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名字》仍记初年

9、第九章 第一份工：

　　吴芝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吉隆坡蕉赖一间华人幼儿园当幼教。

　　幼儿园不大，开在一排店屋的二楼，楼下是咖啡店，每天早上一楼炒咖啡豆的焦香顺着楼梯飘上来，混着孩子们奶声奶气的读书声，成了这间幼儿园特有的背景音乐。吴芝萍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把桌椅排好、黑板擦干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个大大的“早”字。繁体，一笔一划，横平竖直。

　　她教华文。小班，二十几个孩子，最小的四岁，最大的六岁。开学第一天她站在讲台上，用华文说了一句“同学们早”，底下二十几个孩子齐刷刷地看着她，然后一个男孩举手，用英文说了一句：“Teacher, I don‘t understand.”

　　吴芝萍愣了一下。她英文不好——在沙捞越的学校里学过几句，看电视学了几句，但仅限于“How are you”和“Thank you”。她想了想，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早”字，转过身指着它，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早。早上好。跟我说——早。”

　　底下沉默了两秒钟。然后那个举手的男孩大声跟了一句：“早！”带着浓重的英文腔，像在发“Zao”和“Zow”之间的某个音。其他孩子跟着稀稀拉拉地念起来。吴芝萍笑了，在黑板上又写了一个“好”字。“好。好就是good。早——好——就是good morning。”

　　从那天起，她定了一条规矩：在她的华文课上，只能说华文。谁说英文，她就假装没听见。那个男孩叫Aaron，家里讲英文的，一开始非常抗拒，每次被她点名回答问题时都故意用英文回答。她不急，也不骂。她只是站在他面前，耐心地等。他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英文，她就站在那里，脸上挂着笑，不说话。Aaron被她等得发毛了，用华文憋出一句“早上好”，她说“很好，坐下”。Aaron坐下之后偷偷对同桌说了一句：“这个老师很奇怪的咧。”

　　但慢慢地，孩子们开始习惯了。因为吴芝萍教华文的方法和其他老师不一样。她不光教写字，还教他们用华文说出身边的东西——桌子、椅子、书包、水壶、饼干。她说“谁用华文说出这个东西的名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星星贴纸”。星星贴纸是她自己做的，用金黄色的荧光纸剪成小星星，背面贴上双面胶。她在教室后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大白纸，每个孩子的名字写在上面，谁的星星多就可以在周五放学前换一包小饼干。饼干是她自己买的——最便宜的那种动物饼干，一包可以分给好几个孩子。孩子们为了那些星星贴纸和动物饼干，开始抢着说华文。

　　园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陈，大家叫她陈园长。她观察了吴芝萍两周，然后把她叫进办公室。“吴老师，你的教案给我看一下。”

　　吴芝萍把教案递过去。那是一本用旧挂历背面装订的本子——她把用过的挂历裁开，反过来用空白的那面写字。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今天教了什么字，明天的教学目标，每个孩子的进度。连哪个孩子哪个笔画容易写错都记下来了。她画画不好，但还是在生字旁边配了插图——苹果画得像被咬了一口，鱼画得像一根香肠长了眼睛。她自己看了也笑，但孩子们认得出来。陈园长翻了三页，把教案合上。她在这个行业做了快二十年，见过的幼教来来去去少说也有几十个。教案写得这么认真、用旧挂历背面钉本子的，只有吴芝萍一个。

　　“你以前做过吗？”

　　“没有，第一次。”

　　陈园长点点头。“做得好。你继续。”

　　吴芝萍在幼儿园的工资是一个月三百五十块。比她在沙捞越档口帮忙的时候多，但比她在新加坡的大姐差远了。她不在乎。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从储藏室走到幼儿园要四十分钟——坐巴士要五毛钱，她觉得贵，走路不要钱。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咖啡店的老板正在开炉，她会在楼下站一会儿，闻一闻炒咖啡豆的香味。那种焦香很浓，像是可以吃进肚子里的早餐。她把这个当成免费的开胃菜。

