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名字》仍记初年

8、第八章 初到吉隆坡

　　巴士从沙捞越的美里出发，穿过婆罗洲的内陆，在南中国海的边缘换乘渡轮，再转长途巴士沿半岛西海岸南下。从家门口的红土路到吉隆坡的车站，整整走了两天一夜。

　　吴芝萍在巴士上几乎没睡。不是因为座位不舒服——虽然确实不舒服，座椅的皮套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膝盖顶着前排的椅背，伸不直。她睡不着是因为她不敢睡。她把旅行袋抱在怀里，旅行袋的拉链头断了一个，用橡皮筋缠着，里面装着她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衣服、一条丽华年轻时候的围巾、一双吴芝鸣帮她挑的新拖鞋（这次不是最便宜的了），还有一小包炒花生。那包花生是她凌晨出门前在厨房抓的，油纸包了三层，塞在旅行袋最里面的夹层。她每隔一会儿就摸一下旅行袋，确认花生还在、钱还在、身份证还在。那只旅行袋是大姐吴芝英留下的，用了好几年，边角磨得发白，深蓝色的帆布褪成了一种说不清的颜色。芝英去新加坡的时候用的就是这只袋子，现在轮到她用了。吴芝萍有时候觉得，在这个家里，东西的流转是命中注定的——旧衣服从大姐传给她，旧旅行袋也从大姐传给她。她不介意。能用的东西就不要浪费。这是妈妈教的。

　　巴士在深夜进入吉隆坡。吴芝萍是第一个发现的。她一直盯着窗外，看到远处的天边出现了一片橙红色的光——那不是夕阳，是城市的灯光。那片光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从一条线变成一片海。她看着那片光，嘴巴微微张开，膝盖上的旅行袋滑了一下都没有发觉。沙捞越的夜晚是黑的。没有路灯，没有霓虹灯，过了晚上八点村子里就只剩下月光和煤油灯。她抬头看到的夜空，星星多得像撒了一把米。而吉隆坡的夜晚是亮的。高楼上的灯一串一串，高速公路上的车灯汇成一条流动的河。她看呆了。她从小到大听说过“吉隆坡”这三个字无数次——从电视里看到的双子塔，从芝英的信里读到的繁华，——但亲眼看到的时候，她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在梦里。

　　巴士总站的人多得让芝萍心慌。凌晨时分，车站里依然灯火通明，人流像潮水一样从各个出口涌出来。有人举着牌子接人，有人拖着行李箱跑，有人坐在地上吃泡面。广播里的马来语和英语交替响起，声音从头顶的喇叭里传出来，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水。吴芝萍拎着旅行袋紧紧跟在人群后面，一步都不敢掉。她怕自己走丢了——不是怕找不到路，是怕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她一走丢，就再也没有人会找到她。

　　她们在车站外面的德士站拦了一辆车。司机是个马来大叔，后视镜上挂着一串塑料花，空调出风口夹着一个空气清新剂，闻起来像假的柠檬。芝鸣用马来语跟司机说了宿舍的地址，司机点点头，踩下油门。车子汇入深夜的车流，两边的高楼从车窗里掠过去，灯火从橙色变成白色再变成蓝色。吴芝萍的脸贴在车窗上，鼻子压出一个扁扁的印子。她看到一栋大楼，楼顶上有一个巨大的霓虹灯招牌，写着她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她看到天桥上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在打电话，她看到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灯光白得刺眼。吉隆坡的人晚上不睡觉的吗。

　　芝萍转过头，坐正了身子，把手放在膝盖上。她的手指还在旅行袋的带子上轻轻攥着。她看到计价器上的数字一直在跳，每跳一下心就揪一下。从车站到吉隆坡这短短一段路，跳掉的钱够她在沙捞越吃三碗粿条。她在心里默默记了一个账本：德士费、房费、明天的饭钱、下个月的房租。数字在她脑子里滚来滚去，滚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球。她捏了捏旅行袋夹层里那个信封——里面是丽华给她的一卷钞票，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出发前妈妈把钱塞进旅行袋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好就回来”，然后就转身进了档口。芝萍后来偷偷数过那卷钱——不多，但够她在吉隆坡撑两三个月。她知道这笔钱是妈妈存了很久的。她不想花完。

　　芝萍在一处宿舍楼下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长椅是水泥砌的，表面贴了一层瓷砖，坐上去凉凉的。她把旅行袋枕在脑后当枕头，围巾裹在肩膀上当被子。吉隆坡的夜晚比沙捞越凉一些，夜风从停车场那头吹过来，带着汽车尾气的味道和远处夜市残余的烟火气。闭上眼睛，耳朵里全是陌生的声音——远处有汽车引擎声、偶尔响起的喇叭声、自动贩卖机运转的嗡嗡声。这些声音在沙捞越是不存在的。在沙捞越的夜晚，她听到的是青蛙叫、蟋蟀叫、货船偶尔响起的汽笛声。这里没有青蛙，没有蟋蟀，没有拉让江。她翻了个身，旅行袋的拉链硌着她的脸颊，橡皮筋缠着的那枚断掉的拉链头在她耳朵边上轻轻晃荡。她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花生剥开吃了，花生有点受潮了，不够脆。她慢慢地嚼着，嘴里有了一点熟悉的焦香，眼睛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芝萍醒得很快——她从来不是赖床的人。在沙捞越的档口，丽华凌晨四点半起床，她也四点半起床，晚一分钟妈妈就会把她那份粥倒回锅里。她睁开眼睛，看到芝鸣的脸，愣了一下，然后迅速坐起来。围巾从肩膀上滑下来落在膝盖上，她弯腰捡起围巾，动作很急。

　　将就了一晚上，芝萍把围巾叠好放回旅行袋，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她在附近的小巷子里转了一上午，看了好几个出租房间——有的太贵（超过一百块的直接跳过），有的太远（走路超过半小时的不要），有的房东听说她是外地人还没工作就摇头。最后在大学后门那条街上，一个开杂货铺的阿姨说，她店后面有一间储藏室，不大，但可以住人，八十块一个月。芝萍跟着阿姨走到店后面去看——储藏室大概只有四块地砖那么宽，没有窗户，墙上有一个排风扇，扇叶积满了油灰。角落里堆着几箱矿泉水瓶和旧报纸。一张折叠床竖在墙边，床板有点发霉，上面搁着一把拖把。

　　芝萍站在那里，头顶的排风扇嘎吱嘎吱地转。她看着那张折叠床，想起沙捞越老家的厨房——厨房也比这里大。但厨房是一大家子的厨房，这里是她的。这个空间再小，也是她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第一个落脚的地方。

　　“好，我租。”她说。

　　搬进去那天，她把旅行袋放在床头当枕头，围巾叠好铺在床板上当床单。储藏室里没有灯，阿姨从杂货铺里拿了一盏用电池的小夜灯给她，说是卖不出去的存货。小夜灯发着黄黄的光，照在四面的货箱上。她想起以前家里的灶火，也是这个颜色。她闭上眼睛，听着排风扇嘎吱嘎吱的声音，嘴里含着一颗花生，没嚼完就睡着了。

　　那是她在吉隆坡的第一个晚上。