我带着愧疚活着。”
“你不愧疚。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顾深看着沈则。车厢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暖风的声音。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我活下来了。他儿子没有。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