　　她在幼儿园吃两顿饭。早餐和午餐都是幼儿园包的——简单，但有菜有肉。她每次都把自己那份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米都不剩。女佣阿玉在后厨看到，以为她吃不饱，下次打饭的时候悄悄多打一勺。后来发现不管打多打少她都一粒不剩，才知道她不是吃不饱，是习惯了。阿玉也是苦过来的——从印尼来，在吉隆坡做了十几年女佣，什么样的雇主都见过。有些老师对她呼来喝去，有些老师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吴芝萍是第一个帮她洗碗的。

　　“吴老师！你放着，我洗！”阿玉第一次看到芝萍在厨房里挽着袖子帮她洗碗的时候，吓得跑过去抢洗碗布。

　　“你一个人洗这么多，我帮忙快一点。”芝萍没有松手。她洗完一摞碗，又开始擦灶台，擦完灶台又去抬水缸。那口水缸是厨房用的储水缸，每天早上要换水，一缸水几十公斤。平时阿玉一个人换，那天芝萍帮她抬了一边，两个女人一左一右，喊着“一、二、三”一起使劲，水缸稳稳地挪到了水龙头底下。阿玉喘着气看芝萍，想说谢谢，发现芝萍已经在擦手了。

　　从那天起，阿玉每次打饭都给芝萍留最好的——鸡腿留在饭底下，排骨挑最大块的，水果拼盘里多放一片西瓜。芝萍说“不用不用”，阿玉说“你不吃我生气”。芝萍就吃了。两个人一个在前堂教课，一个在后厨洗碗，话不多。但她看到芝萍的教案本是用旧挂历做的，默默从杂物间翻出一摞没用过的笔记本——是以前幼儿园多出来的存货，封面有点发黄但内页都是空白的——塞进芝萍的抽屉里。芝萍打开抽屉看到那一摞笔记本的时候，抬头看向厨房的方向。阿玉正背对着她洗菜，水龙头哗哗响。

　　“阿玉姐，谢谢。”

　　阿玉没回头，抬手在肩膀上摆了摆，意思是“不用谢”。

　　幼儿园的日子过得平静又充实。芝萍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喜欢她。下课的时候几个小女孩围着她要她帮忙编辫子，她手巧，在沙捞越练出来的——吴菲的头发又细又软，她从小就会编。她把小女孩的头发编成两条麻花辫，末梢用彩色橡皮筋扎紧。小女孩跑去厕所照镜子，咯咯地笑。

　　如果日子一直这样过下去就好了。

　　但幼儿园里有一个人的目光，从她上班第一天起就落在她身上。不是善意的。

　　那个人是陈园长的妹妹。大家都叫她“二小姐”。二小姐不教书，负责管理行政——排课表、管考勤、发工资。她比陈园长小几岁，长得也像，但气质完全不同。陈园长是那种笑眯眯的、说话慢条斯理的人；二小姐是那种嘴角永远抿着、眼神在别人身上一停就是一个判断的人。她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常年关着。芝萍每天经过那扇门都尽量放轻脚步。

　　二小姐不喜欢芝萍的原因，芝萍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可能是她太认真了——认真到显得别人不够认真。也可能是陈园长夸了她几次，让二小姐觉得自己的位置被动摇了。也可能根本不为什么——有些人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个对象。开学第二个月的某个下午，芝萍正在教室里面试一个新来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坐在旁边，芝萍蹲在孩子面前，指着黑板上的字一个一个地问。孩子腼腆，不怎么开口，芝萍耐心地等着。这时二小姐推门进来，当着家长的面用英文说了一句：“这个老师英文不太好，要不要换一个老师面谈？”

　　芝萍蹲在地上，手还指着黑板上的“马”字。她听到二小姐的话，脸一下子烫了。家长看了看芝萍，又看了看二小姐，表情尴尬。最后那位妈妈说：“没关系，我们也是讲华文的。”二小姐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眼睛没笑——转身出去了。芝萍把面试做完，把孩子送走，然后一个人站在空空的教室里。她看着黑板上那个“马”字，那一横写得特别用力，粉笔都断了一截。她把断掉的粉笔捡起来，放在粉笔槽里，把黑板擦了，重新写了一个“马”字。这一遍写得很轻。她退后两步看着那个字，然后转身去洗了把脸。

　　那次之后，二小姐的针对变得更加明显。她会在巡课的时候专门挑芝萍的毛病——黑板的字太小了（陈园长说过字写小一点可以多写几个）、教具太旧了（芝萍用废纸皮做的识字卡）、跟孩子说话的声音太大了（教室后面就是厨房排风扇，声音不大后排听不到）。芝萍每一次都改。字写大一点，教具换新纸皮，声音控制在刚好后排能听到的分贝。但二小姐永远有新的理由。她在走廊上碰到芝萍从来不打招呼，目光从她脸上扫过去，像是看一面空白的墙。芝萍一开始还会主动说“二小姐早”，但每次都被无视，后来她也学会了低头快步走过去。

　　有一天下午放学，芝萍在教室里收拾桌椅。二小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她说吴芝萍的学历不够——中学毕业而已——按照新规定，幼教至少要专科文凭。她没有看芝萍的脸，只是把那张通知放在最近的一张课桌上，然后转身走了。她的高跟鞋踩在走廊地板上，嗒嗒嗒，越来越远。

　　芝萍站在教室中间，手里还拎着两把叠起来的小椅子。她看着那张纸，上面的马来文她不太完全懂，但大概意思她懂。她把椅子放到桌上，拿起那张纸仔细看了一遍，确认自己没看错。然后她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她收拾完教室，去后厨帮阿玉洗了最后一次碗。阿玉在灶台边炒菜，油烟机轰轰响，看到芝萍进来，扯着嗓子说今天有剩下的咖喱鸡。芝萍说“阿玉姐，我要走了”。阿玉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转过头：“什么？”芝萍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折好的通知，放在灶台上。阿玉拿起来看了——她识字不多，读不完一句完整的话，但那张纸的抬头上盖着幼儿园的红章，她知道红章意味着什么。

　　“这很过分。”阿玉把通知单拍在灶台上，声音气得发抖。

　　“算了。”芝萍说。

　　她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桌上。围裙是她自己的，淡蓝色的，上面印着几朵褪色的小花。刚来幼儿园的时候买的，穿了快半年，洗得有点发白了。她叠围裙的动作和在沙捞越叠校衣时一模一样——对折，再对折，边角对齐，压平。阿玉转身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食堂中午剩下的咖喱鸡、炒青菜和几块炸豆腐，用橡皮筋扎紧，塞进芝萍手里。

　　“你拿着。明天早饭别饿着。”

　　芝萍没有推辞。她接过塑料袋，抱在怀里。走到楼下的时候，咖啡店已经关了门，只剩下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明日休息一天”。她站在卷帘门前闻了一会儿。明天没有炒咖啡豆的味道了。她转身往公交站的方向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五毛钱的巴士她不舍得坐。她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沿着来时的路，一步一步走回那间四块地砖宽的储藏室。推开门，排风扇还在嘎吱嘎吱地响，空气里有旧报纸和拖把的味道。小夜灯发出黄黄的光，照在四面的货箱上。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打开小夜灯，坐在折叠床上。阿玉塞的那袋咖喱鸡已经凉了，油从塑料袋的缝隙里渗出来，染在她的手指上。她舔了一下——很香。她告诉自己只是暂时运气不好，下一份工作会更好。然后她打开塑料袋，一口一口地吃那包凉了的咖喱鸡，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因为妈妈说过骨髓最补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